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仲拉頂廣法寺

雍仲拉.頂廣法寺原名“雍仲拉頂寺”又稱“金川雍仲寺”、“雍仲朗”，漢語稱“金川寺”，又名“廣法寺”，位於四川省金川縣以南的安寧鄉末末扎村。距金川縣28公里。俱摩爾多聖山50公里。“雍仲”在藏語裡意為“吉祥神”，由本教八個派列中的雍仲本得名，為本教寺院。

《安多政教史》言：“雍仲郎傳建於然旦甲布（大金土司），寺大能容千人，清廷金川之戰後，滅本教改興黃教，故改寺廟名為旦白朗（廣法寺）……”。曾被列為清代四大廟之一，為清乾隆以來四川西北藏族地區之宗教中心。
廣法寺，藏語稱之為bsTan－vphel－gling或dgav ldan gling，由乾隆皇帝下令建於1776年，為清朝中後期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最大的格魯派寺院。出任該寺堪布及其主要高級宗教職務的宗教人員都由清朝中央政府理藩院委派，輪流在此進行管理並傳播格魯派教義。堪布等人的薪俸和口糧不僅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供給，而且整個寺院還有清朝中央政府劃撥的八百由土地，以維持整個寺院的生計。
據大量翔實的漢藏文文獻記載，雍仲拉頂寺為清朝前期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帶最大的本教寺院雍仲拉頂寺。廣法寺就是在雍仲拉頂寺廢墟上修建而成的。
一、乾隆初期前的雍仲拉頂寺
雍仲拉頂寺，在清代漢文文獻中稱之為雍中喇嘛寺，當時為促浸土司屬下管理的一座本教寺院。歷史上，這一帶地區即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大部分地區、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等部分藏族聚居區被稱為嘉絨藏區，由十八個土司分別管理，促浸土司即是其中之一。
促浸，漢文文獻稱為金川，因該地盛產黃金而得名。“金川"一名最早出現於隋代，當時在此設有金川縣。唐朝時此地屬維州（今理縣薛城）管理，至明朝時隸屬雜谷腦安撫司（今理縣縣城），其首領哈衣麻衣喇嘛曾受封演化禪師，並受印信。後其孫莎羅奔帶領土兵隨將軍岳鍾琪征西藏有功，遂於雍正元年（1723年）被封為金川安撫司，莎羅奔號大金川，而以原土司澤旺為小金川.
金川於是一分為二，出現了大小金川之稱。在地理位置上，金川縣西與丹巴縣交界，東與馬爾康縣接壤，南與小金縣相鄰，北與壤塘縣毗鄰，一直與上述諸縣境內分布的革什咱、贊拉、綽斯甲、巴底、巴旺、索磨、松崗等土司相處，關係甚為密切。
嘉絨地區自歷史上一直虔誠信仰本教，現在丹巴縣境內的墨爾多山是此地最大的本教聖山，至今前往朝拜的人仍絡繹不絕。儘管文獻對本教在這一地區的早期活動缺少比較明確的記載，但從清朝中期的漢文文獻來看，此地是本教極為活躍的中心地帶之一，因為《平定兩金川方略》僅在金川一縣內就提到了舍齊寺、拉枯寺、噶爾丹寺等諸多本教寺院。與此同時，據夏扎·扎西堅參撰著的《嘉言寶庫》一書記載，由於吐蕃時期西藏大力弘揚佛教，打擊本教，因此大批本教徒將自己的經典藏匿起來，以供後世弘傳自己的教義所用。當時，有大批本教經典就藏匿在嘉絨地區。後來僅在墨爾多山附近就出土了三大箱的本教經典，其中一箱有三十部經典，一箱有三十五部經典，另一箱有二十九部經典，共九十四部本教經典。
這些經典的內容幾乎涵蓋本教教義和儀軌的方方面面。與此同時，還在墨爾多山西面的察臥日巴讓夏地方發現了許多策旺仁增（Tshedbang rig vdzin）傳授的經典。
如此眾多本教經典在此地的發現進一步表明，本教是這一地區廣為流行的主要宗教。正如記載的那樣，“這片地方雖有六十二座其他教派的寺院，但格魯派沒有多大的勢力，惟獨本教盛行”。
雍仲拉頂寺位於大渡河東岸的河谷上，南北兩山對峙，依山臨河而建，距離丹巴縣境內嘉絨地區的本教聖山只有五十公里。儘管當時的寺院建築大多已不復存在，但從定西將軍阿桂於1776年3月8日向乾隆皇帝呈報的寺院建築圖樣可知，該寺當時裝飾有金碧輝煌的大金頂和銅瓦，建築極其華麗、精美，規模十分宏大。乾隆皇帝看完圖紙後，不僅說建築“形勢頗覺可觀，此系番地最大廟宇，其材料裝飾有用者多”。而且指示阿桂：平定金川後，將該寺的木料、所有銅瓦及裝修華美什件拆運來京，擇地照式建蓋，以便仿造、以紀武成盛績。可見，無論從建築規模還是從裝飾上來看，雍仲拉頂寺都不愧為是嘉絨地區最大的本教寺院之一。
關於雍仲拉頂寺的修建年代，由於缺乏翔實、確切的文獻記載，學術界至今都尚無定論。據《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藏傳佛教史略》，目前有兩種說法：其中之一認為，該寺建於2世紀，為一位名叫雍仲拉西的本教僧人所建，而另一種說法則認為該寺建於唐代。前者據傳說，德足（今馬爾邦鄉獨足溝）有一位名叫謝思若撲傑爾的人夜宿岩洞，有菩薩來託夢，說：“你要在尋找到失物的地方建屋居住，我將傳授你超度眾生的法術。”清晨，謝思若撲傑爾醒來，不見自己的鞋帽，看洞外，一層白雪鋪地，雪地上有狐狸的足跡，便順狐狸的足跡尋找遺失的鞋帽。他翻山越嶺，涉過河流，行至一處彎月形的大草坪時，草坪鮮花盛開，蜂蝶飛舞，草坪中央有一個七色鮮花壘成的彩塔，他的鞋帽放置在塔頂。謝思若撲傑爾於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此建屋居住。後來，他成為一位本教高僧，在這一帶地區傳播本教。而後者據藏文文獻《藏地木爾多地方史》認為，雍仲拉頂寺是後世促浸（chu chen）嘉絨部落第二十三代和第二十五代首領在8世紀建成的修行小廟的基礎上修建而成的。
二、雍仲拉頂寺與金川之戰
雍仲拉頂寺既然是一座著名的本教寺院，那么，它為什麼在後來又變成了格魯派的寺院呢？這一點正是本文將探討的主要問題。究其緣由，這與乾隆時期曠日持久的金川之戰密切相關。
據《清實錄》、《金川案》、《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兩金川方略》等漢文文獻記載，第一次金川之戰始於乾隆十二年（1747年），止於乾隆十四年（1749年）；第二次金川之戰始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止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1746年，金川土司莎羅奔侵襲小金川土司之地，奪小金川土司澤旺的印信，後經四川總督紀山調解，金川土司釋放了澤旺，並歸還了印信。但由於金川土司不服，於是於第二年攻革什咱及明正土司轄地，圍攻霍耳、章谷等地，紀山領兵前往彈壓，金川土司不僅不聽，反而殺傷了許多官兵。清朝中央政府派雲貴總督張廣泗出征進剿，於是燃起了第一次金川之戰的戰火。由於小金川土司澤旺、土舍良爾吉佯降，並暗中勾結漢員王秋，向莎羅奔泄露軍情，官兵大敗，乾隆皇帝於是於1748年派大學士訥親前往指揮。訥親不知軍情，派總兵任舉、參將賈國良貿然進攻噶拉依（今安寧），任舉戰死，官兵大敗而畏縮不前，便建議修築碉堡相持，進行持久戰。為此，乾隆皇帝大怒，將張廣泗和訥親二人召回北京，並將二人斬首，改派大學士傅恆經略，並起用岳鍾琪為四川總督。二人先殺良爾吉、王秋，斷金川土司內應後，乾隆皇帝又增派三萬五千名精兵前往。岳鍾琪與傅恆從黨壩和滬水水陸並進，分兵合擊，直攻金川土司心臟勒烏圍、卡撒，並在克勒烏圍之後，前後夾攻噶拉依，莎羅奔被迫投降，耗時三年的戰爭才終於宣告結束。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莎羅奔讓位於其兄之子朗卡後，朗卡秘結革什咱臣民，圍攻官寨，驅逐其土司，揚言進攻巴旺和贊拉，並於1759年侵擾明正土司。1771年，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其子僧格桑與沃日土司為仇械鬥，占據沃日村寨，大金川新任土司索諾木支持小金川，殺革什咱土司，並聯合攻占明正土司屬地。乾隆皇帝因大小金川事變不斷，調解、震懾無效，於是派阿爾泰等由南路進兵彈壓，於是開始了第二次金川之戰。乾隆以阿爾泰在打箭爐按兵不動為由將其處死後，接著派阿桂、溫福和桂林等率兵分五路進剿大小金川。官兵經過一年苦戰，於1773年攻克小金川，小金川土司澤旺投降後，被押送至北京，僧格桑逃往大金川。接著，官兵轉攻大金川。由於官兵在木果木遭到重創，定邊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戰死，大營被燒，四千餘人被圍，乾隆皇帝於是從北京、吉林、黑龍江、貴州、雲南、湖北、湖南、陝西和甘肅的各省駐軍中抽調了七萬多精兵前往攻打，同時任命阿桂為將軍、明亮為副將軍、海蘭察等為參贊大臣，統兵分路大舉進攻，以徹底平定兩金川。1775年11月，官兵攻下勒烏圍官寨，由於索諾木從勒烏圍逃至噶拉依官寨，清軍於是於1776年包圍了噶拉依官寨，並迫使索諾木投降，從而結束了戰爭。
金川之戰前後費時近二十年，清政府為此調兵近十八萬名，撥響七千餘萬兩。其中，第一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凋兵六萬二千五百餘名，耗費幣銀七百六十萬四千八百餘兩，米七十六萬七千二百餘石，麥二萬零二百六十餘石，豆七千四百四十餘石。第二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調兵十二萬五千五百餘名，陣亡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一人，其中官員九百零八人，傷者無數，耗費幣銀六千一百六十萬兩，米二百九十六萬三千五百餘石，火藥四百二十七萬一千四百餘斤，鉛鐵炮子彈三百餘萬斤，調派民夫四十六萬二千餘名。
兩金川戰事結束之後，乾隆皇帝為徹底穩定兩金川和嘉絨地區，進而加強對西藏的管理，在兩金川採取了兩個重大的措施。其中之一即是廢除金川的土司制度，由政府委派官員輪流管理這一地區；另外一項重大的措施就是拆毀雍仲拉頂寺，在這一地區推行格魯派。
乾隆皇帝在宗教上之所以採取這一措施，其主要原因據文獻可以歸結如下：
1．金川的百姓都是虔誠的本教信徒，這一點可以在莎羅奔寫給幫助官兵攻打促浸的綽斯甲土司的信中可以得到明確的證明。莎羅奔在信中說：
我促浸與你綽斯甲布遵奉的是桑結靈巴楞則恩喇嘛袞珠爾佛爺所傳的遺教，兩家修的廟宇供的佛像都是一樣，你想要是我們促浸滅了的時候，你綽斯甲布還能得好么？……傳這雍中奔布爾教（即本教）的只是我促浸與你綽斯甲布兩家，我們兩家要是滅了的時候，這雍中奔布爾教就完了。
信中極力勸阻綽斯甲土司不要幫助官兵，否則就會嚴重危及本教信仰。儘管綽斯甲土司沒有接受促浸土司的規勸，並在官兵攻打促浸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這表明本教是當時金川信奉的主要宗教。
2．雍仲拉頂寺是這一地區最大的本教寺院，位於促浸土司四個官寨之一的噶拉依官寨的北面，與官寨僅一公里之遙，為官兵南北夾擊噶拉依的必經之地。與此同時，此寺在金川戰役中不僅幫助促浸土司抵抗官兵，而且為促浸土司的親屬提供保護，因此，自然成為官兵進攻的首要目標。早在1775年12月25日，當官兵剛攻下促浸土司的另一個官寨勒烏圍時，乾隆皇帝就諭軍機大臣：
今聞索諾木仍在甲雜，而土婦阿瓦等現存雍中喇嘛寺，明亮等若攻克阿爾古，即馳往甲雜剿擒逆酋，並乘勝攻占獨松，兼可杜賊眾西竄之路。彼時或馳赴阿桂處同歸平噶拉依，或渡河攻打雍中喇嘛寺，擒獲阿倉、阿青等，則賊勢更孤，明亮等即可由彼處與阿桂約會夾攻噶拉依巢穴，自更可期迅速集勛。
當明亮攻克河西的甲雜後，乾隆皇帝於1776年2月18日再次指示明亮“統兵渡河，直取雍中喇嘛寺”，儘管早在17日夜晚，明亮就已攻克了舍齊喇嘛寺和雍中喇嘛寺。
3．乾隆皇帝認為，本教喇嘛利用咒術禍害一方，並在官兵圍剿促浸土司的過程中幫助促浸土司抗拒官兵。據1776年5月5日阿桂的上奏，阿桂關押了都甲、聶壟兩位喇嘛。軍機大臣在訊問時，都甲喇嘛供稱：索諾木曾令他們在噶爾丹寺率領徒弟誦綽沃經，詛咒大兵。莎羅奔又遣畫匠畫蛇、豬、雕、馬、狐各一，並書咒語，作為紙卷填入牛角，埋地鎮壓。乾隆皇帝於是拿出阿桂等所進噶爾丹寺圖令他指出埋藏方向，據供：只有埋於該寺大門門檻四五尺外，深二三尺，系各處路口，離寺不遠，卻不能指出何處。儘管阿桂在1775年攻克該寺時，乾隆皇帝就曾降旨令阿桂等人逐細刨挖該喇嘛等在寺內埋藏的鎮壓物件，但阿桂等人奏報：“寺內有土台，系喇嘛等作法之處，業經刨平挖看，並未見有可疑物件。”又稱：“寺經焚燒，地面多積石塊，刨挖起驗需時頗多，須俟攻剿稍暇再行辦理。”今從據該喇嘛寺僧人所供來看，阿桂等從前似未刨及。因此，乾隆皇帝令人將噶爾丹寺原圖方向約繪一份給阿桂發去，並令其按圖刨挖。由於阿桂等人已經離開，於是乾隆皇帝命令傳令明亮立即選派妥員前赴噶爾丹寺，照該喇嘛所指之地刨挖查驗，並於該寺附近要隘路口，勘有形跡可疑之處，逐細刨看，務將牛角、畫卷、咒語各件全行起出。同時命令明亮必須囑咐妥員不動聲色，密為妥辦，毋得稍涉張皇，並向乾隆皇帝呈奏辦理過程和結果。
乾隆皇帝在1776年4月26日向四川各土司發布的詔書中，再一次明確提到了本教僧人利用咒術抗拒官兵的事件。乾隆皇帝在詔書中說道：
……至爾崇尚佛法，信奉喇嘛，原屬番人舊俗，但果能秉承黃教，誦習經典，皈依西藏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修持行善，為眾生祈福，自無不可。若奔布喇嘛傳習咒語，暗地詛人，本屬邪術，為上天所不容。即如從前沃克什土司因有詛咒鎮壓僧格桑之事，屢經兵革，若非大兵救援，幾至滅亡。又如索諾木令都甲堪布喇嘛等詛咒將軍、大臣，今大功告成，將軍、大臣等班師凱旋，受朕重恩，而索諾木等及所用之喇嘛等俱解京共受重罪，均不能保其軀命，詛咒之不足信，欲害人而適以自害，更顯然可見矣。爾眾土司當從此悔悟，永為鑑戒，共秉誠順之心，永荷安全之慶，不亦體哉。
從上述詔書可知，正因為乾隆皇帝認為本教喇嘛傳授咒語，暗地詛人，詛咒官兵，因此在結束金川戰事之後，在嚴處以莎羅奔、索諾木等為首的二百五十多名肇事者及其親屬的同時，對幫助莎羅奔和索諾木抗拒官兵的主要本教喇嘛也進行了嚴厲的懲處。《清實錄》對此進行了明確的記載。同年5月31日，乾隆皇帝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平定兩金川將軍阿桂等將俘獲逆酋、逆目並喇嘛等解京分別辦理，內有助惡之堪布、都甲兩喇嘛，業經凌遲處死；其罪情較輕之聶隆喇嘛已交與山東皋司永遠監禁；迷輸喇嘛已交刑部監禁；尚有班第喇嘛未經辦及，江寧省城向有喇嘛寺，著傳諭舒赫德即派員將該班第喇嘛發往江寧，交高晉、嵩椿發交喇嘛寺內役使。如有逃脫等事，即嚴拿務獲立行正法，一面具摺奏聞。
據刑部6月17日向乾隆皇帝上奏的奏摺，上述的堪布為色納木甲木燦，都甲喇嘛為雍中澤旺，後者為噶爾丹寺僧人，文獻對前者所屬寺院的名字儘管隻字未提，但估計與雍仲拉頂寺有關。
雍仲拉頂.建築雕塑宏偉壯觀，富麗堂皇。正殿西南而立，純金屋頂映日生輝。前後四門之四座藏經塔，玲瓏古樸，輝映生彩。寺內鐘鼓齊鳴，誦經朗朗，聚僧曾達2000餘眾。召甘、青、康眾信徒集合朝拜。嘉絨怫徒凡欲進西藏深造，無廣法寺所授名號，入藏無果，有則能優厚晉級。據傳，宋代有一本波教高僧，於嘉級藏區主山神——嘉莫木爾多山獅子岩下石洞中發現本教寺時，一大師藏36部稀貴經卷，卷中藏有“本教東方主寺”三建造圖，其位詳盡。大師乃捧圖紙定址建寺。於此地終見天、地、山、水為彎形，在此建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