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音樂文化(2009)》在學院戒箴與學者行規的“氣場”中，因為文脈相承的存續而少了輕浮，多了厚重；少了功利，多了人文，學者們的共同堅守，使這片天地，去奢從朴，境界高古。在這裡，對“博之我文，約之我禮”的師長的尊崇以及對高尚專業素質的敬重，得到依然不改的認同。這是我們堅守的底線：深自斂抑，懷抱敬畏。
雖然一個詞的基本含義與原初意義沒有多大改變，但在人文情懷失落、快餐文化盛行的當下語境中，“敬畏”就有重新解讀和強調的意義，這就是我們希望的下一代也能承續的琴瑟之雅。
20世紀形成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對民族音樂教育的重視程度略嫌貧弱，年輕人不願意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近些年間，這種態度有所轉變，隨著社會對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呼籲，20世紀初對待傳統文化的過激的態度以及未經深思熟慮便倉促做出的“滅絕”政策不斷得到矯正，文化生態逐漸朝著有利於傳統音樂保護和傳承的方向發展。不但老師們認識到，學生們也認識到：沒有獨特文化的民族難以在世界上自立，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越來越顯得珍貴。觀念的轉變，使學生們在確定論文選題時，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特殊關注。相關題材的論文隨之湧出，初看幾篇調查報告，禁不住輕呼一聲。看著他們從小村莊來回奔跑、回到學校爭相告知家鄉音樂恢復與變遷的興奮樣子，真讓人感到，了解家鄉文化和田野採訪是初出茅廬的學術經歷中一個多么巨大的幸福源泉。
圖書目錄
民族音樂學
原生與再生
——豫中笙管樂班的傳承與變遷研究
《娘娘詞》儀式音樂分析
包頭地區二人台現狀調查
論當代語境中舟山鑼鼓的社會維持
永康鼓詞的藝術形態及生存狀況
禮俗關係下的文化傳承——以膠東道樂為例
走向經典的現代戲
——豫劇現代戲《倒霉大叔的婚事》調查與研究
中國古代音樂史
竹書《孔子詩論》中的“雅樂”觀及樂歌研究
大和初至會昌年間洛下文士的音樂生活
清代山東喪俗音樂研究
——以清代山東地方志為例
北宋科技對音樂的影響
音樂考古學
南方出土商末青銅樂鐘的編列
克孜爾石窟伎樂壁畫中的樂隊組合形式
鼓吏考
近現當代音樂史
對“國樂”發展歷史的再認識
中國基督教音樂研究現狀述評
砥柱中流
——王震亞先生的音樂世界
陳洪國樂改革思想研究
歷史上的新音樂及趙、諷對新音樂的闡釋
“第一屆全國音樂周”的歷史意義與文化價值
“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全程描述
《中國音樂學》欄目分析
《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編輯中的問題及解決方案
20世紀中國曲藝音樂基本概念研究
黃霈的流行音樂創作
崑劇《1699·桃花扇》配樂淺析
琴學
明清琴樂演奏實踐美學概況
律學
簡論查阜西的律學研究
江永生平及其樂律學貢獻
音樂美學
“客家箏”美學思想探微
……
編輯推薦
《音樂文化(2008)》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音樂系的教育在近些年間發展的頗有規模，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音樂學界發生的變化，研究生培養不能不說是最令人矚目的領域。
文摘內容
插圖：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圪擋頭村4號墓有了更為進步的銅鈴。二里頭遺址時代相當於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銅鈴時代屬二里頭二期偏晚。形制與天門石家河陶鈴相近，通高8.5厘米，頂部中間有兩個方穿孔夾一窄梁，一側出扉。出土時置於墓主胸、腰之間，上面附著麻布，鈴已破碎。鈴腔內置一玉管形鈴舌，舌呈圓柱狀，通高6.3厘米，頂略圓，有一穿。男一件二里頭晚期銅鈴通高9.4厘米，形制與上器相近，側有一扉，但頂上已置有一環紐，比起前者的窄梁形實心紐更進步。另外，二里頭遺址的11號墓、57號墓均有銅鈴及玉鈴舌出土。這些銅鈴在出土時一般用絲麻織物多層包裹，配以精美的玉質鈴舌，顯見在當時是異常珍貴的東西。有意思的是，二里頭文化遺址還出土了與銅鈴形制相近的陶鈴以及漆鼓、陶塤、石磬等樂器。這些陶鈴應為早期銅鈴模仿的對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約當夏代之際，鑄造鐘類樂器所必須具備的合范法已經發明，並較山西襄汾陶寺遺址3296號墓出土銅鈴反映出的技術條件更為進步，古代沿用下來的陶鈴已有了發聲性能更好的銅質仿品。處於龍山文化晚期、約當傳說中夏代的襄汾陶寺遺址和偃師二里頭遺址，其陶鈴、銅鈴正處於共存並用時期。比起陶鈴，銅鈴音量大、音色美、發音靈敏、更加耐用，聲學性能和機械性能均有很大優越性。鈴由陶向銅發生的質變，翻開了鍾屬樂器問世的第一頁。
襄汾陶寺遺址和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鈴，在形制上有共同特點，即腔體橫截面並非正圓形，接近橢圓形或合瓦形。這恰恰是華夏民族鍾類樂器在形制上區別於世界其他古文明中類似器物的根本特點。這一特點源於遠古陶鈴，被後世幾乎所有青銅鐘類樂器所繼承，包括殷商編鐃、大鐃，兩周甬鍾、紐鍾、鉦、鐸和旬耀等器，同樣也包括青銅鑹。這種造型的腔體結構，是後世中國青銅甬鍾所建樹的重大成就——編鐘雙音技術的重要基礎。商周以來產生的合瓦形腔體的雙音青銅編鐘，遠在古代陶鈴和約當夏代的原始銅鈴身上已經構建成形。
序言簡介
《音樂文化》的編輯出版始於200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一直希望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建立一種合作機制，並把學術交流的願望落實到具體項目上：經由中國音樂研究所所長喬建中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系主任陳永華協商，決定合編一個年度性刊物。這就是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音樂又化》。刊物的特點是，大陸與香港學者共同撰稿編輯，採用繁體字印刷。
也是沒有經驗，喬建中與陳永華的協商條款中根本沒有想到、自然也不包括從大陸把成書運到香港的費用，雖說香港回歸，依然在“一國兩制”體制下沿用的“國際郵費”高得讓人難以接受。為了省錢，採用便宜的國內郵費，把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音樂文化》運到香港，中國音樂研究所把書寄到深圳。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的我，拉著家用雙輪手推車，一趟一趟把書取回來，硬是“合法逃稅”，“偷渡”過去幾百本書.，從深圳郵局，越過羅湖海關，再乘火車到香港中文大學，最後拉到位於小山坡上的音樂系，頂著南國那很不招人喜歡的火辣辣太陽，聞著絕對超過書香的汗臭，心裡極不平衡地憤慨道：為什麼寫書人、編書人還必須成為運書（輸）人、販書人？中國音樂研究所似乎必須忍受知識階層命中注定的貧困，而且至今也沒有富裕起來的跡象一說來也奇，對於自己辦的雜誌以及不但為了把簡體字改為繁體字而投入的編輯辛苦而且真正付出大汗淋漓代價換來的竟然是越來越割捨不下的感情！那種感隋就在一趟趟“非法逃稅”的長途跋涉中一次次加濃，成了讓人體味到比之油墨書香還要濃烈的人生況味。
後來，我們採用相同模式，2001年又編輯和出版了第二本《音樂文化》。那年年底，我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返回中國音樂研究所，若有若無、斷斷續續的“文化交流”之線，似乎出就接續不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