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姚墮民職業考
吹行．剃頭．閹雞
墮民吹行、演木偶戲，是墮民的藝術行檔，一個班子二個行檔。吹行以樂藝為主兼唱餘姚腔，演木偶戲時以吹行為樂隊，能唱者配唱，加木偶和支撐表演，成為木偶戲班。墮民吹行以器樂為主、兼唱餘姚高腔堂會。吹行班有五檔、七檔、十二檔，如民間迎親，開始進行“小唱酒”，作為婚宴的序曲，待打擊樂器奏畢、笙笛一響，才開始動筷開宴。墮民演木偶戲，俗稱“小戲文”，用木頭雕成戲劇人物臉譜，穿衣戴帽、能演《白蛇傳》、《狸貓換太子》，一年中主要集中在正月燈頭戲、三月清明戲、十二月冬至戲。平時在發財、做壽、婚喪、放焰口時也表演。民國時期姚北周巷、泗門、臨山一帶有小唱班、木偶戲二十多班。
墮民剃頭。現在的理髮來和理髮師，舊叫“剃頭”，剃頭的人叫“剃頭師傅”、“剃頭墮民嫂”。餘姚剃頭行檔開始的祖師爺就是餘姚的墮民，在清代以前，只用剃刀理髮修理，婦女由女墮民美容，出門提一隻方底圓蓋竹籃、內盛剃刀、羊肝石、餘姚老布；男墮民挑一副擔子，稱作“剃頭擔”，在腳埭內活動。至民國時期，剃頭成為墮民主要生活行檔，出現剃頭店，店內備有各種樂器，供人娛樂。
墮民閹雞。舊俗叫“接雞”，接雞是墮民的又一技術性行業。空時，墮民臂挽鉤子洋傘，腰掛閹雞手術刀，走村穿戶，口喊：“嘩，嘩，閹雞”。相傳餘姚墮民閹割技術為名醫華佗所創。當年三國時華佗為曹操醫治腦病，建議找開頭顱，曹操認為要謀害他，殺了華佗，死前把解剖書贈於徒弟，其華佗妻子恨其丈夫醫術而被曹操殺死的緣故，焚書解恨，待徒弟趕到，只搶出閹割術幾頁，即閹雞、豬、狗、牛等，後被寧波、紹興兩府墮民繼承，為紀念華佗先師，墮民在接雞時，高呼：“嘩”字，意思為華佗的技術。
腳埭．丐戶．衣飾
墮民活動在劃定的地盤范內生活，他們自稱為“腳埭”，以依靠腳埭的服務收費為生。餘姚在宋、元、明三代中墮民人數不多，都居住祠堂廟宇；至清、民國時期，以定居腳埭地盤為基礎、不斷擴展空白地區，形成部的腳埭，出現了一個個墮民村，又以墮民村的為心，由墮民戶劃小塊服務地盤、大都以村祠堂和廟腳埭作為服務範圍，在1929年，餘姚全縣有墮民三千多人，分布在今天的馬渚、梁弄、低塘和餘姚鎮。
丐戶，餘姚在元軍滅南宋後，把俘虜及罪人集中在紹興、上虞、餘姚、蕭山一帶，列入墮民戶口籍，明朝稱丐戶，列入丐戶的還有明初餘姚南城池方國珍部屬。丐戶住在農村，丐戶有丐戶，管理本地及外來乞丐，丐頭為世襲制。餘姚丐戶以幫立規，海頭幫以幫主為最高丐頭，下設“青頭”、下有“老鷹頭”，老鷹頭下面有“麻雀頭”。“麻雀頭”下面設四等，分為“上品丐戶”、“二等丐戶”、“阿三丐戶”和“下等丐戶”。丐頭標記為手拿一尺長的純銅天尺，稱“十八鞭”，可憑這根天尺到處吃大戶，最低的下等丐戶，只能肩背一隻毛竹筒，拿一根四尺以上的竹棒，稱“打狗棒”，在指定區域行乞。立春日為餘姚丐戶節日，丐頭接收新入丐幫的丐戶，發一隻討飯籃、一根四尺長的打狗棒。餘姚丐戶拜“嚴八菩薩”為祖師爺，“嚴八”指明朝時期泗門謝遷母親的義子嚴嵩，嚴嵩曾任明朝宰相，後罪行敗露、淪落與乞丐為伍，因與餘姚謝遷家族有關，又在泗門出資造“萬安橋”，墮民尊其為“餘姚丐神”。我國墮民分布不廣，在明朝時分布在紹興、寧波、松江、蘇州四府，“餘姚丐神”，又成為長江流域南方丐神。
墮民衣飾。在婚嫁、喜慶場合，男做值堂，女為伴娘，為東家服役。男的身穿長袍、腰束撩絞、牽左袍塞在腰間，稱“半袍”，衣服左肩高、右肩低、頭戴狗頭帽；女的稱“墮貧嫂”，穿藍色橫布裙，做迎來客往的供役服務下等雜務。至民國時期，墮民理長辮子頭，髮辮盤在頭頸間，象魯迅筆下的阿Q。
餘姚墮民長期受到歧視，直到解放後才真正成為平民。在目前，餘姚有一句流傳很廣的俚語“赤光膊，賣牛肉”，本意是指夏天取笑上身衣衫不整的人，其實是指清朝時期，官府禁殺耕牛，但墮民為了生活，私下宰殺耕牛，經常頭戴涼帽，上身光赤、肩搭毛巾、手挽竹籃，沿村叫買。
[引用信息]：西祠胡同
惰民風情
餘姚墮民，俗稱“墮貧”，“賤民”。女著橫布裙、男戴狗頭帽，成為墮民標記，做吹鼓手、演木偶戲，做伴娘、值祭堂，剃頭、閹雞、抬轎為職業，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社會群體，它的產生是社會壓迫下的一種變形，由於墮民的生活，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墮民文化，在浙東的民俗文化中留有深刻的痕跡。關於墮民的起源，眾說紛紜。根據墮民自述和多數史籍記載以及民俗學、社會學家的考證研究，大多認為，十二世紀初，金兵大舉南侵，宋將焦光瓚率部不戰而降。金兵既退，焦部為時入所不齒，遂被貶為墮民，水遠不得入即士、農、工、商四民之列，成了-個社會最低下的階層。說墮民系政治壓迫的結果，是祖先獲罪而株連子孫後裔，從而形成墮民階層，這似無異議。
四民叫喚墮民，當然是直呼其名。過去，有民謠：“人生地不熟，看見墮民喊阿叔”，是譏笑外地人的話，以為對墮民不需要禮遇，不值得尊稱，視為下等人。除“墮民”外，對他們又有“丐戶”、“小百姓”、“轎夫”、“轎頭儂”、“惰貧”、“大貧”和‘欄公”等別稱。而墮民對四民務必是尊稱。年長的須叫“相公”，有職位的須叫“老爺”，年輕的須叫“少爺”，小孩則須叫“官官”。至於女性，也用“太太”、“奶奶”、“小姐”之類的尊稱。墮民的口音與四民不大一樣，似有口吃的通病，如“初一(日)”說成“qu一(日)”；“素色”讀成“xu色”；“少奶奶”喊作“小奶奶”等等。其服飾男性頭戴狗頭帽，裙以橫布不著長衫。如是做戲的，其前額要剃光頭髮。女性梳“老嫚頭”、身穿尼衣--無袖的黑色背心，下著黑色褶襉裙。出門時，她們往往手挽一隻方底圓形竹製老嫚籃”。因此，人們只要憑其這般打扮，就一望而知是墮民了。
墮民分布於城區、鄉村，都有墮民村。他們形如同族，卻非同姓，歷來聚居一處，不與平民雜居，也不許從聚居的地方遷出來。據當年餘姚縣民教館統計，1931年全縣有墮民村30多個約有三千餘人。在餘姚城郊和鄉間、墮民聚居區有城北、馬渚、梁弄、泗門等地。
自古以來，墮民男女互相擇偶，不與平民通婚。在封建科舉時代，墮民不得赴考，亦不能捐資納官。除了這些，墮民與平民還不共職業。正如魯迅所說，他們專事“賤業”：“男人們是收舊貨，賣雞毛，捉青蛙、做戲；女的則每逢過年過節，到她所認為主人的家裡去道喜，有慶弔事情就幫忙。”挑換糖擔、分送《春牛圖》和“閣富”等成了墮民的主要職業。昔日三埭一街帶，墮民們在門面狹小、陰暗潮濕的店堂里，埋頭於布、毛、發、棕、骨等廢品的處理工作，塵埃飛揚，臭氣衝天，路人皆掩鼻而過。其實，那時人們也能從上述職業性質判斷他是不是墮民。
女性墮民婚前叫鰻線(與嫚諧音，即小鰻魚)，婚後稱老嫚。老嫚的產業是特殊的“人頭產業”。以前，每戶人家都有老嫚走動，而且，每一墮民所走動的主人家是固定的，婆婆死去，就由兒媳接班，一代一代往下傳，恰如遺產一般。除非貧窮得不得了，才將走動的權利轉讓給另一家老嫚，除了四時八節，老嫚對於主人家的情況，如何時娶媳嫁女、彌月得周、建新房、喬遷新居、壽誕喪葬等等，事先都了如指掌，屆時一定主動上門服務，從不放過這些斂錢賴以生計的良好機會。老嫚的服務工作相當周到出色，甜言蜜語特別多。在舊時愛好虛榮的社會裡，老嫚的言行獲得主人的歡心，就可得到銀角或大米、年糕、粽子之類的賞封。假使主人無端叫她不要來了，那就等於給了她重大的污辱。
幾百年來，墮民一直“在悲苦和被人輕蔑的環境下過著日子。”他們在末代即“為時人所不齒”，在元明代被貶稱為“怯憐戶”、“丐戶’，備受歧視和奴役。在禮儀上，平民見墮民不拱手，也不與之同坐，不能登堂入室，只能在人家廊下、屋檐下站立。在職業上，墮民只能專事賤業，與平民不共職業。在語言上，凡涉及墮民的都帶有貶義性質，如罵人“墮民相”，諷喻寒酸或奴性十足等。在居住上，墮民世世代代自相聚居，平民即使卑至苦力，也絕不願意與他們為鄰。在婚姻上，墮民男女自相婚配，乎民如與他們聯姻，猶如百身莫贖的罪過。在教育上，凡城鄉私塾和學堂，歷來均無墮民子弟插足之地，共至連舊曆年底送灶，四民皆於十二月廿三夜或廿四夜，唯有墮民必在廿五夜。平民清明前後上墳不拘哪一天，但不得在“穀雨”之後。而墮民則都要在“穀雨”之後上墳，以示區別。凡此種種，不一一贅述。過去，凡是發生盜竊等刑事案件。封建時代的皂役、地保和民國時期的警察、保甲長任意闖入墮民家查抄。亂捕亂抓，無需履行法律手續，他們人身財產的安全比其他人更沒有保障。
墮民為自身的自由和解放，曾不斷進行抗爭，有識之士也為此奔走呼號。如清雍正皇帝曾頒詔墮民除籍為良，民國元年，孫中山曾通令墮民與其他百姓“一體享有公權私權”。但他們實際的悲慘境遇並未真正改善。直到1949年隨著新中的涎生而獲得新生。“墮民”這一屈辱之詞，確已成為歷史陳述。
[引用信息]：中國綠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