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琴薰的這一決定似乎是因為自己的丈夫沈蘇儒，但透過更多的史料與細節不難發現，這位西南聯大、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已受到當時大環境的深刻影響。不久前，我與定居美國的陶琴薰三弟陶恆生先生（《“高陶事件”始末》作者）在南京一同看望翻譯家楊苡先生（楊憲益胞妹，以翻譯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說《呼嘯山莊》名噪一時），從她的口中得知當年陶琴薰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學，就是1947年以共產黨嫌疑在北平遭至被捕的陳布雷之女陳璉。在陶恒生少年記憶中，見過陳璉其人，“圓圓的臉，穿著藍布長旗袍，態度文靜而沉著”。陶琴薰在西南聯大時就與陳璉相識，中大後又同寢室三年，由於父親與陳布雷為至交，兩人的關係又平添了一層親密。不過，與有心疏離政治的陶琴薰不同，陳璉“在西南聯大時已經加入共產黨，而且是學生地下活動的活躍分子，轉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陶恒生《一面之緣的陳布雷與陳璉》）。陶琴薰也承認：“陳璉為人非常好，大家敬愛她，她痛恨國民黨、三青團，平時談話對我總有影響”。當陳璉夫婦遭至當局拘捕時，陶琴薰曾私下問：“難道這樣善良的人會是殺人放火的土匪？”多少可以反映當時陶琴薰在內心對國民黨當局有所不滿。還有一個人對陶琴薰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此人是陶琴薰堂哥陶鼎來。從某種角度看，陶琴薰與他的手足之情遠勝於其他兄弟。1940年“高陶事件”發生，當各種謠言甚囂塵上，“有的說陶希聖已被日寇逮捕，剝了皮；有的說我母親帶著幾個弟弟全家跳海自殺了”——這時陶琴薰在昆明讀書，其震驚與不安可想而知。陶鼎來正在西南聯大讀機械系，聞訊後趕來陪伴在陶琴薰身邊。陶琴薰回憶說：“他對我非常關心、體貼，曾陪我到報館和通信社去打聽訊息，還經常帶我去看電影。當時昆明幾乎天天有敵機轟炸。每次轟炸過後，我立即跑到工學院去看他，怕他被炸傷，有時他也跑來看我。……他說我們兩家只有我一個女孩子，伯父母一直把我當作自己的女兒，萬一我父親母親一家真是罹難了，以後我就跟著他們過……”陶鼎來長陶琴薰一歲，小的時候一度從廣州來上海在叔父陶希聖處念書，由於懂事、聰穎、愛看書，陶希聖一直視如己出。青年陶鼎來十分厭惡三青團之類黨派社團，一再囑咐堂妹陶琴薰要“潔身自好”。當然還有浦熙修與高集這兩個人，前者系陶琴薰國中時國文老師，陶琴薰感到她“人非常好，多年來我一直記得她”。浦熙修後來成為一代紅色新聞工作者，1949年後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她的妹妹浦安修嫁給了中共高級將領彭德懷。高集是《大公報》的一名記者，陶琴薰對他的印象也頗好。這兩人都被視為共產黨的同路人，陶琴薰始終不理解當局為何那么仇恨他們？再加上1946年“沈崇案”，陶琴薰是深寄同情的。“沈崇案”有其隱微複雜的內幕，之後出現的較大規模學生示威活動更是有著深刻的政治動因。“當時重慶談判已經破裂，內戰即將爆發，美軍駐華成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對於抗戰以後的國民黨來說，此時已開始失去民心……”（謝泳《重說沈崇案》）陶希聖卻一再告誡女兒學生運動是有人在背後挑唆，陶琴薰半信半疑。“我對沈崇受辱和學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學生。1948年底，我就是這樣對國民黨感到絕望……”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學生及青年知識分子受其民族主義、左傾思潮的影響非常強烈，著名作家邵燕祥就說過，當時“像我這樣的年輕學生，主要是從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惡這些道義標準決定去取。師友之間的互相影響也會起作用甚至決定的作用”（《世紀學人自述》第6卷）。陶琴薰當然也不例外，她與夫君之所以拒絕隨父親去台灣，儘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贍養問題等），但受其現實氛圍的直接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陶希聖未必不知道這一點，委託學生沈巨塵又送來金條一根，同時附有一函，大意是：時勢如此，他本人亦無奈，但願你們夫妻二人永遠互愛互助，共渡困難，並祈禱上帝保佑你們……就是這樣一封信，在1955年肅反審乾運動中被他們夫婦倆上繳給了組織。
自父親吳淞口愴然離去，陶琴薰帶著一種陌生心情忐忑不安地步入了新的社會。這時她突然發現，不僅多年來受之於家庭蔭庇的優勢不復存在，還成為政治上的一個沉重包袱。在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頭等戰犯名單中，陶希聖被列為四十一號，“國人皆曰可殺者”，陶琴薰對此不可能不心有餘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靜地重新開始自我定位，“我們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領吃飯的老百姓。因此不論是國民黨當權還是共產黨當權，我們都不反對，只要不打仗，能使我們安居樂業，我們都歡迎……”社會地位出現巨大落差，陶琴薰以低調的口吻說出這番話，實際上還有一種觀望的態度。自1946年1月，陶琴薰與沈蘇儒在上海結婚後，即經馬寅初之女馬仰蘭介紹進中國善後救濟總署編譯處擔任翻譯。不久因小產失調乃辭職，此後一直沒有尋求新的工作。就陶琴薰個人而言，父親當年最大的一個心愿，就是將她培養成像謝冰心那樣的女教授、名作家，並多次囑咐女兒要“好好讀書，不要過問國家大事”；陶琴薰也認為“自己是搞文學的”，“文學是清高的東西，而政治是齷齪的東西”，“心地單純的人就不要去勾心鬥角，搞什麼政治”。然而，此時此刻，人生的節奏已被打亂，陶琴薰不可能再去實現少女時的夢想。不僅丈夫沈蘇儒失業，她前往保險公司、教育出版社、電台應聘，筆試時全無問題，口試後均被刷下。“我之不被錄取，是因為我的家庭社會關係所致。我開始苦惱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在一度找不到工作的鬱悶時期，報紙上公布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名單，有兩個熟悉的名字赫然閃過，陶琴薰看了不禁心驚肉跳，其中一位是當年在西南聯大時熱烈追求者，此人就是政治系四年級學生陳志兢。陶琴薰與之相識皆因同窗好友許湘苹和她的表哥，陳當時與許湘苹表哥同班。1942年夏天，陶琴薰轉學至重慶中央大學，陳志兢也在重慶《中央日報》社工作，老是跑來沙坪壩找陶琴薰。陳志兢是一個對政治有著極大興趣的年輕人，陶希聖非常反感，甚至討厭這個人。在給陶琴薰信中說他“不求長進，非為望之人”。兩年後，陶琴薰與之“一刀兩斷”。抗戰結束後，陳志兢在上海做過區長（第二十五區），被新政權列入反革命分子名單中，一度誤傳遭到鎮壓。當陶琴薰耳聞這些訊息，第一個反應就是：“我本人的情況，如果再沾上和‘反革命分子’的關係，那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這個細節真實地刻畫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陶琴薰內心的那種恐懼，“雖然後來政府沒有把我怎么樣，而且家庭婦聯代表幾次來動員我參加里弄活動，我也參加了，但是我的家庭關係給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老怕別人懷疑我是反革命分子”。這一年陶琴薰剛滿三十歲，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家人住在陝西南路一間朝北的二樓上。次子沈熙甫生不久，因居住條件逼仄，小保姆每晚只能把床板鋪在浴缸上睡覺。在陶琴薰三個孩子中，沈熙是個性最為突出的一個。襁褓中就大哭不止，學步後讓人四處尋找，稍大時又復以“反抗”，有一次竟出腳踢了陶琴薰，致使臉撞在箱子角邊，眼睛腫了數日。其實，沈熙的性格頗像陶琴薰。據楊苡回憶，在大學時代，陶琴薰性情開朗，笑聲不斷，但若遇不順心之事，其率性也發揮得淋漓盡致，最典型的一個動作就是雙手猛抓頭髮，其狀讓人疼在心尖上。沈熙天性倔強，沈蘇儒則另有解釋：“孕婦的物質和精神生活狀況對胎兒身心形成有影響，可能這有道理。薰懷寧時，生活狀況較好，懷燕時也較安定，只有在懷熙時我們正經歷解放前後這一段承受重大精神和生活壓力的時期，他的脾氣也許正是對我們在這個時期使他來到人世表示抗議。”正是由於這種性格，遂使沈熙能在逆境中長成。據陶恒生披露：三兄妹中，沈熙是最後一個從大陸來到美國求學的。1985年他在亞利桑那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幾年後又攻讀紐約州立大學經濟與財務博士學位。在這之前，沈燕、沈寧已先後到了美國，學有專攻，知有所長。沈寧以母親為原型數十萬字的紀實體小說《嗩吶煙塵》經由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正式出版，轟動一時。不過，這都是後話。
陶琴薰懷小女沈燕時已是1952年秋天。在這之前，沈蘇儒處境開始略有好轉。作為“舊新聞從業人員”進入華東新聞學院學習，表面上是對這類人進行思想改造，“實際上是對他們的個人經歷、階級出身、政治黨派關係、社會關係等進行審查，然後決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儘管如此，一度失業的沈蘇儒仍感到一種“再生感”，不僅把學到的一點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回家向妻子傳授，甚至覺得“如今才懂得真理”……應當說，此種形式的“思想洗澡”初見成效，僅以沈蘇儒為例，若想被這個社會所接受、躋身於人民之列，就必須“向黨靠攏”。“……任何人只有兩種立場可供選擇：革命（即擁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時間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可能的，但終究必須做出選擇”（《始言堂記事》）。在堂兄沈鈞儒的疏通下，沈蘇儒得以進入上海《英文新聞》報社工作，“走上革命工作崗位”，沈蘇儒用“興高采烈”來形容當時的心情。或許還有其它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這就是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為革命立過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後任交通廳長、水利廳長、副省長等職；堂哥陶鼎來從美國歸來不久，亦即成為共產黨所重視的農機專家，後加入中共，更為農業部黨組成員。陶琴薰作為陶氏家族這一代唯一的女兒，且留在了大陸，其間的“微妙”只可意會而不能言傳。當第三個孩子沈燕出生時，沈蘇儒已被分發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國》編輯部任編輯，他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工作，當父親滬上病故時，竟亦未能奔喪。這時也到了北京的陶琴薰經沈鈞儒民盟好友馮亦代之妻鄭安那的介紹，始入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工作，一乾就是八年。在經歷了1950年代初的困惑、焦慮、搖擺甚至痛苦之後，心高氣傲的陶琴薰已然失卻往日的開朗與快樂，變得謹小慎微，“平日連話也不敢隨便說的”。與其說這是對新社會的不適應，不如說是一種最明智的選擇，但這一切又導致內心的“鬱鬱寡歡”與外表的“強打精神”激烈衝撞，其結果只能是更加痛楚……1955年夏天肅反運動開始，這是陶琴薰參加工作後所經歷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她內心惴惴不安，“怕領導上把我當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至國際部一個領導突然來到她所在小組，竟以為是針對自己而來。在一番動員大會之後，陶琴薰主動“把自己的歷史和社會關係作了交待，並且儘可能地提供了證明人和證件”。實際上是虛驚一場，“是對組裡一個三青團骨幹分子和一個教會聖母軍的成員進行了嚴格審查”，陶琴薰一如驚弓之鳥，較之1939年底隨母親從香港前往上海掩護父親脫離汪組織時表現出來的那種鎮靜，簡直判若兩人。1937年盧溝橋事變不久，被時人稱為“低調俱樂部”成員之一的陶希聖，成了汪精衛“和平運動”最早發起人和重要參與者。1938年12月，他跟隨汪精衛出走河內；次年11月又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為時兩個月之久的密談。陶希聖之妻萬冰如為幫助其夫脫離汪組織，帶著五個子女毅然從香港回到上海，巧妙地與汪精衛、陳璧君二人周鏇，甚至留下陶琴薰等三個孩子為人質，終使書生陶希聖跳出了火坑。在整個驚心動魄的過程中，參與營救的萬墨林在《滬上往事》一書中有一段記述可見陶琴薰的機智與勇敢：“……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電話，叮嚀她如何按部就班，從容走出。陶小姐跟她的兩個弟弟密議一番，事畢，泰來和恒生兩公子聲聲說外面壓路機太吵，無法做功課，也睡不著覺。陶小姐被他們吵得‘沒法’，便跟監視人員講明了，把她兩個弟弟送到滬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們上學。監視人員聽她說她把弟弟送去就回來，當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個個都那么沉著鎮靜……”安全抵達香港九龍塘家後，陶琴薰即在香港《國民日報》發表《我家脫險前後》一文，“文章寫得親切動人，富有傳奇色彩。重慶、昆明的報紙立即轉載，在大後方引起一陣轟動”（陶鼎來序《「高陶事件」始末》）。這一年陶琴薰才十八歲，是香港廣州私立培道女子中學高二的學生。母親之所以將她與弟弟留在上海以應付汪精衛夫婦，雖然出於無奈，又是對這個女兒寄予了一線希望。在日本人及汪集團的嚴密監控下，此舉不無冒險，稍有差池，必釀大禍。若干年後，陶琴薰對沈寧談及此事，“為了掩護外公從日寇和汪精衛手裡逃出上海，我讓日本鬼子扣住做人質，差點就給殺死了呢……”（沈寧《媽媽》）
在西南聯大同學耿連瑞的記憶中，陶琴薰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姑娘”。“個子高高的，所以上課經常坐在後排。……記得琴薰上課來經常穿著一件藍灰呢大衣（春秋穿印花旗袍），手裡提著一個書包。她頭髮捲曲，略披雙肩，愛說愛笑，天真活潑，而又雍容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出身書香門第有教養的姑娘。琴薰英語底子好，學習十分刻苦，經常見她抱著書本詞典和同學們一起到圖書館、閱覽室，一坐就是半天”。這是男性同學眼中的陶琴薰，與楊苡的描述毫無二致，只是楊苡與陶琴薰同處一寢室，閨中無話不談，知其更深矣。自陶琴薰1953年進入全國總工會國際部編譯處，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認真的工作態度及低調的政治姿態相對穩定地渡過了這四年。不過，鑒於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膽子變得越來越小，甚至不敢與大學時代的同學通信或交往，“不知他們在肅反中到底有沒有問題”。這種有意識地與當年同窗好友疏遠，對陶琴薰來說是必要的，也折射出在極端意識形態之下大多數中國人的真實處境。陶琴薰說：“開展政治運動是很可怕的，它使大家互相警惕，互相檢舉，六親不認，人心惶惶……雖然平日裡的工作態度是認真積極的，但我心裡總有一種消極情緒，覺得我有一個很不利的條件，所以處處比別人差一等。”據沈寧回憶：“媽媽在全國總工會國際部做翻譯工作多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部里同事輪流出國，一輪又一輪，卻永遠也沒有媽媽的份。媽媽有一次對我說：真希望有個機會出國，就可以打聽外公舅舅們的訊息。她卻不懂，就是因為海外關係，她才永遠也不會被允許邁出國門一步”。其實，陶琴薰何嘗不懂！身負“頭等戰犯之女”的政治包袱，在階級鬥爭大行其道、幾近瘋狂而喪失理性的時代，即便“俯首稱臣”，想當一個順民，仍要看人家的眼色。“此情無計可消除”，陶琴薰一度甚至萌生了離開國際部的念頭。“部內有一種空氣使我很不好受，我和祥林嫂一樣，領導上看見我不愉快，這也不許我摸，那也不許我動。我的父親是‘戰犯’，因此領導上對我的懷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黨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無聲無息地在這兒幹下去，什麼要求都不必提……領導對黨員說話親密，對非黨同志冷冰冰……領導是否把幹部分成兩類，一為得力幹部，比較吃香的事總是想到他們；一為落後分子，總認為他們水平低、效率差，應當倒霉……”這些不合時宜的話，是1957年陶琴薰在那場引蛇出洞的 “鳴放”中說出來的，讓人頗感意外。陶琴薰之所以不知深淺地猛然發聲，從客觀上講，受到當時大環境使然（一段短暫的百花時期，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後，隨即嚴冬來臨，百花凋零。參見王若水《壓制思想的思想運動》一文）再加上骨子裡的性格倔強，其內心之鬱結委實到了非爆發一次不可的程度，我們從“祥林嫂”(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捐了“門檻”也洗雪不清罪過)、“我很不好受”這些怨艾的字眼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但誰也不可能想到“鳴放”竟是一場“陽謀”（參見李慎之《毛澤東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也就是“安排香鉺釣金鰲”。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並不諱言這一點：“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末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476頁）陶琴薰、沈蘇儒等人不可能知其內情，天真地以為“誰要是真心擁護黨、靠攏黨，就對黨提意見，不提意見就是不信任黨、不愛護黨”，如果“我們這些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再不提意見就不識抬舉了”。沈蘇儒不僅寫下《請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看》這樣的小字報，回到家還把黨支部竭力動員群為對黨提意見那些話和做法告訴了陶琴薰。且不論這張小字報內容如何，單從標題看，則可知這些人在當時渴望得到組織上信任、愛護、乃至重用的一種迫切心情。然則，當一個社會對知識分子持有一種“很深的異己感”（許向陽語）時，這不過是夢中幻覺而已。陶琴薰聽了竟很興奮，“認為這才是黨中央的精神”，一改以往的謹小慎微，將八年來心中的“委屈”一吐為快，遂成國際部第一張大字報。應當說，不諳政治的陶琴薰天性單純，與更多“言詞激烈”的批評相比，這張大字報只局限於個人的某些感受，或是一種善意與怨尤複雜的夾纏與掩飾，並不存在“向党進攻”之心，無非是希望當局能夠與所謂「舊知識分子」改善彼此之間的關係而已。這一次出人意料地發聲，其結局殊可料見。“一轉到反右，她自然成了目標。但她並沒有什麼具體‘罪行’，批判她的所謂‘右派思想’（如比作“祥林嫂”等）其實都是她自己檢討的，國際部領導本不想把她打成右派，但上報到全總主席劉寧一那裡，劉說她是國民黨反動派陶希聖的女兒，單憑這一條也夠了。於是，她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始言堂記事》）。
像陶琴薰這樣的人，在當時只要三緘其口，任其擺布與使用，大概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她最終未能沉住氣，被打成右派，進一步坐實了中國政治的冷酷與無情。沈蘇儒從內心對陶琴薰感到一種負疚，“如果不把我單位那位支部書記的話告訴她，也許她就不會寫那張大字報”。好在陶琴薰的大字報相對溫和，加上某些部領導的憐憫與慈悲，或許還有其它不可言說的原因（如與周恩來辦公室的單線聯繫，詳見下文），“按最輕的處理，即不降級、不減工資、不下放勞動，繼續在原單位工作”。之後，儘管受到諸多歧視，“許多會議不能參加，許多檔案不能看，還得每天比別人早到，把辦公室打掃乾淨、開水打好……”但這一切，陶琴薰都忍了下來。惟三個孩子漸大，到了“爭取戴上紅領巾的年齡”，及至後來申請加入共青團，屢屢受挫。老大沈寧在班上是最優秀的學生，有一天忍不住跑到班主任跟前意欲“討個公道”，卻被告知不能入團的真正原因：對組織不忠誠，沒有主動交待自己的反動家庭背景。少年沈寧一下子驚呆了，“我不知道老師說的一切，爸爸和媽媽從來沒有對我們提過一句什麼反動家庭背景的話，我完全昏了，回家大吵大鬧，要求媽媽說明白……”（沈寧《媽媽》）陶琴薰始終耽心也是最不情願面對的事情，現在終於出現了。在這之前，她曾去三個孩子的學校，找到黨支部，坦言個人的處境，並懇求校方配合，暫緩把“反動家庭背景”告訴孩子，至少可以讓他們“多保持幾年無憂無慮的童年和少年歲月”。然而，校方並不願理解一個母親的苦心孤詣，“教育意識形態化”淪落到人性喪失的地步可見一斑。這時陶琴薰的伯父正好在北京開會，她將三個孩子帶到民族宮賓館，委請伯公對他們講述陶希聖其人其事，“在一間燈光柔和的賓館房間裡，我終於知道了：我的外公名叫陶希聖，是國民黨的要員，蔣介石的筆桿子，四九年逃到台灣去了。我也知道了：我的媽媽五七年被劃做右派分子……”（沈寧《媽媽》）。陶琴薰也對孩子們講述獨自前往學校的經過，可天真無邪的他們怎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殘酷現實，沈寧深陷沙發中，神情絕望，“我知道做一個反動家庭的兒子，在學校將有多倒霉，老師同學會怎樣看我，好像我是一頭怪獸，我受不了，想一想都會渾身發抖”。就在此時，陶琴薰突然“身體癱軟，跪倒地毯，雙手蒙面，痛嚎不已”，沈熙、沈燕見狀撲過去，摟住母親，哭作一團；沈寧卻不動，伯公則對著沈寧大吼：“寧寧，你不要媽媽，我就把她帶走，帶回武漢。你不愛媽媽，我可很愛這個女兒……”。這一年沈寧十四歲，少年慘綠，不知誰是惜花人，以他當時的感受，“好像被人升起半空，然後再丟進一個無底深淵。所以我心裡充滿仇恨，恨我的媽媽”。陶琴薰的心卻在滴血，她何嘗不想保護自己的孩子，這是天然母性中寧死不惜的一種情感，此時卻無能為力了！1942年4月26日，陶希聖給在西南聯大讀書的陶琴薰寫過一封信，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人非家庭的動物，乃為社會的動物。而處社會之方法必須在社會生活中學習之。如能在社會中學得冷靜的眼光，養得熱烈的感情而練得堅強的意志，則其人即能始終在社會中立足……”如今忽忽二十年去矣，在精神上雖渴望養得“熱烈的情感”，在現實中亦可練得“堅強的意志”，事實上卻仍未在這個社會中真正立足，甚至家庭內也枝節橫生。陶琴薰被打成右派後，心情更加抑鬱不堪。以沈寧的回憶，她與丈夫沈蘇儒之間的爭吵越來越多，以致幾次深夜裡，兩人穿起大衣，說是要跑出去辦離婚……或許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並不能真實地反映他們夫妻之間相濡以沫、互依為命的全貌。但作為陶希聖的女兒，其失落則是不言而喻的。一次春遊時，陶琴薰獨坐香山頂端鬼見愁上，“許久許久，一動不動”，孩子問她在看什麼？陶琴薰說：春天來了，大雁從南方飛回來，真希望能找到一隻大雁是屬於自己的……
1962年，沈蘇儒已被下放至安定農村，這時陶琴薰也被調出全國總工會國際部，來到北京教師進修學院外語教研室任教研員（先在北京外國語補習學校呆過一陣）。幾乎與此同時，陶琴薰在西南聯大時的好友許湘苹的丈夫因莫須有的“政治歷史問題”被調出對外貿易部；另一好友黃泳薺的丈夫亦因同樣問題被下放到山西南部一個煤礦工作；沈蘇儒好友陳德墀則被下放重工業部在鄭州的一個工廠，“這三家的變動使我們在北京減少了許多友情的溫暖”。儘管如此，在沈蘇儒看來，陶琴薰“對於這一調動倒是高興的，因為她在‘全總’國際部這樣政治性強的單位工作，總是感到精神上有壓力，去教書就好得多，而且她也有興趣”。又一年，沈蘇儒堂兄沈鈞儒故去，這位被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稱之為“民主人士左派旗幟”的老人，數十年來對這位小於自己四十多歲的堂弟多有照拂，或許也是沈蘇儒最終未被打成右派的一個原因。他的小字報並未釀成大禍，只作了“深刻檢查”。而幾年後，在“四清” 運動中（最初的“清賬目、清倉庫、清工分、清財物”發展到後來帶濃厚政治色彩的“清經濟、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亦即為十年浩劫之前奏），沈蘇儒寫了入黨申請書。若從這件事來看，當年拒絕隨岳丈陶希聖前往台灣，不願“為國民黨殉葬”的心態是真實的。相比之下，陶琴薰內心則遠沒有這樣簡單，儘管說過“生死禍福，在所不計”這樣的話，但彼一時此一時，在經歷了幾度挫折之後，白雲蒼狗，人生無常，已是“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或如沈蘇儒所說：“革命的暴風雨衝掉了我們的夢境，我們像在一條失去了舵和槳的小船上漂流，終於被一個巨浪捲入了汪洋之中……”（《始言堂記事》）陶琴薰這時特別想念在水一方的親人們。有一天，她讓沈寧陪著去前門的一家郵局（當時北京只此郵局接受國際郵件，沈寧語），給父親寄去了一件景泰藍。她對沈寧說：再過一個月，是外公的生日，我買些景泰藍，給他做生日禮物……沈寧萬沒想到，母親一直在想念“頭等戰犯”的父親，感到震驚，茫然地望著她。“……外公以前和周恩來很熟，我曾上書周恩來，要求與外公取得聯繫。周親自批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來往信件郵包都經有關部門檢查，郵局備案，通過香港轉道台北。這樣外公、外婆和舅舅們，至少能得到一點信息，知道我們一家人都還活著……”陶琴薰說這話時一腔哭音，沈寧大膽問：你很愛外公嗎？陶琴薰點點頭：他很愛我，我也很愛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這件事給沈寧留下銘心刻骨的記憶，似乎一下子長大許多，“她多么孤獨，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對我們微笑，一個苦字都沒說過。這樣想著，我再也無法繼續恨媽媽。不管她是不是國民黨反動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黨的右派分子，她是我的媽媽，她愛我，我也愛她，我不可能恨她……”（沈寧《媽媽》）陶琴薰與父親秘密通信這件事，雖得到中共高層人物的默許，卻又是當時統戰工作的一部分。此事緣於周恩來1954年發表關於和平解放台灣的文告，其中號召國民黨軍政人員脫離蔣介石集團。這時陶琴薰從上海到北京方兩年，抓住這一契機上書周恩來，“表示願意做陶希聖的工作，為和平解放台灣貢獻一份力量”。陶琴薰此舉未免膽大或許天真，她的父親對共產極權早有深刻體認，尤其認為採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推行一種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不幸。與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有所不同，陶希聖在本質上是一個三民主義者，這從他為蔣介石捉刀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可觀察其思想全貌，此書在當年遭至中共國際同路人“大肆其誣衊與攻擊”（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其間中共不止一次對他統戰，周恩來親自找過他，可始終不為所動。由於政治上的南轅北轍，以及此時國民黨初步完成內部之改造，進一步鞏固了在台的統治地位，作為黨內主管輿論工作的高層人物，陶希聖更不大可能接受彼岸的“統戰意圖”。但陶琴薰已顧不上這一切，之所以這樣，目的十分清楚，無非是想“使陶希聖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政治資產’，稍稍改善我們的政治處境”，同時，“這樣的通信也是我們在中共政權下同父母及弟弟們溝通訊息、稍慰思念之苦的唯一辦法”。周恩來則可能更看重其中的統戰效力，在看了陶琴薰的信之後，“認為對陶的分析是正確的，希望把工作做好，不要有顧慮”；這個工作由他領導，採取“單線聯繫”的方式。周恩來辦公室具體負責此事的人名叫海瀾（1962年後此工作轉交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作者注）。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參與其事，由於陶述曾本人官至副省級，是中共所信賴的民主人士之一，使這件事更具政治色彩。陶琴薰在自述文字中始終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蘇儒後來在《始言堂記事》一書中披露：“我們寫了信，請他（系指海瀾，作者注）審閱，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給他。”“有事總由他到頒賞胡同宿舍來找我們，孩子們都認識他，就是不知道他是來做什麼的。後來，我們熟了，有一次他半開玩笑地說，你們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嗎？我們是在‘通敵’呢”。這件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一直進行至七十年代陶琴薰病故，其間陶雖被打成右派，卻按最輕的處理，1959年底又摘掉右派帽子，“名義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內部”。我們完全可以猜測這件事於陶琴薰個人來說有或多或少的幫助……陶琴薰給父母兄弟寫信，一直經由香港有關人士中轉，其中余啟恩（廣東台山人，香港註冊會計師。1941年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翌年與妻子羅月好輾轉逃到重慶，陶希聖曾為他安排工作）曾在陶希聖主辦的“國際通訊社”（香港）擔任過會計，1949年後與陶希聖仍保持私人聯繫。陶琴薰先後收到過母親萬冰如、弟弟們的回信及寄來的照片，“說明去信都已收到並獲善意回響，這樣就算工作有了成績”。但始終未見陶希聖本人的作覆，沈蘇儒認為：“國民黨在那些年代裡在台灣也實行嚴厲的政治控制和無情鎮壓的政策，所以叔叔和母親對於大陸通訊（即使是間接進行）也頗戒懼。”應當承認，當時台灣正處於一個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時期”，從1955年的“孫立人案”到1960年的“雷震案”，均為當局整肅和打壓其政治敵手，將“匪諜案”模式作為“執政者排除異己、掌控權力的重要方式”（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在國民黨內部位居要津的陶希聖十分清楚這一點，更知與女兒“秘密通信”的危險性，無疑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筆者曾與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陳華教授在南京大學一次會面中就陶希聖其事交換過意見。陳教授乃陶希聖四公子、歷史學家陶晉生院士之學生，手頭握有陶先生赴台後日記片斷的複印件。他告訴我，這些日記因其台灣政治利害關係等因素，大都記述簡約如流水賬一般，全然不見個人之心情，可見當時台灣政治環境的同樣惡劣。在大陸這一頭，陶琴薰則一發而不可停下，“為這工作花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她把所有有關此事的文字材料，保存完整。直到1966年8月27日因‘文革’大動亂形勢的出現，她怕紅衛兵來抄家時把這些材料抄走去公開，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因此把全部檔案包好，親自送到中南海北門傳達室，請他們轉給總理辦公室”（《始言堂記事》）。到了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大陸，恢復了中斷二十餘年的交往。陶琴薰抓住這一時機，於1971年8月2日第二次上書周恩來，“提出恢復對陶希聖和弟弟們做工作”，卻石沉大海，不見回音。1973年5月，陶琴薰獲知中共統戰工作行將恢復，再次給高層寫信，終於獲準。次年到武漢經與伯父陶述曾商量後，仍通過香港中轉並與表弟阮繼光（1949年隨陶希聖去台）聯繫上，開始恢復與在台家人的通信，但依然只收到母親的回信和照片，陶希聖還是沒有回響。在海峽兩岸形格勢禁的非常年代，“家書抵萬金”，卻亦是心存疑慮，各自一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陶琴薰五弟陶范生給在美的沈寧寫過一封信，言及當年與姐姐通信時的心態：“記得那時我和瑞華（陶范生之妻，作者注）不顧一切當時環境的壓力和姐姐（你媽媽）通信，是一件非常值得懷念的事情。當時我們通信的心情是：一，我們非常想念姐姐……二，想知道姐姐及姐夫的現況，及家裡親戚朋友的現況；三，希望用間接的方式，告訴姐姐我們這邊的生活及現況；四，希望姐姐能從大陸出來和父母親及兄弟們團聚；五，希望能寄一些國外的特效藥，為姐姐診治風濕。其中第四項，由於環境的關係，我們不敢明確的表達，也沒有達到目的……”此類“秘密通信”原本包含更多的統戰意圖，到後來其政治因素卻被意外地消解至最低程度，只見親情而不見政治。但無論如何，這件事畢竟緩解了陶琴薰一家在當時的險惡處境，用心可謂良苦。據沈蘇儒回憶：當時周恩來辦公室的海瀾經常給他們家送來一些內部票，“讓我們帶著孩子去參加‘五一’國際勞動節遊園會、‘十一’國慶節焰火晚會，到人民大會堂去看《東方紅》、《長征組歌》的演出——在中共體制下，這些不是單純的娛樂活動，而是被視為一種‘政治待遇’、一種顯示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標誌”（《始言堂記事》）。對於失去家庭庇護的陶琴薰來說，太需要這些“政治待遇”了，至少可以藉此來保護自己或家人。而在海峽另一頭，陶希聖內心之痛苦絕不亞於陶琴薰，不能親自與女兒通信，其思念之情更加彌深。在沈寧敘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讓我們捕捉到這位歷史人物悽愴複雜的心情：1986年，沈寧三兄妹赴美已四年。沈熙、沈燕在1949年後出生，外公並沒有見過他們，尤為想念。兄妹三人因此決定前往台北探望，由於所持大陸護照無法入台，陶希聖知道後竟不顧年事已高直進總統府，向蔣經國獲取一張特許令，“準許我們三兄妹進入台灣，祖孫團圓……“（沈寧《下跪》）。一切妥當之後，三兄妹卻猶疑起來，“1986年夏天，還沒有聽說過哪個大陸人，進入過台灣。從小到大，無數磨難不斷警告我們，萬事不可為人先，出頭鳥一定要被打落。……而我們的老父親，則還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們深切的後顧之憂，中國曆有一人落罪，株連九族的傳統”，他們最終放棄赴台計畫。這時陶希聖已屆望九之年，突然發下話，要親赴美國去看望這些孩子……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輪椅上的陶希聖抵達舊金山機場。三兄妹在見到外公的一剎那，“不知不覺地跪了下去……”陶希聖的目光在一個人臉上停留片刻，然後又轉到下一張臉。沈寧突然發現，外公的目光正越過他們的肩頭，“向後面望去，彷佛在繼續尋找著什麼”。他的心驟然緊縮，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尋找誰，他在尋找我們的媽媽，他的女兒。媽媽已經去世將近九年了，外公不會不曉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傳聞，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間會有奇蹟發生……”老人知道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兒，閉上了雙眼……十個月後，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聖在台北逝世。臨終前，他說：“九十歲……連感慨都沒有了。”(1987年10月3日給陶恒生信)
陶琴薰是罹患類風濕晚期而早逝的。最初發現時是急性類風濕關節炎，在1966年春。一天早晨，她突然全身疼痛，不能動彈。經過一陣及時診治，即猛用激素，病情被控。遵醫囑，停藥後需靜養，則可基本痊癒。但不久“文革”遂到，與許多不幸的中國人一樣，陶琴薰已不可能逃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命運。這一年秋天，所在單位“革委會”強令一些教職員工去潭柘寺農村勞動改造，這一折騰使陶琴薰的病情出現反覆，逐漸惡化。從陶琴薰生前一份“思想檢查”中可知，這一次是“革委會”給她報的名。“……當時我的手腳腫疼，不能勞動，就沒有自動報名，本想去醫院拿病假證明，但革委會已給我報上名了，這時我怕再交上病假證明，會使人覺得我有意逃避鬥爭，就硬著頭皮下鄉去了……”在懲罰性的勞動中，陶琴薰彎不了腰，就跪在水田裡幹活，終於有一天栽倒在農田裡，“再也不能動彈了。敞篷大卡車送她回城，路上又遇上大暴雨”，從此遂成慢性，久治不愈，形同殘廢。那年月不論大小會議，人人都要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山呼萬歲，最可笑、最經典的一個動作就是將“紅寶書”緊貼胸口，“呼口號時要很快地用右手把它高舉過頭，有規律地左右搖動”。這時陶琴薰已是不能高抬右手，又“必須強忍著疼痛跟著做”，否則就是對毛的不忠，當場便會挨斗……早在1927年5月，陶希聖就與毛相識。當年北伐軍唐生智領軍北上，繼續討伐北洋軍閥殘部。武漢北伐軍政府令，將軍政學校師生與農民運動講習所師生，合併為中央獨立師，與葉挺率領的十一師會合，由武昌出發，西往迎戰夏斗寅先頭部隊萬耀煌部。陶希聖時為中央軍事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兼任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政工人員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任就是毛澤東。陶希聖一生著述甚多，尤在史學方面的造詣及其貢獻，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從政後又親歷中國現代史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但他也斷然不會料到在中國大地上竟有如此造神的荒唐一幕。因此，沈寧始終堅持認為“不是疾病奪去了媽媽的生命，而是荒誕殘暴的中國大陸政治，摧殘並殺害了她”（沈寧《我心中的媽媽》）。陶琴薰在其短暫的一生中，曾兩次想到過死，其中一次在1971年寒春，沈蘇儒莫明其妙地被誣捲入一起“謀殺案”。這時她已是行動不便，仍被勒令去參加沈蘇儒的批鬥大會。據次子沈熙回憶：“劇場滿坐數千人，媽媽在最後一排，看著台上不成人樣的爸爸，覺得整個天地都在沉陷，世界不復存在。大會一完，爸爸又立即被押走，甚至不知媽媽的在場。而媽媽手腳冰涼，站不起身。媽媽對我說：那天她覺得真完了，永遠也見不到爸爸。……天已全黑，媽媽怕與別人同坐一部公共汽車，怕聽人們的議論，就柱著拐一個人步行……兩三站後，她再也走不動了……她身體無力，腦中一片混沌。她想到了死……”（沈熙《媽媽和我》）這是陶琴薰一生中最為絕望的時刻。萬念俱灰之時，她想到了三個無辜的孩子，「那年月，自殺也是大罪」，陶琴薰終於放棄自殺念頭，回到家，與女兒沈燕抱頭痛哭。在沈蘇儒出事的第二年，陶琴薰又接到提前退休的一紙通知，才五十一歲。這時陶琴薰的病情不斷惡化，“四肢關節的手指腫脹疼痛變形，有時右手疼得不能握筆。到處求醫，均不見效”。1974年前往武漢伯父處治病時，收到過母親的回信，有“……我有八個孫子，四個孫女，你們的兒女，我一樣地愛他們”云云，母女繾綣離情，躍然紙上。1975年初，又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國來信，想給姐姐寄藥。不久，陶琴薰收到過一次寄來的藥，非常見效，但之後則遭大陸方面的檢查扣押。她給陶范生去信說：“這瓶藥輾轉萬里，卻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遺憾之極。”若干年後，陶范生在一封信中回憶：“……可惜那是台灣藥，經過我的重新包裝，不敢把說明寄到大陸，只是將說明另抄了一份寄給大陸檢查機關。這批藥好像遲遲不能到達姐姐手中。後來我們又寄了幾批，結果都如石沈大海，不知下落……為什麼當時的藥不能寄到姐姐的手中？是不是政治引起的悲劇？”（1988年6月19日致沈寧）陶琴薰後來胃部大面積壞死，系長期服用激素所致。在沈鈞儒孫女沈瑜醫生的幫助下，儘管手術較為成功，卻又不能不再服用激素，醫生們終究也未能找出一個兩全的辦法……陶琴薰在彌留之際，已虛弱不堪，“皮膚腫脹發亮，而且又薄又脆，輕輕一碰就會破裂。所以在每兩小時一次翻身就是極難的事。她必須定時翻身，否則著床一邊皮肉就爛了，每次翻身就會遍體鱗傷，讓人淚下……”（沈寧《我心中的媽媽》）。陶琴薰並不甘心這樣撒手人間，在病榻上以小說的曲筆將其一生的經歷、痛苦、思念化作對親人的最後呼喚，其中一段描寫到吳淞口海面上瞬息萬變的幻境“碧綠的海連著天，蔚藍的天連著海，看到鑲著金邊的白色、粉紅色和淡紫色的雲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間千變萬化的霞光異彩，多么遼闊絢麗的景色呵！媽媽又是驚訝，又是讚嘆，她高興極了。……到了北京，我們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輪船了……”（陶琴薰《望眼欲穿》，1978年3月12日）如此輕鬆雅致的筆觸，一語雙關，暗藏泣血人生記憶，讓我們似乎又看到當年在吳淞口，其父陶希聖悽愴無奈的眼神以及消失在海面上湧起的波濤，從此天茫茫、海茫茫，她真的是什麼也看不見了……1978年8月14日，即陶琴薰入院五個多月後，一個寧靜而又孤寂的黃昏，沈寧值班守護在母親的病榻前，這時“媽媽突然要求翻身面向窗外，那是不該翻身的時候，可是她堅持要翻，甚至發脾氣叫起來……媽媽一聲不響，睜大眼睛，望著窗外的天空，許久許久。那神情、那目光、那雕像般的靜止，突然使我想起香山頂上的一幕……忽然，媽媽的眼皮慢慢垂落……”沈寧大叫醫生，陶琴薰有氣無力地喊著未盡之言：“大夫，我要……”
陶琴薰就這樣走了，五十七年的佳人薄命，不堪一擊，留給親人們的慘澹記憶竟是“臉上的皺紋”、“彎曲變形的手指”、“拄拐蹣跚的身影”，而這一切，則將一個時代的不幸寫盡，讓人慾哭無淚，夫復何言？或許還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細節不應忽視：在陶琴薰最後的日子裡，中共統戰部突然安排她出任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專員，但這又能說明什麼呢？是對行將永逝的陶琴薰一種精神安撫，還是讓她在政治的黑洞中再一次受到愚弄，抑或以一紙虛名遮蔽數十年來冷酷之種種？答案可能是多個，只是此時陶琴薰已不再需要這些了，她就像在風雨中走失的一隻孤雁，誤入藕花深處，幾聲哀鳴，濺起幾多離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