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讀者翻開的這本書，是四位新華社老記者根據自己1980年的採訪筆記整理而成的，其中大部分內容曾寫成“內參”供中央最高決策層參考，不少內容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作過批示，成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據，對改變中國前途命運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四位記者當時年齡最大的48歲，最小的33歲。
讀罷本書，你可以深切體會到堅持實事求是的重要和艱難，也可以深刻感受到，人民共和國為了擺脫貧困，為了追求理想中的幸福，曾經走過怎樣曲折的道路，曾經承受多么巨大的磨難。
目錄
序言
真話的歷程
第一章 願飢餓的歲月從此結束
一 太原街頭的吉兆
二 收容所何時關門
三 王家灣的今昔
四 在民族英雄謝子長的家鄉
五 訪《東方紅》歌手李有源老家
六 “難兄難弟”都有了希望
七 在貧困的死亡線上
八 挽救失去的忠誠
第二章
徘徊在黃土高原的陰影
一 在遙遠的地質年代
二 黃土的來歷與性格
三 大自然的報復
四 乾旱的“珠穆朗瑪峰”
五 咚咚炮聲話冰雹
六 三十年的建設與破壞
七 多災多難的子午嶺
第三章 要使農業真正成為農民自己的事業
一 沒有主人的事業
二 戈色令的遭遇引起的聯想
三 中國的農民就吃這一套嗎
四 一個做了大好事的人為什麼要自殺
第四章 這裡需要更多的有志者
一 從一位給人們帶來信心的縣委書記說起
二 “民眾生活好了才算好乾部”
三 “不斷革命”的後果
四 要支持有識之士施展雄才
第五章 要努力提高文化科技水平
一 黃土高原需要千萬個薛振聲
二 人才為什麼流失
三 看這裡的學校窮到何等地步
四 “智力開發”刻不容緩
第六章 綠色在於頑強的生命
一 為什麼不讓多種“搖錢樹”
二 “自留山，可美著哩”
三 困難面前出英雄
四 訪種樹三兄弟
第七章 今後向何處去
一 大討論帶來的新方針
二 必須打破自然經濟的束縛
三 農田基建不能再這樣“大搞”了
四 好鋼要用在刀刃上
五 “退耕”不能光喊在嘴上
六 不能只要鐵牛丟掉黃牛
七 要使流通渠道暢通起來
第八章“獨木橋”聯著“陽關道”
一 “王魁包山”的啟示
二 改革的衝突
三 孟家坪的創舉
四 西北農民的呼聲
五 王一寧的“政見”
六 張易公社並未翻船
七 大得民心的措施
第九章 一份關於報告的報告
後記 十八年後的回憶
馮東書：敢問路在何方
戴國強：匆匆已過十八年
傅上倫：為了永不忘卻的紀念
胡國華：往事當回首
媒體評論
要說真話。寫實情。斯諾的《西行漫記》，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為什麼至今讀來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為他們真實地記錄了大量的事實。他們當時發的新聞，今天成了信史。你們這次調查，今天看是新聞，明天也就成了歷史。
——穆青（時任新華社社長）
書是一個晚上讀完的，讀得心潮起伏，後半夜完全失眠。這種情況是我以前從未發生過的。全書沒有華麗的詞句，也沒有故弄玄虛的技巧，質樸到了極致，你說是新聞調查也可，是報告文學也好，是長篇散文也好，但你為中國改革初期現狀的巨大真實所震撼，為作者的膽識、良知和職業責任心所凝聚的靈魂所感動。
——賈平凹（著名作家）
書摘插圖
第一章 願飢餓的歲月從此結束
一 太原街頭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國大地春意萌發、冰雪消融的季節，我們從北京坐火車到山西省太原市，開始了為期近半年的黃土高原農村調查。
我們來到太原街頭，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飯店。
性急的朋友也許要問：太原的飯店同黃土高原有什麼相干？說穿了未免令人沮喪：我們的用意，不是別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飯的人還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個“出經驗不出糧食”的地方。這個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實際，我們未去深究。但在“學大寨運動”搞得最熱鬧的那些年，太原街頭要飯的人成群結隊，卻是我們曾經耳聞目睹的事實。那幾年，我們每次到太原，隨便到街上轉轉，都碰見不少沿街乞討的農民，有的要錢，有的要糧票，飯店更是他們頻頻光顧之所。只要你買的飯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襤褸的婦女，白髮蒼蒼的老人，拄著拐棍的殘廢人，就會把一隻只掉了瓷的飯碗、茶杯或是廢罐頭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種不同的悽慘的音調哀求，“可憐可憐吧”，“給半塊饃吧”，“給一勺麵條吧”。有的則默默地把一隻又黑又髒的手擱在你的碗邊，不給他一點決不縮手。面對這種情景，有幾個人能堅持把飯吃完呢！而當你一離桌，乞食者立刻就會撲上去爭奪剩菜殘飯，吃了不算，還要用舌頭把那盛菜的盤子舔過來舔過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點油漬為止，叫人見了真是痛心。
這些要飯的人是從哪裡來的？大多是從太原西邊的呂梁山上來的。如果你一一細問他們是山里哪個縣的，多數又會回答你：臨縣。
呂梁山，山西人稱它為“西山”，古稱“骨脊山”。因為它峰巔相連，形似脊骨，後人以兩骨相連處頗像兩口相對，如一個“呂”字，故易名為呂梁山，並成為晉西群山的總稱。在戰爭年代，呂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賀龍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二。師沿北同蒲路挺進晉西北，開創了晉綏邊區抗日根據地，這呂梁山區就是晉綏邊區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戰中，英雄的呂梁兒女在此抗擊了日偽的上萬次進攻，殲滅了十餘萬敵人，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績。
可是，就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在全國解放三十年之後，不少農民的生活卻反而不如賀老總在這裡的時候了。呂梁地區總共十三個縣，山上九個縣，一百四十七萬人，山下四個縣，一百零三萬人。在“四人幫”禍國殃民達到頂峰的1976年，糧食總產不到十二億斤，人均占有糧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糧僅二百來斤，人均分配收入四十三元。最窮的臨縣，從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得的收入，達到和超過四十元的，僅有三年，其餘十九年都在四十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僅有二十一元八角，平均一天才六分錢。就算達到了四十元吧，一天也不過一角一分錢。一角一分錢，在北京還買不了兩個一兩糧票的芝麻醬燒餅，怎能維持住一天的生計呢？於是姑娘們一批批遠嫁他鄉，年輕媳婦離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討謀生，也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臨縣縣委書記劉乃柱過去曾告訴過我們：這個縣有的年頭，有統計的外流人口達一萬三四千人，沒有統計的，就說不清了。他們往哪裡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這個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飯嘛。久而久之，太原街頭要飯人數的多寡，就像溫度計那樣，成了人們觀察山西地區農村形勢好壞的一隻“表”了。我們所以要從太原街頭開始作調查，原由也就在這裡。
精彩選讀
黃土高原驚人的貧困，同惡劣的自然條件是分不開的。我們從太原到蘭州，橫穿黃土高原，一路所見，幾乎是萬山皆禿，無水不渾。行至陝北、隴東、隴中之時，正值這裡的雨季，每逢暴雨過後，平日乾涸的千溝萬壑，大小河流，頓時洪水奔騰咆哮，夾帶大量泥沙一齊匯入黃河。那水色之渾沌，簡直如厚泥漿一般。這就是黃土高原上的最大災害——水土流失。
黃土高原西起祁連山的支脈日月山，東至太行山，南始秦嶺，北達陰山，地跨青、甘、寧、內蒙古、陝、晉、豫七個省(區)，總面積有五十八萬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積有四十三萬平方公里，每年泄入黃河的泥沙有十六億噸之多。據觀察，這些地方每平方公里每年流失的土壤少則三千多噸，多則二三萬噸，平均起來，相當於每年颳去一厘米多厚的表土。這些表土，每噸含氮肥零點八至一點五公斤，磷肥一點五公斤，鉀肥二十公斤。算起來，每年失掉的氮、磷、鉀肥達三千多萬噸，等於一百座年產三十萬噸的現代化化肥廠全年的產量。水流走了，肥土流走了，這裡的農業生產怎么能搞得好!
那么，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又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呢?如果歷史上就是這樣萬山皆禿，有水皆渾，它怎能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地?如果是人類破壞的結果，那又怎樣解釋華北大平原是由黃河等河流夾帶的泥沙填海而成的呢?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能不能從根本上得到治理呢?
在陝西關中盆地上的武功縣，我們訪問了中國科學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幾位科研人員饒有興味的介紹，把我們帶回到了遙遠的地質年代。
占我國陸地總面積百分之六多一點的黃土高原，整體看來像一個巨大的“山”字：矗立在西端的祁連山及其支脈日月山，好像是左邊的一豎；雄踞於東端的太行山，像是右邊的一豎；那南北走向的六盤山正像中間的一豎；而橫貫我國中部的秦嶺，恰似底下的一橫。山脈構成了地形的骨架，把黃土高原分成了幾大塊：六盤山以西稱隴西高原，或稱隴中高原；六盤山以東、呂梁山以西，地質學上稱為鄂爾多斯台地，其中晉陝交界處的子午嶺又把它分成兩半，西半部叫隴東高原，東半部叫陝北高原；呂梁山以東、太行山以西，就是山西高原。高原上還有兩塊陷落地帶，這就是秦嶺北坡的關中盆地和山西汾河流域的汾河盆地。
黃土高原的中小地形類型，更是複雜多樣。人們通常把比較完整平坦的高原地面叫做“塬”；塬面遭到溝谷流水切割後，形成黃土丘陵。丘陵的高度雖然可以各處不一，但就某一區域來看，卻常常是一致的。它們的形狀和大小更是千奇百怪，當地民眾狀形取名，把那長條狀的丘陵叫做“梁”，孤立渾圓狀、頂部呈穹形的叫做“峁”，塬與溝谷間的較大的殘餘平地叫做“坪”，“梁”與“峁”接合處的鞍地叫做“崾嶮”。溝谷、河流兩岸大小不一的平地叫做“川地”，台階狀的高地稱為“台地”。
這樣複雜多樣的地形，是由不同地區底下的不同性質的岩石，經過地球的內力(地殼運動等)和外力(流水、風力等)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遙遠的地質年代，由變質岩構成基礎的隴西古陸，一直在上升中，而由沉積岩構成基礎的古老而又穩定的鄂爾多斯台地，則一直在下沉。到了距今約七千萬年的時候，地球上發生了一次被稱為喜馬拉雅運動的地殼運動(喜馬拉雅山就是這次運動造成的)。在這次地殼運動的影響下，隴西古陸與鄂爾多斯台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急劇上升。在距今一億三千多萬年已經形成的太行山，其西部也同時再次抬升。古老的基岩經過地球內力作用和水蝕，便形成了一些高峻的山嶽和深邃的峽谷。
到了距今五百萬年的時候，隴西古陸和鄂爾多斯台地又開始下沉，下沉的過程中被蓋上了一層厚厚的紅土，幾乎埋覆了所有的侵蝕山谷和峽谷。這時候的高原景觀是：地平如水，廣闊無垠，氣候溫和，到處是散生著森林的草原，在茫茫原野上野馬賓士，羚羊咩叫，鴕鳥漫步，鼢鼠覓食，古象成群。1973年，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在黃土高原溝壑區的涇河上游馬蓮河畔合水縣境內，發掘出一具較為完整的古象化石。它身高四米多，體長八米，門齒長三點零三米，門齒直徑三十二厘米(正端五十厘米)，是目前世界上發現的個體最長、骨骼最完整的劍齒象化石。從這具古象化石中，不難想像距今三百萬年至五百萬年時黃土高原的自然面貌。
但是，那時的高原，還不能叫黃土高原。一是它並不高，是類似現在華北平原的低平原；二是覆蓋在上面的是厚度五十米至二百五十米的紅土和紅色古土壤層，現在黃土高原的“帽子”——黃土，這時也尚未戴上。
到了距今約二三百萬年的時候，地球進入了地質史上著名的冰川活動期。高原基礎發生著頻繁的變化，鄂爾多斯台地相對抬高，而現在的汾渭平原則相對陷落，成為“地塹”。古老的黃河及其水系——河流和溝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發育了。黃河從青藏高原奔流下來，本當經現在的蘭州一路向東，但由於受到六盤山的阻扼，它不得不改向北去，穿行於賀蘭山以東的銀川盆地。繼而又受到北面東西走向的陰山山系攔截，又折而東向，徑流在陰山前的平原上。流到現今內蒙古托克托一帶，又受阻於南北走向的呂梁山脈，掉頭往南，沿著鄂爾多斯台地與呂梁山脈之間的低洼地帶南流。它年復一年，頑強地切割著前進道路上的古老基岩，加上地質構造運動使兩岸地面不斷上升，終於在今晉陝之間切出了一道深邃的峽谷形的河道，直到撞上了華山，才又掉頭東流。這就是黃河“S”形大彎形成的原因。
在整個冰川活動期，氣候寒冷，其間又經歷過由熱變冷、又由冷變熱的十幾次反覆。氣候的劇變，便為高原戴上“黃帽”創造了條件：無數次塵暴把北方沙漠和乾旱地帶的沙土吹送了過來。覆蓋在所有河谷、溝谷斜坡上和平原上，許多小溝底部也被黃土填塞，使整個山谷變成黃色的寬淺的凹地。地質學上稱這種穀型為“古代侵蝕溝”。後來，由於地殼變動和流水及風力的作用，又出現了許多新的溝壑，這就是“現代侵蝕溝”。現代侵蝕溝的發生和發展還只是近兩千年來的事。由於黃土高原各地地質構造不同，地貌不同，水土流失的狀況也不同：六盤山以西地區，原始的平坦地面在黃土堆積前就破壞完了，因此後來留下的是連綿起伏的黃土山地以及由開闊的多滑坡的現代侵蝕溝迅速發育而成的溝壑。隴東高原位於鄂爾多斯台地腹部，離汾渭地塹較遠，受地殼升降運動影響較小，因此河系溝系發育程度也較輕，從而保存下了很多未被侵蝕掉的平坦的原始地面，即現在的董志塬等塬地。陝北高原和晉西北高原以及內蒙古托克托一帶處於台地邊緣，高原基礎變動劇烈頻繁，又緊臨黃河，很多河流溝道直通黃河，水土流失嚴重，原來平坦的地面被切割成支離破碎的梁峁丘陵。而汾渭地塹由於階梯狀地下沉，又經河流夾帶泥沙的沖積，終於形成了後來的關中平原和汾河平原。這就是說，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早在人類產生以前就開始了。
冰川活動期過去之後，氣候逐漸回暖，黃土高原又開始滋生各種植物，出現新的生態環境。漸漸地覆蓋黃土表層的顏色轉為褐色，在它的上面長起了森林和草原，水土流失也大大減輕，整個高原變得綠織原野，清流鎖谷。正是在這宜人的環境中，人類的祖先——猿人出現了。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嶺北麓灞河上游藍田縣九間房公社的公主嶺，出土了一塊猿人頭蓋骨化石。在此以前，在灞河右岸也發掘得一塊猿人下頜骨化石。經分析鑑定，這兩塊猿人頭骨化石，與“北京猿人”化石相類似，但也有不同。它比“北京猿人”腦殼較薄，腦蓋低，腦量較小，眉骨發達，故定名為“藍田猿人”。與“藍田猿人”化石同時發現的還有與猿人同時代的舊石器，以及北豹、虎、葛氏斑鹿、李氏野豬、東方劍齒象、碩獼猴、直柰狼、三門馬、藍田大扁鹿、中國古野牛等十餘種哺乳動物化石。這表明：在距今約八十萬年——比“北京猿人”還早三四十萬年的時候，“藍田猿人”已經在黃土高原上條件最好的渭河流域，用自製的簡單的工具，依靠集體的力量，開始向大自然進行了艱苦的鬥爭。
在這以前，考古工作者還在臨汾盆地的襄汾縣南，汾河岸邊的丁村附近，發現了三枚古人類牙齒，以及二十多種動物化石和兩千多件石器、石片。經鑑定，這是生活在距今十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的古人牙齒，定為“丁村人”。“丁村人”是介於“北京猿人”和現代人之間的古人。他們使用的舊石器，與“北京猿人”比較，已有相當大的進步。在社會組織上，大體已脫離了原始群居的亂婚狀態，進入血族群婚的階段。這是從原始人群過渡到氏族制度的一個重要過程。我國的氏族制在“丁村人”時期就逐漸萌芽了。
隨著人類的進化，最早的農業在渭河流域產生了。相傳遠古時代的部落首領炎帝，也就是神農氏，在今陝西岐山縣以東，“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以作”，在肥沃的黃土上長出了人類親手種植的農作物，使黃土高原的渭河流域，成為我國原始農業的發源地。此後又歷夏、商、周至秦始皇統一中國，黃土高原一天天興旺起來，走向了它的黃金時代。
作者簡介
傅上倫，是浙江省奉化市人，1966年9月參加工作，197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新華社寧夏分社記者、《經濟參考報》國內版副主編，新華社浙江分社采編部主任、黨組成員、副社長，省廣電廳黨組成員、省電台台長、副廳長，浙江日報社編委委員等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