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目
雅音
拼音
yǎ yīn
引證解釋
正音，有益於風教的詩歌和音樂。
《宋書·樂志一》：“ 魏文侯 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
唐太宗 《帝京篇》之四：“去茲 鄭 衛 聲，雅音方可悅。”
《舊唐書·文苑傳上·謝偃》：“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 鄭 ，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
清 朱祖謀 《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陳蘭甫》詞：“若舉經儒長短句，巋然高館《憶江南》。綽有雅音涵。”
概述
我國古人十分重視各地方言的統一，於是出現了“雅言”。《辭海·雅言》條說：“雅言，古時稱‘共同語’，同‘方言’對稱。”孔穎達在《正文》中說：“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國最早的古代通用語，相當於現在的國語。其音係為上古音系，至今已無方言可完整對應。
據史料記載，我國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語言為基礎，周朝的國都西岐（今寶雞市東岐山縣）地區的語言為當時的全國雅言。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自此，洛邑的語言就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孔子在魯國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來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來講學的。《論語·述而第七》中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爾雅》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書，是中國古代的詞典。《爾雅》也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列入十三經之中。其中“爾”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時代官方規定的規範語言。“爾雅”就是使語言接近於官方規定的語言。 《爾雅》是後代考證古代詞語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孔子門人所作，有的認為是周公所作，經後人增益而成。後人大都認為是秦漢時人所作，經過代代相傳，各有增益，在西漢時被整理加工而成。
關西秦聲，在古代之所以稱作雅言並做國語使用，除了王朝一統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語調發音還有高雅、文雅、風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脫俗之義，娓娓道來圓潤清麗，美妙悅耳，理應成為國家正音，人人學范，學說秦聲雅言成為附庸風雅之風尚。《詩譜》載：“商王不風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論語駢枝·釋雅言》曰：“夫子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諸侯國雅語推廣人員進行語言文字教範和語音訓練，統一通用文字和發音標準，以“達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歷史達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後，各朝隨著國都的遷移，雅言的基礎方言也隨之修正，歷代正統漢族王朝，都不遺餘力的推廣雅言。雅言在唐宋時期，發展到了最高峰，達到了一字一音，唐詩宋詞作品大量湧現，各周邊國家皆爭相學習中原雅言。
音韻典籍
隋代
《切韻》系韻書隋代陸法言《切韻》是前代韻書的繼承和總結，又是後世傳統韻書演變的基礎，是韻書史上劃時代的著述。原書沒有流傳下來。現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韻》原書（傳寫本）的片斷和一些增訂本（見《切韻》音）。
唐代
《唐韻》 這是《切韻》的一個增修本。唐代孫勉作，時間約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732)之後。因為它定名為《唐韻》，曾獻給朝廷，所以雖是私人著述，卻帶有官書性質，比起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還更著名。
宋代
《廣韻》《集韻》《禮部韻略》等全名《大宋重修廣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陳彭年等人奉詔根據前代韻書修訂成的一部韻書。它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韻書。由於《廣韻》繼承了《切韻》、《唐韻》的音系，是漢魏以來集大成的韻書，所以對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廣韻》共5卷，計206韻，包括平聲57韻（上平聲28韻,下平聲29韻）,上聲55韻,去聲60韻,入聲34韻。每一個聲調中的每一個韻部和其他聲調中相應的韻部，有一定的搭配關係。入聲韻只和有鼻音韻尾的陽聲韻相配，不和陰聲韻相配。這樣，原則上每一個陽聲韻部都有平上去入四聲相配。每一個陰聲韻部都有平上去三聲相配。音系是比較清楚的。《集韻》分韻的數目和《廣韻》全同。只是韻目用字，部分韻目的次序和韻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獨用的規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許敬宗等人曾經奏請批准把《切韻》里的窄韻和音近的鄰韻合併使用。宋景佑初年，賈昌朝也奏請“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用之”（《玉海》）《禮部韻略》和《集韻》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編寫的。《集韻》成書稍晚兩年,《禮部韻略》在景佑四年當年就完成了。這部書是宋真宗景德《韻略》的修訂本。由於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釋方面注意舉子們應試常用的,較《廣韻》、《集韻》都簡略，所以稱為《韻略》。元代
隨著蒙古人的入主中原，漢人的語言變成漢矇混合語。稱為“漢兒語音”。
蒙元政權因是少數人口的部族政權，為了更穩固地統治中國，就必須要分化其統治下的人們，為此制定了嚴格的等級待遇制度以離間漢人。具體做法是，把來自中亞、西亞等地的外國人，即“色目人”定為準統治階層的二等人，把本屬同一民族的漢人分成兩個不同的被統治等級，即把舊金國內的漢人定為第三等人，把舊南宋內的漢人定為最底層的第四等人。兩者不但等級不同，名稱也不同，前者稱之為“漢人”，後者稱之為“南人”。
在蒙古統治者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下，一部分漢人、特別是大多數讀書人的出身階層，即地主階級，成了蒙古統治者的奴才，心甘情願地為其效勞。因為蒙元統治者只對如何榨取中國感興趣，對公共事業既不熱心。幾十年統治下來，作為中國經濟支撐的水利設施、道路、運河變得支離破碎，洪水、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瘟疫頻發，中國經濟陷入了崩潰狀態。人民流離失所，饑饉、災荒、瘟疫奪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
蒙古人極端歧視漢人，所以不少漢人不但剃髮留蒙古式辮子，連服飾都主動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對漢人精神的摧殘相當嚴重。漢語在蒙古統治下受到的摧殘。由於蒙古統治者的長期歧視性的高壓統治和強行推行蒙語直譯文體的政策，漢人的口語也發生了變化，其口語辭彙和語法結構帶有明顯的漢矇混合語色彩：口語辭彙，常常採用俗詞意譯外族語的詞來代替漢語中的固有詞，如“肚皮”表示“賄賂”，“先生”代替“道士”，“根腳”表示“官員出身”等等。口語語法，也因混有蒙古語語法而變得亂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漢又非漢。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語語法，句末常用“有”來表示動詞現在時的時態，或用作系詞“是”，如“這店裡賣毛施布的高麗客人李舍有么？”；“黃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黃半生的有”。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雖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辮髮，禁胡姓，胡服和胡語，可還是不能徹底清除蒙古人的影響，之後不得不反覆頒布該指令，才總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惡劣影響。
《老乞大》
1998年，韓國發現了元代古本《老乞大》，裡邊的明以前“胡同”的寫法，是漢語“胡洞”。該書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語，證實元人用漢語說話，元人語是漢語，對研究元代漢語和社會具有重要價值。
進入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換用了的漢語，這種阿爾泰化的“北語”歷史上稱之為“漢兒言語”。明清“官話”是專指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語，並不用來稱呼北方“漢兒言語”。《老乞大》中還記有“過的義州，漢兒田地里來，都是漢兒言語”。
《中原音韻》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真實記載了蒙元式漢語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沒有了入聲。《中原音韻》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用來指導作曲用韻，調平仄聲律，由元代許多著名戲曲中押韻的字編成。
明代
為了恢復漢族語音的正統性，祛除蒙元時期對漢族正統語音的影響，明朝頒布《洪武正韻》。《洪武正韻》的歸併舊韻，不同於劉淵等人只是把整個的韻部合併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個字都重新歸類。這種方法與編《中原音韻》一樣；但何字歸何韻，卻與《中原音韻》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韻》既以中原雅音為根據，對舊韻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變。
《中原音韻》是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洪武正韻》是反映官話即讀書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異。《洪武正韻》恢復了入聲，不採取周德清入派三聲的作法。在明代屢次翻刻，影響很大。元朝的“漢兒言語”，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絕跡的。
清代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義大利的傳教士利馬竇記錄了當時的北京話，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或者國語。
滿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將保持"國語騎射"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基本國策,要求滿人說滿語寫滿文,並在北京城內設立學校,意在推廣滿語滿文,但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平，至入關時滿語仍舊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它的發音和語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辭彙量更是少。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
北京城裡的很多東西，小到一種普通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大到宏偉建築和旖旎風景,用滿語都無法表達。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級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
此時,面臨著如何統治漢人這個大難題的八旗貴族,又遇到了一個比漢人的抵抗更為頭痛的問題--語言危機。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統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滿人迫切的需要一種能夠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語言,想在短時間內改良豐富滿語顯然不現實。
至此,學講漢語成了滿人唯一的選擇,於是八旗貴族們開始他們邯鄲學步的模仿歷程。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辭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滿清這種虛心學習,絕對不是他們所鼓吹的推崇漢文化,實在是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無奈之舉,是一種"工作需要",完全屬於不得已而為之。
國語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國語，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他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聖諭廣訓》
雍正年間，頒布“聖諭”，成立“正音書院”，把《聖諭廣訓》作為教材，教授官話,凡是走讀書、考試、當官之路的讀書人都要懂得官話。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話”條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兩省的鄉試要求考生必須掌握官話,有時學政還要親自面試學生官話,甚至一度規定,不會講說官話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實際收效甚微，據清末探花商衍鎏說:“初時甚為認真,無如地方官悉視為不急之務,日久皆就頹廢,至嘉慶、道光時,福建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廣東則更無聞矣。”(見同治繼修《南海縣誌》)甚至到辛亥革命後，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前兩廣優級師範學堂)還鬧出這樣的笑話:“外省教習以不諳方言,教授不便解職去,自是本校各科教習,悉鄉先生矣。”於是福建、廣東兩地語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滿清統治者對文化思想控制異常嚴厲，康熙、乾隆之時代，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為此三書（《佩文韻府》也，《淵鑒類函》也，《康熙字典》也），以藉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一般學者多被迫從事與現實無關的古書整理和考證工作，所以，漢語語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學者也大都比較保守，所以在編輯用於正音的漢語字典和漢語韻書時儘量保留古漢語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聲系統和分尖團音。
特點
雅者，得體、得度、得當是也。雅言聽感，跟鄉音相似，細聽起來文縐縐的。王安憶曾經到陝西一帶聽取鄉音，言到，“這話好聽，是北音，可卻柔極了，字與字之間，有舒緩的拖腔，用字又那么斯文。”
古人對語音相當考究，漢語的特點有八音，做詩詞有平仄，並最早使用切韻的方法記錄語音。
八音
八音是漢語的主要特徵，漢語的聲調是全世界各種語言所比較特殊的. 雖然, 韓國,日本的語言也都有漢語的辭彙.。但是這些阿爾泰語系的語言都沒有聲調。
八音取法於《周易》八卦。八音分陰陽，而陰陽再分“平上去入”四聲。就是"陽平", "陽上", "陽去", "陽入" ，"陰平", "陰上", "陰去", "陰入"。
八音聽感大致如下：“平聲平道莫低昂”即聲音響亮而舒長；“上聲高呼猛烈強”指上揚而重濁；“去聲分明哀遠道”是指聲音輕尖而尾長；“入聲短促急收藏”指聲音極輕，並迅速收起。
尖團
尖音與團音在於發音是在舌尖，還是在舌面。漢字和漢語，尤其是漢語的語音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分尖團更是漢語語音的瑰寶，是古往今來漢語語音發展的最高階段。
自從有漢字，就分“尖團音”，“尖音字”和“團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來的中國字典上一直是涇渭分明、嚴格區分、絲毫不混，直音字典是這樣，切音字典也是這樣。自東漢用反切注音以來，尖音屬於精系（聲母為zi ci si），團音屬於見系（聲母為ji qi xi），歷經一千八百年，歷朝歷代的法定字書都是這樣。
從尖音翻案詩序，可以明確分辨尖音和團音的區別：
“酒本不讀九，箭也不讀劍，酒箭屬尖音①，九劍屬於團②。尖團音有別，聲母是關鍵；舌尖z c s ，齊攝拼為尖，舌面j q x ,音節皆為團。”
反切注音方法
用兩個漢字合起來為一個漢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國傳統的注音方法。有時單稱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兩個字，前一個字叫反切上字，簡稱切上字或上字，後一個字叫反切下字，簡稱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簡稱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則是上字與被切字的聲母相同，下字與被切字的韻母（包括介音）和聲調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讀音。例如，《廣韻》“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聲母、宗的韻母和聲調為冬注音。
平仄
所謂平仄，是對漢字聲調的分類，它把漢字的四和聲調分為平聲和仄聲。陰平和陽平（即一、二聲）合為一類，叫作平聲；上聲和去聲分為一類（即三、四聲）合為一類，叫作仄聲。
平仄的規律分為相對和交替，具體的例子有：
海釀千鍾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萬仞蔥（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無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國萬年春（國依古聲為仄）
影響
雅言的科學性和古樸典雅，各國均主動學習雅言為榮。
韓國
世宗國王與“訓民正音”
朝鮮半島歷史悠久，但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卻是一個只有本民族語言卻無民族文字的國家。公元3世紀左右，漢字傳入朝鮮，後來又採用漢字的音和意來記錄朝鮮語，即“吏讀文”。但由於封建社會等級觀念的影響。能夠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多是貴族階層，普通民眾很難接觸到。而且結合漢字創製的“吏讀文”有些也不適合朝鮮語的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因而有時很難準確地標記朝鮮語言。因此當時人們非常希望能有一種既適合朝鮮語語音系統和語法結構、又容易學會的文字。從統治階級來看，為了便於老百姓貫徹自己的統治政策，也有必要發明一種易於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這樣在朝鮮王朝第四代國王世宗的積極倡導下，由鄭麟趾、申叔舟、崔恆、成三問等一批優秀學者，在多年研究朝鮮語的音韻和一些外國文字的基礎上，於1444年創製了由28個字母組成的朝鮮文字。這期間朝鮮學者曾幾十次前來中國明朝進行關於音律學的研究。1446年朝鮮正式公布了創製的朝鮮文字，稱為“訓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確字音。新文字發明後，世宗國王提倡在公文和個人書信中使用“訓民正音”，並責令用“訓民正音”創作《龍飛御天歌》。他還將“訓民正音”作為錄用官吏的科舉考試的必考科目，並在錢幣上刻印了“訓民正音”。“訓民正音”的創製為朝鮮語書面語的發展以及朝鮮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
朝鮮時代的帝王們深深地了解語言環境的重要性，為了使朝鮮的漢學教員能夠學到純正、地道的漢語，曾多次向明朝申請派遣留學生。被明政府否定後，他們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線留學”。一方面以使團成員的方式將漢學生徒混於其中，令其熟悉語言環境，掌握鮮活的語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間的方式向遼東大量派遣留學人員。據《世宗實錄》卷六十二載：“以入學選揀子弟二十人，並令仍會司譯院，講習漢文漢語，每於使臣赴京，以從事官差送，從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據《世宗實錄》載：“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講肄官例，遼東入送，傳習漢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保證漢學教育的科學性，朝鮮李朝特別設立了質正官制度，所謂“質正”就是請專家解難釋惑，審定修改。承擔質正官重任的多為朝鮮李朝資深的漢學專家，他們所質正的內容也極其豐富，既有韻書，也有吏文，還有教材等。“僉知承文院事李邊、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質問直解國小如遼東?”
日本
日本很早就對中國文化進行學習，有古吳音，漢音，唐宋音等語音
吳音：吳音是日本最早的漢字音讀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時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學中國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學生或留學僧(和尚)，他們所帶回日本的佛教經典或古籍的讀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記》(太安萬侶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話、傳說、歌謠等、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統一緣由之記載。712年，現存日本最古的史書)、《萬葉集》(日本最古詩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吳音”去念的。這些讀音流傳到現在的主要有佛教經典或中醫術語裡的讀音。
漢音: 隨著吳音之後，日本又盛行了一種所謂漢音的讀法。這些讀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學生，模仿9到10世紀的長安地區的發音而形成的。這些遣唐使認為他們所帶回來的發音才是真正的發音，所以為了和以前的發音區別，就把這時代的讀音叫做“漢音”。《日本書記》(舍人親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寫的正史、以修飾詞很多的漢文書寫的)就是以漢音書寫的。現在日語漢字的發音大部分都是以“漢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是大約在中國的宋、元、明朝時，即相當於日本的鎌倉時代到室町時代的僧侶，商人，與中國交易，他們所帶回來的食物、器物等的讀音就叫做“唐宋音”。本來那時的音，都是當時中國宋朝，元朝的發音，應該稱為“宋元音”，但因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時已經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稱之為“唐宋音”。具體的例子，如吃的東西“餛飩”叫做“udon,うどん”，“吃茶”叫做“kitcha,きっちゃ”，金子叫做“kinsu, きんす”，緞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 いす”，蒲團叫做“futon, ふとん”，暖簾叫做“ nolen,のれん”。
常常有同胞談及日語和吳語，閩語的相似之處。有時候，某些人還發出上海話、福建話真像日語的感慨。其實，應該說日語像吳語，像閩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