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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康慨報導 三年前，雷沙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帶著無上尊榮去世，波蘭議會以集體默哀向他致敬，波蘭人民公推他為20世紀最偉大的記者，且因在報告文學領域的傑出成就，他獲得世界範圍內的盛名，死前或距諾貝爾文學獎僅一步之遙。
然而在其晚年，有關他在報導、特別是成書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刻意虛構的傳言始終不絕於耳。最新的、也是迄今最系統和最具殺傷力的指控，來自波蘭今天（3月3日）上市的卡普欽斯基新傳：阿圖爾·多莫斯瓦夫斯基（Artur Domoslawski）所著長達600頁的《非虛構的卡普欽斯基》（Kapuscinski non-fiction）。
編造·間諜·情夫
《非虛構的卡普欽斯基》一書的出版，乃近日除了蕭邦誕辰200周年紀念，波蘭最受矚目的文化事件。該書指稱，卡普欽斯基在記者生涯中，不斷置“英式新聞”的嚴格規範於不顧，屢次逾越新聞報導與文學虛構之間的界限，混淆事實與想像，經常提供不精確、或故意模糊化的細節，不僅在本人不在場的情況下聲稱親歷了事件現場，甚至為了所謂更高層次的真實，而多有刻意之編造。
書中聲稱，根據波蘭國民記憶協會對人民共和國時代秘密檔案的考察，證實了另一項關於卡普欽斯基由來已久的傳言，即他長期以駐外記者的身份為掩護，為蘇聯和波蘭情報機關效力，同時與大量情人有染。
多莫斯瓦夫斯基並非小報記者，或專挖名人下流隱私的狗仔作家，而是波蘭頗具聲望的調查記者和作家，供職於該國最大日報《選舉報》，著名的知識分子亞當·米奇尼克乃該報總編。
今日上市之前，《非虛構的卡普欽斯基》已經引發了軒然大波。卡普欽斯基的遺孀艾麗西婭·卡普欽絲卡曾以官司相迫，致原定在克拉科夫出版此書的Znak出版社中止了契約，多莫斯瓦夫斯基設法找到華沙的SwiatKsiazki出版社接手，卡太太終將後者一同訴入公堂，以多莫斯瓦夫斯基誤用事實，污損亡夫作品及聲譽為由，要求法庭下令，禁止此書出版。
一周前，華沙地方法院駁回了卡太太的訴求。值得注意的是，據波蘭電台報導，卡普欽絲卡並未提供有說服力的證據，以使法官相信此書對卡普欽斯基構成了誹謗威脅。相反，法庭指出，她不僅事先知道此書的主旨，亦在多莫斯瓦夫斯基寫作的過程中，向他提供了亡夫的私人筆記和文檔。法庭還特彆強調，已故的卡普欽斯基先生乃公眾人物，且書中所引用的某些事實，已在他去世後的三年間漸次曝光，故而對其傳記不予查禁。
政變·革命·屠殺
1932年，卡普欽斯基生於波蘭東部的平斯克（現屬白俄羅斯）。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他成為波蘭通訊社（PAP）駐非洲的唯一記者，在頻發的政變、革命和屠殺中，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迅速成長為政治報告文學的大師。1978年，他出版了長篇報告文學《皇帝》（Cesarz），雖為海爾·塞拉西在衣索比亞統治衰落史的記錄，但從對獨裁體制的分析上論，更具普世意義。《皇帝》成為他最著名的作品，在東歐和西方均產生過極大影響。他後來說，此書寫的更多是“獨裁統治的機械構造”。
三年後他出版新書《伊朗王中王》（Szachinszach），記錄了1979年推翻巴列維國王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他的主要作品還有：描寫安哥拉內戰的《生命中的另一天》（Jeszcze dzien zycia，1976）、見證蘇聯衰落時期的《帝國》（Imperium，1993）、《足球戰爭》（Wojna futbolowa，1978），以及《太陽的陰影》（Heban，2001）。
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書、自傳性長篇隨筆《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去年5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中國出版了烏蘭中譯本。此書一半是回憶，一半是對2500年前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的研究，及對其巨著《歷史》的閱讀札記。卡普欽斯基認為，希羅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位外事記者。同樣，記者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歷史學家。
書中還記錄了1957年，他在《青年旗幟報》工作期間，曾借交換採訪之機來華，卻毫無工作機會。有位“李同事”與他形影不離，時刻監督他的一舉一動。他對“百花齊放”時代中國的觀察，雖膚淺和流於表面，卻仍可令人掩卷思考。卡普欽斯基受到冷遇，固然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或許也反映了主人對他身份的懷疑。退一步來講，卡普欽斯基與情報機關的合作，可能事出身不由己，東歐許多通訊社皆為半公開的情治單位，若不順從，他便得不到出國工作的機會。
波蘭前外長瓦迪斯拉夫·巴托謝夫斯基近日連續對《非虛構的卡普欽斯基》一書表示強烈抗議，甚至以中止他本人與Swiat Ksiazki的出版契約相威脅。但他也承認，他與卡普欽斯基僅有一面之緣，而且“我知道他來自一個與我不同的環境”。
新聞與文學的界限
至於文學虛構，早有人為卡普欽斯基辯解，說他另有崇高目的，意在以第三世界的獨裁與腐化（哪怕某些細節出自虛構），影射本國的政治現實。
談到這一點時，多莫斯瓦夫斯基告訴昨天出版的《衛報》：“有時，文學觀念征服了他。舉個例子，（卡普欽斯基）有段文字，寫烏干達維多利亞湖中的魚，因為享用被伊迪·阿明殺掉的人，都長的更加肥大了。這是個生動而可怕的隱喻。而事實上，魚變得肥大，是因為吃了來自尼羅河的小魚。”
多莫斯瓦夫斯基認為，卡普欽斯基有志進行新聞文體“實驗”。“他不知道自己逾越了新聞與文學之間的界限。”他說，“我仍然認為他的書精彩而珍貴。可說到底，它們應被歸入小說。”多先生另舉一例，指卡普欽斯基曾經栩栩如生地報導了1968年墨西哥發生的一次大屠殺，可儘管他堅稱“我在那兒”，而且他當時也確曾在拉美出差，可事實是，他並未目睹事件的發生。
卡普欽斯基做記者時，隨身帶兩本筆記，一本平鋪直敘，按訊息寫，隨即以電訊發回國內；另一本則記所思所感，夾敘夾議，用作將來寫書的素材。
此外，多莫斯瓦夫斯基認為，卡普欽斯基也以小說家的筆法，神化了自己的專業經歷，“創造了一個關於他本人的傳奇。我可以理解他這么做的原因。如果你來自一個小國，其文化和語言不為海外所知，你就得讓自己發出更強的信息。”
多先生對《衛報》表示，寫作此傳，實無意揭露。相反，他本人始終視卡普欽斯基為“我的導師”。“我認為我的書是不偏不倚的。奇怪的是，我當時是帶著同情來寫卡普欽斯基的。我寫得非常投入。”他還辯稱，書中寫卡普欽斯基性關係和間諜生涯的文字，僅有17頁。
卡普欽斯基去世前九年，多莫斯瓦夫斯基與他結識，但在他生前，多先生從未想過要為他寫傳記。他說：“我不知道該不該稱他為朋友。因為其他人比我更有資格自稱是他的好友。而卡普欽斯基一直把我當成他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