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
陶富海(左)陪同法國考古專家在丁村考察一位考古專家的丁村緣 一個完小文化程度的人，35歲始學考古，之後，便把整個生命都融入舉世聞名的丁村，窮畢生精力搞文物考古工作，終成我省文物考古界屈指可數的研究館員之一——
心胸開闊，性情豁達，幽默風趣，在襄汾搞了大半輩子文物考古工作的陶富海，儘管已經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但看上去也就是50來歲的樣子。陶富海從35歲開始接手文物考古工作至今，一直圍繞著舉世聞名的丁村，窮畢生精力，研究、挖掘、保護文物古蹟，進行考古研究，並取得許多令人矚目的成果。如今，妻子已去世，兒女都在縣城居住，他卻獨自一人一直借住在丁村一處明代的民宅，簡樸地生活，默默地工作。每天早晨和黃昏，他都會在丁村的鄉間小道長時間散步，靜靜地看日影的腳步，聽風從樹的枝頭吹過……日前，筆者採訪這位我省著名的文物考古專家時，他深情地說，丁村寄託了自己一生的追求，自己此生已經離不開這片土地了……
從門外漢到文物考古專家
陶富海1935年出生於襄汾縣南賈村，由於家境貧寒，剛剛完小畢業便輟學了。參加工作後，幾經周折調回到襄汾縣文化館，主要從事文藝工作。1969年初，由於文化館人事變動，上級宣布由陶富海接手文物考古工作。這一年他已經35歲了。民間有言，人過三十不學藝，但是陶富海沒有猶豫，他毅然把從未涉足過的文物考古工作承擔了下來。
從此，專業知識，政策法規，陶富海勤奮地學、鑽。與此同時，他經常下鄉，調查了解文物現存情況，宣傳文物知識，提高民眾保護文物意識。幾年下來，他行程數千里，走遍了襄汾20個公社200多個大隊，複查全縣古文化遺址100多處，古墓葬30餘座，古建築20多處，並對其中重要的進行了測繪、照相、記錄，建立檔案。當然，對丁村文化遺址和民居的保護，更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學習中實踐，實踐中學習，文物考古特有的文化魅力，使陶富海越來越深地愛上了這一行，他漸漸成了行家裡手。
1975年夏季，一場洪水襲來，丁村人化石產地54∶100地點，沙土被沖刷，河岸坍塌，保護工作受到嚴重威脅。陶富海和丁村遺址保護組成員當即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火速趕赴太原，向上級主管單位作了匯報。又連夜陪同省考古隊返回丁村，跑遍了所有的地點，掌握了全面的情況後，制定了保護方案。在國家文物局批准後，決定在1976年雨季之前，對這一“寶地”進行搶救性發掘。
1976年8月10日，由中國科學院、山西省文管會、臨汾地區專業人員包括陶富海共同組成搶險發掘隊，開始了丁村遺址的第二次發掘。在這次歷時3個月的大規模行動中，陶富海付出了極大的辛勞。他不僅要負責全隊的生活起居，又是發掘工作的主持人之一，還是入門不久的考古工作者，要在國家、省里的專家這種難得的現場授課般的工作實踐中，細心地聽、學、看、做。他沒日沒夜，卻樂此不疲，自己動手，將化石、石器、現場進行清理、修復、畫圖、照相……工夫不負有心人，發掘隊在54∶100地點又發掘了一塊意義重大的幼兒右頂骨化石，他的考古業務水平在這次難得的工作實踐中有了極大提高，對考古工作的認識也提高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此後的工作中，陶富海和省、市考古專家一起，繼續對丁村遺址範圍內、汾河兩岸的地層地貌以及文化內涵作了更大範圍的調查、勘探和試掘。酷暑嚴寒，風霜雨雪，一個錘子，一袋乾糧，長年在遺址範圍內的每一條大溝小岔工作，他不免挨餓受凍，摔跤溜坡，雖是艱辛清苦，但樂在其中。
天道酬勤，經過陶富海及一些考古專家的發現證實，丁村遺址不僅限於汾河東岸單一的中期文化的11個點，而是擴及汾河兩岸，時間跨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達20萬年之久。為研究丁村文化的來龍去脈及有關細石器分布、演化提供了異常寶貴的資料，並在地質時代劃分上找到了新的有力證據。陶富海為此撰寫的論文，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發現50周年紀念會上交流，反響極大。他被評為山西省文物考古一等先進工作者，成了我省考古戰線的一位典型。
那年陶富海在參與丁村以東的大崮堆山石器製造場時，通過思索和考證，不僅確定了大崮堆山石器製造場是新石器時代的，與陶寺文化有關，而且還在這裡揀到了一個石磬毛坯。經過深入研究，並經中國音樂研究所測音，證實這是中國第一個石磬坯。他的這項科研成果在《考古》雜誌上公布，引起考古界的巨大反響。之後，陶富海繼續在縱深方面對新石器的製作流程進行探索性研究，提出了一套新石器加工的模式，成果發表後，日本的考古學家還專程來丁村同他交流。
心血凝結成的中國第一個民俗博物館
由於丁村文化遺址的發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裡成了許多學者專家雲集之地，而丁村那集自明萬曆至清末的40座四合院民居建築群落，幽靜典雅，保存完整，規模宏大，同樣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後來，民居雖然成為山西省文物保護單位，但由於時代和條件所限，這些民宅一直被當地人住著。
那年，住在丁村現存最早的明萬曆廿一年的四合院民宅里的韓姓房主，因為要給兒子娶媳婦，準備拆舊房蓋新房。陶富海得知這個情況後，去丁村苦口婆心地勸說卻不能制止。之後，他急忙趕去太原向省文管會匯報，並陪同有關人員到襄汾調查。最後文管部門決定將要拆的北廳買回來，陶富海又做了許多善後工作，才成就了丁村第一宗民居的收購。
現在的丁村民俗博物館第一展覽大廳，建於明萬曆四十年，當年也面臨著危險的境地，它被賣給了侯馬一家建材廠，而且已經開始溜瓦。為了保護收購它，陶富海連軸轉，輾轉丁村、襄汾、太原，3天3夜沒有合眼，幾番討價還價，算蒼天有眼，事成了……從此，丁村民居保護的局面扭轉了，沒有人再敢隨便拆了。陶富海又繼續做工作，陸陸續續地收購，達到了現在40座院落的規模。而這每一個大院，凝結著陶富海的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民宅回收以後，陶富海與有關領導商議後，先搞了一個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對比展覽，展出的革命色彩很濃，卻也散發著微微的民俗味道，反響較大。陶富海又想，何不再搞一個以漢民族風俗習慣為主題的展覽。在這種思路帶動下，丁村第一次民俗陳列展於1981年開展，展出特別成功。陶富海的腦海里又啟發了更龐大的計畫，把丁村民居建成中國第一個民俗專題博物館。他的計畫得到了當時省文物局和臨汾地區分管領導的贊同支持。於是當即挑燈夜戰，通宵達旦，擬出了計畫稿，經過與一些專家共同討論修改，就拍板定案了。
隨後，陶富海全力投入民俗文物的徵集工作。他孤身一人，一直在野外作業，跑遍了襄汾、洪洞、稷山等地。一年的時間裡，他回收了6大類近5000件文物。現在丁村民俗博物館裡90%的文物都是他收回來的，而且他回收的文物沒有貴的也沒有假的。沙女村李姓老鄉，送來了雕刻著龍的靈璧石盒，當時他就認為不是等閒之物，老鄉只要200元，結果經故宮博物院專家鑑定，此盒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閻店劉姓人家有紅木八扇屏，好多文物販子去收，都沒有賣，但是聽說丁村搞民俗博物館，當家的劉老漢親自送到丁村，只要180元，他說，賣給販子我一輩子再也見不著了，放在這裡，我想看就來了……回憶起收文物的日子，他是喟嘆不已：“老百姓最實在、最質樸，沒有他們的理解支持，丁村民俗博物館是搞不成的！”
文物陸續收回，50歲的陶富海開始帶人陳列布展，他挖空心思，反覆琢磨，所有展廳都親自布置。那段時間裡，他顧不上吃飯睡覺，顧不上刮鬍子理頭髮，幾乎不出展廳的門，餓了就啃饅頭，渴了就喝白開水，累了就靠牆閉閉眼。中國第一的丁村民俗博物館開展之際，他已是蓬頭垢面，人整個瘦了一圈，然而心裡卻覺得滿足……
淡泊簡樸而又忙碌的退休生活
事務性的工作並沒有影響陶富海的學術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2萬字的《平陽民俗叢譚》，他的研究成果就占10萬字。他曾應邀赴日本與國外的民俗學家交流，並在東京大學講學。1994年，他由於自己的學術成就和貢獻，順利通過國家文物局的正高職稱評定，成了山西考古界僅有的十餘名研究館員之一。但他總說自己得到的太多了，他只考慮乾什麼，怎么乾，而社會卻給予自己很多。
1995年，陶富海退休了。但他工作退了，考古研究沒有退。10年來，他仍獨自一人守在丁村，不僅繼續挖掘丁村可能有的文化遺存，而且還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對陶寺文化、龍文化、堯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在《文物》《大自然》《山西日報》《臨汾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外，由他撰寫的4冊三晉文化系列叢書之《丁村文化遺址》《丁村民宅與民俗》《陶寺文化遺址》已經出版發行，《太平故城》即將脫稿。另外，他10餘萬字的民俗專著也已付梓。
陶富海還有許多社會性的職務，因為在當地有些名氣，他多次被注重文化發展的縣鄉村請去當顧問、搞策劃。但他不要任何報酬。
閒暇時間，他寫一些頗有靈性的小散文，每天練習書法。他生活簡樸，沒有置辦房產，上沒有片瓦，下沒有寸地，電器只是一台電視機。他說：“我這一輩子的家當，有兩個平車就夠拉了，一車書，一車行李。有人不能理解，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其實，他的家當何止這些？那洋洋灑灑的考古論著、那氣勢恢宏的丁村民俗博物館，難道不是他留在世上最值錢的家當嗎？
陶健 文/圖(來源：山西新聞網 山西日報 網路編輯：張清蘭)
主要著作
1、《丁村》江蘇教育出版社
2、《平陽民俗叢談》山西古籍出版社
3、《丁村民宅與民俗》 山西春秋電子音像出版社
4、《丁村遺址發掘與研究》 山西西文史資料專輯出版
5、《丁村文化》、《丁村民宅》、《陶寺遺址》、《古城汾城》、《古村落南賈》均由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作為平陽文化研究叢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