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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革命時期的“很黃很暴力”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b157506/d64204988.htm
禁書荒唐，愚蠢的禁書者更荒唐。
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文革的末期，雖然我那時對世事尚在似懂非懂的時代，但已然對沒書可看的現實深感不滿。父母都是工學教授，家裡的書架上除了工程專業書籍、外語詞典之外就沒別的東西。母親說家裡原有一些小說，文革開始後父親怕留著這些書惹事，一把火全燒了。親戚朋友家裡的情況也差不太多，父母的親戚都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出身，對我來說，他們書架上能找到的最有意思的書就是舊版的《十萬個為什麼》，那裡邊的不少“為什麼”我至今還耳熟能詳。
正經書都找不到，性讀物就更是天方夜譚里才會出現的美事兒了，像這種找資料居然會碰上個“很黃很暴力”的視窗的美事，是連做夢也夢不到的。那時候《少女之心》已經在社會上流傳開來，不過我當時是個好學生，無緣跟這種“壞書”碰面。說起來校園裡長大的孩子，壞到底也有限，那時候我班上最壞的孩子也不過上課說說話，偶爾打打架，看黃書的膽子其實誰都沒有。不過沒賊膽有賊心，放學路上閒聊吹牛侃黃書的膽子是人人都有的，於是知道世界上除了馬恩全集雄文四卷之外，還有一本叫做《金瓶梅》的好書，那裡邊寫的都是我們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不過那會兒無論吃東西穿衣服住房子都是按官階大小安排好了的，看黃書的權利也是照著烏紗帽的大小定的。像《金瓶梅》這樣誨淫誨盜的大毒草，只有省軍級以上的烏紗帽才有資格受污染，連我們的父母都還純潔得白璧無瑕，我們這些祖國的花朵自然更是無緣沾染了。誰都沒看過的書便是天下最黃的書，所以談起《金瓶梅》，雖然沒有一個人能說上一個細節來，但大家都是擠眉弄眼一副羨慕不已的表情。比《金瓶梅》差一點的，還有一本《苦菜花》也是大家津津樂道的。這書文革中成了大毒草，但原來是一本革命讀物，所以頗有一些細節在毛孩子們中間口耳相傳，什麼日本鬼子把村姑綁在門板上輪姦，什麼日本軍官把老太太屁股打腫了再強姦滿足變態心理，自稱看過的孩子往往把這些細節講得眉飛色舞，像我這樣沒看過又不會撒謊的孩子就只好俯首傾聽，一面又嫉妒地猜測還不知道有多少美好情節被這小子藏起來了不肯說。沒人知道這書當初為什麼是革命的，也沒人知道這書後來為什麼是反革命的，唯一讓大家有興趣的是這些跟革命和反革命都不搭界的“很黃很暴力”的段落。
那時候我父母每月給我一塊錢零花。今天聽起來不算什麼，那時候卻不是個小數，一個青年工人，那個時代最讓年輕人羨慕的職業，不過十八塊錢一個月；一本連環畫不過一毛幾分錢，一本長篇小說不過五六毛錢。那年代長篇小說總共也沒出過幾本，所以能找到的書都被我買了來，《紅雨》、《新來的小石柱》、《較量》、《水下尖兵》、《虹南作戰史》、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等等。每天放學都去《新華書店》轉一圈，看見什麼買什麼，買了什麼看什麼。即使沒看過什麼真正的好書，這些書也還是讓我倒胃口。通常是一邊看一邊罵：“什麼破玩意，還不如看《十萬個為什麼》。”然而罵歸罵，看歸看。破玩意歸破玩意，到了沒書可看的時候，也只好拿來對付。
我的讀書命運的轉折發生在國小六年級的時候。那一年，隔壁搬來一家新鄰居。那家的孩子叫地龍，一個大我一歲、下巴尖得出奇的男孩子。地龍好像有一條不為人知的地下時間隧道，床頭案上總能神秘莫測地出現一些文革前出版的真正的好書，比如，《家》、《北京人》、《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等等。地龍沒有每月一塊錢的預算，所以很快我就跟他做成了一筆交易，他從我這兒借我買的新書，我從他那兒借不花錢的舊書。回想起來，地龍借給我的書遠比我借給他的書多，不過那時候的孩子還沒什麼商品觀念，不過是各自傾其所有，不互相瞞著藏著就是了。那一年的感覺，真如久旱逢甘霖，常常讀得廢寢忘食。母親叫吃飯，要叫幾遍才答應，飯碗一丟下就又捧上了書本，母親說這對腸胃不好我還跟她犟嘴，氣得母親威脅說要把我的書全沒收掉。
革命時期的“很黃很暴力”便是在這時候碰上的。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去地龍家還書，順便問了一句：“有什麼新書沒有？”
“沒有。”地龍一邊說，一邊兩眼往枕頭上瞟。他那時坐在床邊，正趴在桌子上寫作業。
“我瞅瞅你寫什麼呢？”我一邊說，一邊往桌邊蹭，然後冷不丁掀開枕頭，把那本淺色封皮、已經被翻卷了邊的書搶在了手裡，快步抽身退開。
“給我，給我！”地龍跳了起來，一邊試圖奪回書，一邊用教訓的口吻說：“這是流氓書，小孩看了不好。”
“流氓書我看得多了，怎么著？”我一邊躲開他，一邊吹牛說。
“那些算什麼？這本書是真流氓。”他還是不肯罷休。
聽了這句話，我知道這本書我非看不可了。於是我仗著個兒高，把書舉在空中，奪路而逃。
“掖好了，別讓我爸看見！”地龍跟在後邊，又是著急又是不敢大聲。
直到跑回家，我才有時間仔細看了一眼封面，知道那書名字叫《飢餓的道路》，作者是巴西著名作家喬治?亞馬多，鄭永慧翻譯，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
喬治?亞馬多，1912年8月出生於巴西南部，童年時代是在一貧如洗、盜匪橫行的可可種植園區度過的。後來加入巴西共產黨，曾參加過武裝暴動，一度被流放到捷克、蘇聯等地。他一生著述甚豐，到2001年去世時，僅長篇小說就寫了30多部。大概是跟他的早年生活和後來的信仰有關，他擅長描摹底層民眾痛苦壓抑的生存狀況，用一種近乎自然主義的筆觸刻畫常人不願意正視的變態現實，包括性生活現實，為此遭到過不少謾罵攻擊。因為《飢餓的道路》的緣故，我後來又看過不少他的小說，比如《加布里埃拉》、《黃金果的土地》、《希望的騎士》，等等，基本上都是類似的主題，也大都包含著大篇幅的性描寫。要是借用地龍的話來說，那就是亞馬多的書幾乎每本都“流氓”，不過看來看去，還是那本《飢餓的道路》，不僅是“真流氓”，而且是“最流氓”，用現在的青少年的話說，是“最黃最暴力”。
《飢餓的道路》屬於亞馬多早年的作品，描寫的是貧窮的巴西農業區的悲慘生活狀況。其中大篇幅的“流氓”段落不少，印象比較深的有饑民檢查站診所的醫生借檢查身體的機會誘姦少女，還有土匪攻占縣城，強征良家婦女開裸體舞會，等等。大作家通常不屑於寫暴力色情，小作家往往寫不好色情。《飢餓的道路》屬於大作家尚未成名的時候乾的小作家勾當，屬於難得一見的很黃很暴力的上品。醫生誘姦那一段，少女的身體描摹得聲色俱全，誘姦的過程寫得絲絲入扣，而少女的感受，那種朦朧間屈辱而又期待的心態、第一次官能反應、第一次震顫，都寫得細緻入微而又恰到好處，暴露無遺卻又留下無窮想像的餘地。裸體舞會那一場，幾百人的暴力強姦場面在亞馬多的大手筆下寫得繪聲繪色，淋漓盡致，場面的鋪排和男女人物的心態都照應得周周到到，十全十美。相比之下，如今網上那些所謂的色情文學，往往寫上3P，5P筆力就已經捉襟見肘，很快就淪落成點算抽送次數的乏味賬本。天才與蠢材之間的差別，即使是在最下流的場面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飢餓的道路》算不上亞馬多的代表作品，不僅評論家很少提及，譯作也不多見。我出國後尋找此書的英譯本，至今未能找到。如果不是亞馬多的黨員身份，大概無論如何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初被翻譯成中文，我也就無緣得見了。看過此書以後，我對其他孩子吹牛的一切黃書都失去了興趣，嘴裡不言，心裡總是說：“切，你哪裡知道什麼叫黃書？”
《苦菜花》文革後出了新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洗禮，這本著名的黃書已經被洗成了“潔本”，當年小毛孩子們吹牛的那些“很黃很暴力”的段落都杳如黃鶴，真假難考了。至於《金瓶梅》，這是我出國後去圖書館找的第一本書，然而裡邊的性描寫呆板單調，離“很黃很暴力”的高標準相去十萬八千里，讓我大失所望，這樣的省軍級待遇，不要也罷。
回想五十年前，《金瓶梅》被當作淫書禁讀，比它“流氓”得多的《飢餓的道路》雖然“很黃很暴力”，卻作為革命書籍大行其道，不禁莞爾。
禁書荒唐，愚蠢的禁書者更荒唐。
張平 2007年12月6日初稿，2008年1月7日改定 於特拉維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