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陳然,1923年12月18日出生於河北省香河縣;出生後第二年即隨家人移居北京。後又因父親的工作調動而搬家,到過上海、蕪湖等地。
抗戰爆發後,他隨家人流亡到湖北宜昌等地。1938年夏,15歲的陳然在鄂西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劇團”。1939年3月由程季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與幾個抗戰劇團的同志前往沙洋前線搶救難童。
1940年,陳然得到組織批准前往革命聖地延安,但因戰局混亂,加上自己又身染瘧疾,未能如願,數月後輾轉到達重慶與家人會合。
奔赴重慶
1942年,由於原來在宜昌抗戰劇團和陳然同一個黨小組的向長忠的叛變,組織上決定陳然馬上離開重慶到外地去,並且暫時斷絕和組織的聯繫,待以後組織上再主動派人來找他。陳然逃往江津避難,在江津避難期間,他患了嚴重的痢疾,貧病交加,於1942年秋回到了重慶家裡。經過調養,陳然的身體逐漸恢復,但是也失去了組織關係。
1945年10月,陳然來到中糧公司在重慶南岸野貓溪的一所修理加工廠當管理員;與黨失去聯繫的陳然沒有消沉,仍積極從事團結民眾、教育民眾等革命工作。抗戰勝利後,為了揭穿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陳然積極參加各種集會,呼籲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1945年10月10日根據國共會談達成的《雙十協定》,國民黨反動派被迫於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期間,部分政協代表多次在重慶滄白堂舉行集會,向各界通報會議進展情況。每次陳然都積極到會,了解時局。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破壞政協會議,派出大批特務搗亂。一天,窮凶極惡的國民黨特務衝進滄白堂,毆打政協代表和到會民眾,陳然奮起反抗被打成重傷,後被送到醫院救治,才幸免於難。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重慶辦事處與新華日報社於1947年2月底被迫撤往延安。重慶陷於白色恐怖之中。陳然聯合幾個進步青年創辦了《彷徨》雜誌,團結了許多熱血青年。
印刷《挺進報》
1947年夏,陳然在重慶找到了地下黨,恢復了組織關係。為了發動國統區民眾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中共重慶市委於1947年秋創辦了《挺進報》。陳然被任命為《挺進報》特支書記並擔任了最機密的印刷工作。陳然是重慶一家小工廠的代理廠長。白天他要在廠里負責工作,夜晚才能進行《挺進報》的印刷工作。
沒有油印機,只能用一塊竹片在蠟紙上括。一張蠟紙只能印30-50份。陳然迎難而進,刻苦鑽研印刷技術,還學會了刻鋼板。後來市委決定刻板、印刷由他一個人負責。這樣不僅可以節省人力,還可以縮短周轉時間,減少暴露的危險。這樣,《挺進報》的工作就由陳然和另外一個負責收聽廣播的同志(即為劉國鋕烈士亦作劉國志)承擔起來。
由於特殊的鬥爭環境,同辦一張報紙的兩位戰友卻不能謀面,他們只有在信函中互致“革命的敬禮”和“緊握你的手”。兩顆充滿激情的心互相溫暖著、互相激勵著。他們同心協力,使《挺進報》如期出版,在山城迴蕩著鏗鏘的革命之聲。
1949年10月28日,在臨刑前的那一刻;一對心動相印的報友熾熱的雙手才緊緊握在一起。
隨著《挺進報》發行量的不斷增加,工作任務愈來愈重。刻板、印刷、分送等工作幾乎都是陳然一個人在夜間完成的,白天還要照常去工廠上班。他以超人的精力,高度的警惕性和責任;周密地進行安排,盡心盡力完成黨交給的艱巨任務。
被捕經過
《挺進報》在重慶的秘密發行,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慌。重慶當局曾三次下令限期破案,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從叛徒口中得知《挺進報》的機關住所;上級派人來通知陳然說黨內出現了叛徒,《挺進報》要儘快轉移。要他在 22日印好最後一期報紙,晚7點,市委派人來取,爾後迅速轉移。就在21日傍晚時分,陳然突然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簡訊:“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僅祝一帆風順,沿途平安。”這封簡訊是一位在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直接寫給他的。
陳然接到信後本來可以馬上脫離險境,但他一直堅持到22日下午5時印完最後一期《挺進報》。他剛把蠟紙燒掉,門外就傳來陣陣腳步聲。陳然推開窗戶,把準備好的掃帚掛在窗台下面的釘子上,這是給同志們的信號。就在這時,幾個便衣特務破門而入,抓走了陳然。
堅貞不屈
在白公館集中營里,敵人害怕陳然向其他“政治犯”傳播訊息,把他獨自囚禁在樓上一間小車房裡。正是在這座陰濕的牢籠里誕生了“白宮版”的《挺進報》。
原來,陳然所在的那間牢房,早就被難友們打穿了一個秘密孔道,可以和樓下的難友們取得聯繫。通過這個小小的孔道,獄中黨組織傳給陳然半截鉛筆和一些香菸盒紙,要他把外面的訊息寫在紙上傳遞出來。陳然忍著劇烈的傷痛,把牢房當作戰場,立即投入了戰鬥。在一張香菸盒紙上,他端端正正地寫上一《挺進報》第一期,白公館出版。我黨我軍最近的勝利訊息就這樣秘密地傳遍了各個牢房,使堅持獄中鬥爭的同志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陳然還設法同隔壁的黃顯聲將軍取得聯繫。黃將軍答應利用放風的機會把報紙沿門縫塞給陳然,陳然不斷從報紙上獲得最新訊息。從此,我軍節節勝利的訊息就時常出現在白公館的《挺進報》上,當同志們遭受到毒刑拷打時,受著疾病和傷痛折磨時,讀了獄中《挺進報》,就感到渾身有力量。
我的“自白”書
在獄中,陳然受盡種種酷刑,始終只承認《挺進報》從編輯、印刷到發行,全部是他一人所為——他決心犧牲自己,保護組織和同志們,特務們用威脅利誘的辦法要他寫自白書,陳然拿起筆,寫下了驚天動地的詩篇——《我的“自白”書》(被收入滬教版五年級下語文書31課):
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麼自白,
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麼?
死亡也無法叫我開口!
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
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
這就是我——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他以浩然正氣,抒發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對無恥叛徒的蔑視,昭示著革命者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壯烈犧牲
新中國成立的訊息傳到監獄時,他和難友們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親手縫製了一面五星紅旗。
1949年10月28日,陳然和其他戰友一起被從白公館、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槍殺。當反動派罪惡的槍口對準他們時,陳然和戰友們高呼:“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陳然犧牲時只有26歲,他的生命雖很短暫,但他生得光榮,死得壯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