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零容忍警務是一種警務戰略，又稱"生活質量警務"，其核心是通過對輕微犯罪(特別是公共秩序犯罪)採取強有力的執法措施，以預防更為嚴重的犯罪，並最終促使犯罪率下降的一種警務運作方式。
含義
一是嚴格執法
它主張採取主動進攻的警務策略，集中力量打擊違法犯罪活動。對所有的違法犯罪行為一律嚴懲不貸，這就要求一線警務人員嚴格執法，但絕非隨意執法，不行使自由裁量權，嚴格施行逮捕或處罰等措施。
二是重視打擊輕微犯罪
打擊犯罪採取它主張防患於未然，決不姑息任何輕微犯罪和社會失序行為。該政策認為，當眾酗酒、當眾小便、塗鴉、破壞公物、流浪乞討、街頭賣淫、使用大功率音箱、強行洗車等影響生活質量的輕微犯罪，同時也常常是暴力犯罪和惡性犯罪的導火索。因此，對這些犯罪要高度重視並採取強有力措施予以打擊，以增強警方和社區民眾與犯罪作鬥爭的信心，密切警民關係，防止嚴重犯罪行為的發生。
依據
“零容忍”打擊犯罪政策的理論依據是1982年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喬治凱琳提出的“破窗理論”。該理論指出，如果社區中有一棟建築的一扇窗戶遭到破壞而未得到及時修補，那么，肇事者就會誤認為整體建築都無人管理，從而得到了自己可以任意進行破壞的心理暗示，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會給人一種社會無序的感覺，各種違反秩序的行為和犯罪行為就會在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潛滋暗長，整個社會治安狀況隨之逐步惡化。“破窗理論”的重要貢獻在於，它非常有力地使人們相信，在輕微的違法行與嚴重的犯罪之間有著重要的聯繫。而“零容忍”打擊犯罪政策，正是一種有效合理的修補“破窗”的策略。
政策
美國政策
在美國，“零容忍”最初是在20世紀80年代控制毒品犯罪的活動中提出來的，隨後被引入學校。1989年，為防止毒品和暴力進入校園，加利福尼亞州的學校首先實施“零容忍”政策，對持有毒品和參與幫派活動的學行毫不留情地開除。在1966—1997年期間，為維護學校安全美國75%以上的學校採用了“零容忍”政策，這一政策成為絕大多數學校紀律規範的核心支柱。這種“零容忍”策略得到了1993年當選的市長朱利安尼的大力支持。在隨後的幾年中，朱利安尼把“零容忍”政策推廣到紐約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角落，主要針對毒品、槍枝、青少年犯罪、汽車盜竊、腐敗、交通違規、家庭暴力和各種影響生活質量的犯罪。這樣，紐約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狀況明顯好轉。在1994一1997年短短几年間，紐約的犯罪率降低了37%，兇殺案件的犯罪率甚至降低了50%以上，達到了紐約近30年來犯罪率的最低點；1993年至1995年，紐約市的機動車犯罪案件下降了40%，搶劫案件下降了32%，入室盜竊案件下降了38%。
美國措施
一是制定明確的犯罪控制戰略 一是清除街頭槍枝。重新整合巡邏資源，用於識別和追蹤販賣槍枝的罪犯，修改了對進行涉槍犯罪調查和逮捕的警察的培訓方案。
二是遏制學校和街頭的年輕人暴力。為學校制定安全計畫。增加警力，加強對暴力案件的偵破。
三是趕走紐約市的毒販。麻醉品專業調查隊負責將戶外的毒品交易活動趕離街道，並對交易者的槍枝、現金、毒品和車輛追查到底。
四是消除家庭暴力。每個分局都有專門處理家庭暴力的警察，必要時逮捕虐待者。打擊家庭暴力辦公室為受害者及其孩子提供庇護所和支持性服務。
五是改造紐約市的公共場所。通過實施有關公共秩序方面的法律來控制社會秩序，提高公眾的信心，使他們感到街道是安全的。
六是減少紐約市的涉車犯罪。分局指揮官有權對“剁碎店”，即被懷疑拆卸或買賣被盜汽車配件的企業採取“針刺行動”。這一行動是指警察設店鋪假裝從事收購贓物業務，從而逮捕銷贓的罪犯的做法。同時，增加各巡區反汽車盜竊隊的警員，配備存儲有被盜車輛、司機駕駛證和註冊數據等方面信息的移動數碼終端計算機系統的警車。
七是根除腐敗現象。主張創建一個空前廉政的警察機構，引人腐敗投訴、案例分析和正直測試等制度。
八是改善紐約市的道路狀況。成立負責疏導交通流、減少交通事故的交通控制支隊。
九是緝拿逃犯。制定一套進攻性追擊和拘禁逃犯的精細方法，包括強化巡邏中的憑證逮捕措施、引入新的調查技巧和利用其他地方執法機構的資源去識別和拘禁逃犯等。
（二）重拳打擊影響生活質量的輕微犯罪
布拉頓一再強調，紐約市嚴重犯罪下降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對輕微犯罪採取了進攻性的戰略。他在任期間，明確要求警察執行更多的逮捕，儘量減少“案頭罰單”，即一種取代逮捕的現場罰單。布拉頓聲稱：“如果你在街頭小便的話別再指望一張罰單就了事，你必須到監獄裡去待待。”紐約市警察局打擊生活質量類犯罪的舉措主要是：
1．嚴厲打擊塗鴉行為。成立了新的反塗鴉、破壞公私財物專業隊，直接向警察首長負責，該專業隊建有塗鴉標記資料庫，以便分析比對各種塗鴉行為。
2．嚴厲打擊流浪乞討和非法擺賣行為。在“掃蕩”這些人的過程中，警察還採取“柵欄行動”，即將公園、廣場等封鎖起來，並將其盡數拘捕。有人批評對流浪者的這些舉措侵犯了公眾的憲法權利，時任市長朱利安尼說：“在街上睡覺的權利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享有，美國的開國者從來就沒有把這種權利寫在憲法上。”
3．嚴厲打擊強行洗車行為。一個時期以來，紐約“洗車者”拿髒乎乎的破布在擋風玻璃上劃拉幾下就向司機索要服務費。1993年，紐約市警察局開始逮捕這批人，在被逮捕的人中，約有一半人有嚴重犯罪記錄，一半人有毒品犯罪史。
4．嚴厲打擊捷運逃票行為。這一舉措不但增加了捷運運行的收入，而且帶動了犯罪的大幅度下降。
5．嚴厲打擊製造噪音的行為。警察配備有噪聲計，並使用聲頻陷波器查找高聲放音樂的汽車，使用機車檢測器檢測機車的噪聲。警察可對肇事車主進行處罰。
6．嚴厲打擊未成年人飲酒問題。警察對在公共場所公開持有酒類飲品的未成年人，一律發出傳票；警方招募未成年市民做志願者進行試探，對向未成年人售酒的商店店主進行逮捕或發傳票，如果店主多次向未成年人出售酒，店鋪將被關閉。
7．嚴厲打擊街頭賣淫行為。自1997年，紐約市警察局規定剷除賣淫是每個警察的責任，應採取多種手段對付賣淫活動，包括安排便衣警察用望遠鏡識別潛在的縹客和妓女，另外還採取“蝕本行動”，讓女警扮成妓女搜尋縹客，一旦達成交易，後援警力便前來逮捕縹客。
8．嚴厲打擊酒後駕車。1999年，紐約市警察局開始一項針對酒後駕車的“零容忍”舉措，若嫌疑人身體中的酒精含量達到法定標準，警察將沒收其汽車。美國民權聯盟因此將紐約市警察局稱為“納粹”，而前紐約市警察局局長沙弗則認為，沒收酒後駕車者的汽車就如同從街道上清走了一件重達3000磅的武器。
9．著力解決社區“熱點”擾民問題。紐約市警察局制定了“處理社區熱點跨機構反應方案”，聯絡稅務、消防、衛生、證照管理等部門共同開展執法檢查，及時清除酒吧、俱樂部、雜貨店、廢舊汽車堆放地等“熱點”部位存在的問題。
（三）情報主導警務
為提高打擊犯罪的針對性，紐約市警察局在布拉頓任期內開創了後來風靡於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計算機化統計模式，全面推行由計算機統計報告、分局指揮官簡要報告、犯罪對策會議構成的情報主導運行體系，即將計算機用於分析和統計犯罪數據，並將其與警務責任緊密結合起來，大大增強了警察的責任感，促進了警務效益的提高。
紐約市警察局運用計算機系統監控高危場所和人群，及時收集有關情報，為警務管理人員提供犯罪“熱點”區域和犯罪趨勢等信息，為刑事偵查人員提供信息系統連結服務，通過連續的情報信息指導各級警務人員及時調整工作重點。定期召開各警區警長參加的計算機綜合統計數據月度分析會，各警長根據犯罪情報信息，特別是犯罪態勢圖表，確定本轄區犯罪高發類型和部位，並回顧總結上個月的工作措施，簡要報告下個月的工作計畫。許多學者和實際工作者都認為，這種模式的推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紐約犯罪率大幅下降的關鍵原因。
（四）以“零容忍”原則管理隊伍
紐約市警察局將“零容忍”原則引入隊伍管理，嚴格執行內部管理紀律，大力整飭警隊風氣。其主要手段有：一是組織重塑，重塑需要確定清晰的目標，需要調整組織架構，需要警局內外專家最大限度的參與。二是分散化管理，賦予分局指揮官更多的決定權，使紐約市警察局“真正擁有了76個小型警察局”，使各分局指揮官可根據市局確定的總體目標，從本轄區實際情況出發，自行決定合適的警務措施。三是知人善任，將表現和承諾作為最重要的用人標誰，而不是服務年限。沙弗認為，作為警察局局長，必須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大膽交流、處理或調整那些效率不高的人。沙弗在任期間，76名分局指揮官有54名都被撤換。四是強化培訓，把培訓作為增強凝聚力、提高戰鬥力的重要手段，分新警培訓、晉升培訓和在職培訓等。五是嚴格考核，把整個警隊分三個層次（最好、可以、需要改進），對於經過培訓和勸誡後仍不能維持職業水準的警察予以降職或辭退。
案例
一、牢系安全帶“零容忍”行動
自1999年，紐約警方每年都與其他部門聯手開展三次牢系安全帶“零容忍”行動，每次10天左右，旨在增加安全帶的使用率，挽救生命。這一“零容忍”行動每年將挽救至少148條生命，挽回超過州乙美元的經濟損失。
專家認為在高速公路上不系安全帶比酗酒導致的死亡比率更高。紐約2003年死於車禍的司乘人員超過1/4屬未系安全帶，而這些嚴重的死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警方的安全警語是“牢系安全帶，不然罰單來”。發展至2005年，紐約市法律對安全帶使用對象的規定是：所有前排座位乘客（不管年齡大小）；所有後排座位乘客中小於16歲的；4歲以下兒童須安置於州政府核准的兒童安全座上；4歲以下但體重超過40磅的兒童，須安置在設有護腰和護肩安全帶的輔助座位上；4一6歲兒童須固定在一個合適的兒童安全座上或輔助座上。儘管早在1984年紐約就頒布了一部強制使用安全帶的法律，但在1999年之前，安全帶的使用率低於75%，而到2003年紐約市民系安全帶比率已達91.4%。2003年，紐約市警方共設立763個安全帶檢查站，開出56474張罰單，其中1877例為兒童安全帶違章。2004年，設立超過840個檢查站，開出54000張安全帶罰單，其中近1458例為兒童安全帶違章。
二、對非法煙花爆竹的“零容忍”警告
2006年5月8日，紐約市長布魯姆伯格、警察局局長凱里和煙花火器管理局局長斯高派特對紐約市民運輸、買賣或非法使用煙花爆竹發出警告令。在紐約，所有煙花爆竹消費者均是非法的，一經發現買賣者、使用者均將予以逮捕。對運輸煙花爆竹進入紐約市的人，其交通工具將一律被紐約市警察局沒收。
相關連結
“零容忍”在其他國家和地區
英國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零容忍”口號，但紐約犯罪率的大幅下降才真正使英國人對“零容忍”刮目相看。英國一些警察局也將這一政策付諸於實踐。克利夫蘭郡集中對公共場所亂丟垃圾、塗鴉、破壞公私財物、乞討等行為實施了“零容忍”政策，結果犯罪率有了明顯的下降，首府的犯罪率一年中就下降了25%。倫敦的王十字地區於1996年12月也採取了“零容忍”行動，增派25名警員“清理”公共場所的乞丐、醉鬼和無家可歸的遊蕩人員。這一政策得到了首相布萊爾和內務部長傑克·斯托等政要的讚揚。為打擊日益猖撅的賣淫活動，英國政府從2006年起開展了一項打擊賣淫“零容忍”運動。
與此同時，法、德、西班牙等西歐國家紛紛前往紐約“取經”。墨西哥城曾被聯合國列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其犯罪率之高也是出了名的。墨西哥城行政長官洛佩斯·奧夫拉多爾於2002年11月不惜花重金聘請前紐約市市長朱利安尼及前警察局局長、法律顧問等協助解決墨西哥城的治安問題。據估計，朱利安尼的年薪達400萬美元，其薪水連墨西哥總統都望塵莫及。中國香港廉政公署反腐模式是“零度容忍，貪一塊錢也不行”，這成為著名的司法理念。加拿大在1993年出台了“容忍度為零”的政策，該政策規定：一經發現家庭暴力，必須立案；警察有權入室制止；一旦發現丈夫對妻子有施暴前科，離婚時，房屋將全部歸妻子所有。
中國政策
與其他國家一樣，“零容忍”也漂洋過海到了中國。中國許多部門都在叫響“零容忍”這個口號，掀起各種各樣的“零容忍”運動，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反腐倡廉、學術造假、教育失公、假冒偽劣、虛假廣告、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等。
“零容忍”最初是作為一種打擊犯罪戰略提出的，它理所當然引起中國警界的關注。“零容忍”在中國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已有一定程度的實踐，杭州、廣州走在了最前列，是國內“零容忍”警務的先鋒和領頭雁。
因存在嚴重學術詐欺行為，2005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獲獎項目“渦鏇壓縮機設計製造關鍵技術研究及系列產品開發”，被科技部公開撤銷了其昔日獲得的國家科技獎項。公眾對這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可能並不陌生，因為早在去年3月，該成果的獲獎者李連生，就因學術造假被西安交大解除了教師聘用契約。
評析
對於“零容忍”政策，除了一大片的歡呼與喝彩之外，當今西方民眾與學者對其的批評與爭議也不絕於耳。有人說，在犯罪率下降的諸多因素中，“零容忍”政策充其量只能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有人說，這一政策強調警察以強硬的態度嚴格執法必然產生一些負面效應—使得警察作風粗暴、侵犯公民個人利益、導致警民關係緊張、使向來敏感的種族關係也付出了代價等；也有人說這一政策過分強調犯罪率升降等統計結果，為將來的警務管理風格和文化理念埋下隱患；還有人從犯罪學的“標籤理論”出發（該理論認為，一個人一旦被貼上犯罪人的標籤，這個否定性的身份就會迫使他繼續走上犯罪的道路），指出“零容忍”對輕微犯罪的嚴處可能會導致未來重新犯罪率的升高。
零容忍NBA
零容忍是2006-2007賽季NBA常規賽開始前，NBA出台的一項執法政策，NBA官方稱之為“尊重比賽（Respect for the Game）”規則，“零容忍”並非NBA規則的一個具體條文，而是對裁判執法行為的一個指導方針。2010-2011賽季NBA常規賽開始前，聯盟推出擴大技術犯規適用範圍的判罰指南，其內容與零容忍有類似之處。
產生
2006-2007賽季開始時，NBA出台規定，限制球員在比賽中對裁判判罰的抱怨，該規則允許裁判對過於激烈地抱怨判罰的球員吹罰技術犯規。球員和媒體稱之為“零容忍”規則。NBA總裁大衛·斯特恩（David Stern）說做出這一規定的原因是“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員，比賽的精彩程度不遜於過去任何時候”，而過多的抱怨“損害了這一點，一小部分球員把時間花在和裁判爭論上，降低了比賽的節奏。……這些都展示了世界上最優秀球員的缺乏魅力的一面。教練對這一規則沒有意見，因為其結果是球員將及時退回防守，而不再在前場為沒有得到哨子而爭論”。
NBA籃球事務執行副總裁斯圖·傑克遜（Stu Jackson）在2006年11月7日的一次採訪中表示，NBA推行這一規則是為了“顯著降低比賽中球員抱怨的次數”。斯圖·傑克遜稱，“零容忍”是一種誤解，因為“我們允許球員們‘一時激動’做出的反應，只要反應不過度。換句話說，當他們不以一種無禮的方式與裁判溝通，不亂揮雙臂，不對著裁判吼叫和咒罵，不對裁判做出侵犯性的手勢時，……他們不會受到懲罰。”
案例
有統計說在2006-2007賽季的前51場比賽中，出現了104次技術犯規，有7人次被逐出場，其中只有7場比賽沒有出現技術犯規。但是隨著賽季的進行，技術犯規吹罰的次數明顯下降。整個2006-2007賽季NBA一共出現2304次技術犯規，比前一賽季的2070次多出了11.3%。
2006年11月2日，丹佛掘金隊的球星卡梅羅·安東尼（Carmelo Anthony）在球隊揭幕戰中兩次技術犯規被罰下，《丹佛郵報》的報導中提到：“儘管安東尼沒有去看裁判泰德·華盛頓（Ted Washington）或者對他說話，他仍然在第三節掘金隊落後兩分的時候被吹罰了第二次技術犯規被罰下。他得到這次技術犯規的原因是在吃到個人第四次犯規之後，將髮帶扔向地面。
各方評論
在“零容忍”規則出台之後，拉希德·華萊士（Rasheed Wallace）就宣稱這是針對他的一條規則：“這只是另一條‘拉希德·華萊士規則’。這就是說我必須做正確的事情。在任何他們為了某個特定的球員而改變比賽規則的時候，你必須去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如果我是球隊的隊長之一，那會發生什麼？是不是這就要意味著我不能跟他們（裁判）說話？你不能向他們頂嘴，好像他們是你的父母一樣。他們像是在對你說，‘如果你對我說一句話，我就會懲罰你’。（零容忍）就是這個樣子。我會找些辦法告訴他們我的感受。”
而邁阿密熱火隊主教練帕特·萊利（Pat Riley）認為球員仍可以與裁判交涉，只是需要注意控制情緒：“裁判會非常注意球員們的抱怨。對於裁判而言，這是重要的事情之一。每次吹罰，都會引來10名球員向裁判發牢騷。聯盟就是要是告訴球員不要這么做。”
也有人認為這一政策非常有必要。《華盛頓郵報》的Michael Wilbon認為：“沒人喜歡看到苦瓜臉，雙臂的揮舞，跺腳，用力拍球等等，尤其是在十一月中旬一場比賽的第二節的一次不是無理取鬧的判罰之後。這種荒誕正是為什麼有太多觀眾認為NBA球員是自戀狂、自大狂、暴躁狂和無法溝通的人。……太多人毫不在意那些為他們付錢的人。誰會花錢到球場來看這些大肆抱怨？沒有人。一些球員所表達的看法，說NBA試圖帶走比賽的激情，實在荒謬到了無禮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