馬戈爾尼是第一個訪問中國的英國使臣。當時的英國已完成了工業革命，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制，走
上了一條資本主義擴張的道路。英國以紡織業為主導的工業有了巨大發展，需要廣闊的國外市場。中國當時仍處在康乾盛世，經濟上自給自足，周圍多國來朝供，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為防止西方侵略和鞏固自身統治，清政府在對外貿易上採取嚴格的限制政策。為了開拓中國市場，英國政府應東印度公司的請求，決定派使臣訪華，以求通過和清政府直接交涉，消除種種限制，拓展對華商務。 1787年，英王喬治三世曾任命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為大使，但這位使臣在來華途中因病去世，使團與船隊隨即返航。英國並沒有死心，又於1792年任命馬戈爾尼為大使，率一支七百人的船隊，借乾隆83歲壽辰之際來華。他們的使命主要有六點：一，開放更多的口岸；二，希望獲得一塊靠近茶和絲產地的地方或島嶼作長期貨棧之用，並在此實行英國的司法制度；三，廢除廣東的種種貿易限制；四，開拓中國新市場，特別是在北京；五，通過訂立條約開拓遠東市...
於是，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擺在英國國王和外交大臣面前的，仍舊是對華遣使擴展對華貿易的問題。當時，外交大臣亨利·鄧達斯在仔細考慮、斟酌之後決定選派喬治·馬戈爾尼為1792年英國使華團長。對於這次馬戈爾尼率團使華，英國政府極為重視。這在使臣的選派上就明顯的反映出來。正使馬戈爾尼是英國“國王的親戚，議國事的大臣”，使英國政府“從許多博學的人那裡挑出來的一個大博學的人，他從前辦過許多大事，到俄羅斯國出過差，又管過許多地方的事”,並且還在英國的一些“屬國地方料理國事情”。由此可見，英國政府派遣馬戈爾尼出使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遴選出來的合適代表。副使斯當敦“也是個體面的人，他的博學和會辦事與正使一樣”，“從前他在海地平服過許多的事情”，並且出任過同小西洋國家“講和”的談判專使。（《英王致乾隆的“表文”》）
二、 使團出使目的
對於此次來華的目的，英王在給乾隆皇帝的國書里是這么說的：英國遣使前來中國，“並不想添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國土也夠了；也不是為貪圖買賣便宜；但為著要見識普天下各地方又多少處，各處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別國的好處我們能看得著，我們的好處別國也能得著”。英國的初衷只是想“要把西方十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英王致乾隆的“表文”》）
然而，英國國王在給馬戈爾尼的訓令中則是這樣說的：“在中國經商的英國臣民很久以來就多餘其他歐洲各國。……有些國家得力於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由於他們的科學的專長和藝術上的天才，常常和那裡的神秘而文雅的王朝發生親密聯繫。他們在傳教之外，也為他們國家的利益有所盡力。但英國商人缺少這種幫助，在這個遙遠的國度里，每每被人誤解而得不到尊重。在這等情形下，我對於自己的遠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應有的關懷，並以一個大國君主的身份有力的要求中國皇帝對於他們的利益予以應有的保護。”（《英國政府給英使馬戈爾尼的訓令》）
在馬戈爾尼方面，在接受使命時，他曾寫書面報告給英國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將到來，特別要發出聲明，保證此行的目的不是強求改正過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國王參加向皇帝祝賀八十大壽的慶典，並附帶談一下兩國以後貿易的互利問題”。並且認為:“對付一個如此驕傲的朝廷，它對西方國家的力量與重要性無知，而堅持東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須給予皇帝及其大臣以莊嚴華麗的印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對於此行的目的，他還主要闡述了以下6項（《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1、 擺脫廣州官吏的限制和勒索。
2、 要求準許在靠近商品產地的口岸貿易。
3、 廢除進出口貨物關稅，或降低至初期貿易徵稅水平。
4、 獲得與葡萄牙人同等待遇，要求準許在中國某個島嶼上建立商站，並獲得與葡人在澳門同樣特權。
5、 請中國皇帝頒發特別命令，通知地方官吏，禁止強迫公司代理或其他英國人負別人行為的連帶責任。
6、 不僅在各個口岸貿易，而且要廢除足以妨礙購買不列顛貨物的種種規條，以期很快改變對中國貿易的逆差，轉而為有利於大不列顛。
從以上英國來華訪問的目的來看，在某種意義上，此時的資本主義的英國，已經準備好了要與龐大的中國封建帝國進行
顯示自身力量的較量。作為慣例，外交回合是第一個步驟。所以，英國要派出以馬戈爾尼為首的使團訪華。然而，此時的清朝對西方資本主義迅速崛起後的變化卻仍茫然無知。對於英國正式外交交往的訴求，是首次遭遇，既無概念也無準備，更無從談改變自己的宗蕃制度傳統以認真對付，於是，雙方價值觀念上的巨大差異立即顯示了出來，使得這次交往比以往任何一次朝廷與西方國家的交往更意味深長。
三、 在華出使過程
馬戈爾尼使團來華，預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人在廣州通知清朝署兩廣總督郭世勛和粵海關監督盛住，遞交了東印度公司董事長巴林給兩廣總督的正式信函，並要求在天津登岸，以免禮品經廣州長途運輸受損。郭世勛和盛住立即上奏朝廷，說英國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馬戈爾尼進貢，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聞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撫，如遇到英國貢船進口，“即委員照料護送進京”。（《清高宗實錄》）
但一方本意是來華進行外交談判，而另一方則一如既往以為是遠道來貢，這種誤解首先是英方借祝壽為名造成，而清朝皇帝則以為“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從一開始雙方的認識就不在一個基點上。所以，英國以西方當時慣行的外交先例一到中國就無異於觸礁了。
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認為“兩個傲慢者互相頂撞，雙方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把對方推倒野蠻人的邊緣”。又說：“中國拒絕對世界開放，而英國人則不管別人願意與否，想讓世界對所有的交流開放。”雖然，滿清王朝對於英國明顯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開放”要求理應拒絕，但問題在於它拒絕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貢體制。這注定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敗而告終。不僅僅是禮儀和文化的衝突，更是清朝政府對外政策的失誤。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與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與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其閉關自守的性質在此暴露無遺。
1、 貢品隱含的較量。
英國帶來的600多箱獻給乾隆皇帝的禮物中，有許多英國有意向中國顯示其科技發達、武力強盛的禮品，如當時英國最大、裝備有最大口徑火炮110門的“君主號”戰艦模型，以及榴彈炮、迫擊炮和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等。然而，乾隆皇帝卻不以為然，只是將之作為海外國家進呈的一般貢品而已，而英使也只不過是萬里迢迢來送貢品，以表示向大清國的恭順的朝貢國使節而已。因此，他不僅沒有看到禮品上所表現出的西方科技的巨大變化，相反卻還責難英使在禮品單上自稱“欽差”一詞，而降旨要其改為公差，以符天朝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