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陶承轉移至上海。民國18年6月擔任上海工會聯合會的機關掩護工作，一月後，調至共青團中央秘書處掩護機關。該機關設在公共租界卡德路(今石門二路)樹德里一幢小洋房內，陶承的對外身份是國民黨第九軍顧祝同手下副官的太太。平時負責收藏與分發檔案工作，開會時擔任警衛。當時中共領導存在“左”傾盲動主義，一味號召中心城市不斷舉行遊行示威與飛行集會，造成大批積極分子被捕，秘密機關屢遭破壞。由於陶承的掩護工作十分巧妙，出入都有嚴格規定，因而在兩年中共青團中央秘書處這個機關沒有遭到敵人破壞。民國20年11月，陶承被調至中共中央國際事務團去掩護機關，該機關設在公共租界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張家花園一幢三層洋房內，陶承的對外身份是商務印書館林股東的太太。翌年初，因交通員被捕叛變，機關遭破壞，陶承與黨失去聯繫。抗日戰爭爆發，得到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訊息後，母子三人即隨難民群輾轉抵漢口，通過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將兒子稚鶴送到延安，陶承服從組織分配,隻身奔赴重慶。
民國27年，陶承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從事機要工作，後調第五保育院。民國32年夏，組織決定她去延安。陶承經受了丈夫歐陽梅生、兒子歐陽立安、歐陽稚鶴先後為革命犧牲的嚴峻考驗，強忍失去親人的悲痛，堅持革命工作，民國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後，先後在政務院、內務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工作。著有《我的一家》，發行600多萬冊，成為進行革命傳統、革命理想教育的優秀教材，北京電影製片廠改編成電影《革命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