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年輕時 湯因比出生在倫敦一個歷史學世家，其父哈里‧湯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熱心的社會工作者；其母莎拉‧馬歇爾（Sarah Marshall）是英國早期獲得大學學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經濟發展史。這位伯父也叫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湯因比的名字正是為了紀念他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這樣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湯因比從小就熱愛歷史，並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讀溫切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這些都為他在歷史學上取得豐碩成果，並成為一代歷史學巨匠奠定了基礎。
求學經歷
湯因比曾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古典文學，1911年獲學位。後短期在雅典的英國學院求學，此一經歷促成他關於文明衰落的哲學萌芽。1912年他成為貝利奧爾學院上古史教師及研究員，1915年為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工作。
創作經歷
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會議後，在倫敦大學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臘研究教授。
他於1921年～1922年希土戰爭期間任《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後將此經歷寫成《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於1922年發表。
1925年他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國際史研究教授，並任倫敦皇家國際事務學會的研究部主任。湯因比曾分別於1929年至1967年兩度來華訪問，對中國文化有極高的評價。美國新聞周刊評論說：他已成為一位世界通哲，而與愛因斯坦、史懷哲與羅素並列。
湯因比對歷史有其獨到的眼光。他的12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26個主要民族文明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湯因比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學家。他經常從哲學的視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會歷史的諸多重大問題，有著豐富而深刻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歷史哲學思想，被視為現代西方“思辨的歷史哲學”的一位主要代表。
生平年表
時間 | 年齡 | 生平事件 |
|---|---|---|
1889年4月14日 | 0 | 出生於英國倫敦。 |
1902年 | 13 | 進入當時英國最有名的公立學校聖瑪麗學院（College of Saint Mary），接受古典語文教育，能以希臘文與拉丁文從事詩作。 |
1907年 | 18 | 復進牛津大學貝利奧學院（Balliol College），專攻古代史，奠定他對古代文明深入研究的基礎。 |
1911年 | 22 | 牛津大學畢業後，湯因比加入雅典考古學院成為研究生，並前往希臘進行考古工作。回國後，留校擔任研究員，併兼任學生導師，專門研究以及教授希臘和羅馬的古代史。 |
1912年 | 23 | 成為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上古史教師及研究員。 |
1913年9月 | 24 | 與羅莎琳德·默里（Rosalind Murray）結婚。 |
1914年 | 25 |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湯因比感觸良深，成為激發他後來寫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這部巨著的動機。 |
1915年 | 26 | 他因痢疾未愈，得免兵役。但徵調英國外交部政治情報司工作，前後將近五年。 |
1919年 | 30 | 一戰後的巴黎和平會議，他以英國代表團中東地區專家的身分出席。會議結束，受聘為倫敦大學現代希臘研究講座教授。而《歷史研究》一書的構思逐漸形成。 |
1920年 | 31 | 在牛津大學舉行了開創性的演講“希臘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ece）”。 |
1921年 | 32 | 任《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記者，直到1922年。同年1月～9月遊歷希臘與土耳其兩國。 |
1922年 | 33 | 發表於希土戰爭期間寫成的《希臘與土耳其的西方問題》。 |
1925年 | 36 | 接受倫敦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教授之聘，並擔任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1920年成立，屬民間機構）研究部之主持人，負責國際事務綜覽（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之編輯工作。年出一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斷）。 |
1926年 | 37 | 擔任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部長，一直任職到1953年為止。 |
1927年 | 38 | 正式開始《歷史研究》的寫作。 |
1929年 | 40 | 維羅妮卡·瑪喬麗·博爾特（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成為湯因比的助理秘書。同年11月途經當時日本殖民時期的朝鮮，第一次來到中國訪問，先後於北京、上海等地停留。 |
1934年 | 45 | 發表《歷史研究》中的三篇關於“文明的起源”的內容。 |
1936年 | 47 | 時任德國總理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授予湯因比“帝國總理勳章”。 |
1939年 | 50 | 繼續發表《歷史研究》中的三篇“文明的成長”、“文明的衰落”及“文明的解體”的內容。 |
1942年 | 53 | 與前妻羅莎琳德·默里分居。 |
1943年 | 54 | 再次於英國外交部任職，任期三年。 |
1946年 | 57 | 以英國代表身份，再度參加二戰善後的巴黎和平會議。同年8月與前妻離異，9月28日與其助理秘書維羅妮卡·瑪喬麗·博爾特（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結合。 |
1947年3月17日 | 58 | 登上美國時代周刊封面。 |
1948年 | 59 | 其學術思想遭到了歷史學專業其他學者的抨擊。 |
1954年 | 65 | 發表《歷史研究》中六篇“大一統國家”、“大一統教會”、“英雄時代”、“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文明在時間上的接觸”、“為什麼研究歷史”。 |
1955年 | 66 | 退休，辭去倫敦大學教職，專心致力寫作。由於他對國家的貢獻，曾受封為榮譽侍從（C. H.）；並被選為英國學術院院士（F.B.A.），以推崇他在學術上的重大成就。 |
1959年 | 70 | 發表《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大事件年表”與“地圖集”。 |
1961年 | 72 | 發表《歷史研究》中的最後一冊“歷史的反思”。 |
1965年 | 76 | 發表《漢尼拔的遺產》（Hannibal's Legacy）。 |
1967年 | 78 | 維羅妮卡陪伴湯因比第二次訪問中國，曾參觀香港某住宅區，期間對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以及中國文化有極高評價。 |
1973年 | 84 | 發表《康斯坦丁·普菲洛傑尼圖斯與他的世界》（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
1974年 | 85 | 在英國約克郡與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會面，十日談話內容被整理成《展望21世紀》一書。 |
1975年10月22日 | 86 | 於約克郡普里·卡斯特療養院去世，享年86歲。遺體安葬在英格蘭北約克郡的特林頓墓園，其妻維羅妮卡去世後與之合墓一處。 |
家族系譜
英文原名 | 中文譯名 | 生沒時間 | 關係 | 備註 |
|---|---|---|---|---|
Joseph Toynbee | 約瑟夫·湯因比 | 1815～1866 | 祖父 | 耳鼻咽喉科醫師先驅。 |
Harriet Holmes | 哈里特·福爾摩斯 | 祖母 | ||
Arnold Toynbee | 阿諾德·湯因比 | 1852.8.23～1883.3.9 | 伯父 | 歷史經濟學家，病逝於腦膜炎。 |
Harry Valpy Toynbee | 哈里·瓦爾皮·湯因比 | 1861～1941 | 父親 | 醫生，兼社會工作者。 |
Sarah Edith Marshall | 莎拉·伊迪絲·馬歇爾 | 1859～1939 | 母親 | 英國早期女大學生之一，歷史學家。 |
Jocelyn Mary Catherine Toynbee | 喬絲琳·瑪麗·卡特琳·湯因比 | 1897.3.3～1985.12.31 | 姐姐 | |
Rosalind Murray | 羅莎琳德·默里 | 1890～1967 | 前妻 | 與湯因比在1913年結婚，1946年離異。 |
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 | 維羅妮卡·瑪喬麗·博爾特 | 1894～1980 | 後妻 | 原湯因比助理秘書，1946年與其結婚後更名為維羅妮卡·湯因比（ Veronica Toynbee）。 |
Antony Harry Robert Toynbee | 安東尼·哈里·羅伯特·湯因比 | 1914.9.2～1939 | 長子 | 湯因比與前妻所生，自殺身亡。 |
Theodore Philip Toynbe | 西奧多·菲利普·湯因比 | 1916.6.25～1981.6.15 | 次子 | 湯因比與前妻所生，作家兼記者。他與妻子安妮·鮑威爾（Anne Powell）育有一女。 |
Lawrence Toynbee | 勞倫斯·湯因比 | 1922.12.22～2002.1.19 | 三子 | 湯因比與前妻所生，畫家。 |
Polly Toynbee | 波莉·湯因比 | 1946.12.27～ | 孫女 | 西奧多·菲利普·湯因比與前妻安妮·鮑威爾所生，原名瑪麗·路易莎·湯因比（Mary Louisa Toynbee）。 |
哲學思想
歷史研究的文明史學觀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 文明的相互接觸
湯因比認為，各個文明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恰恰是相互接觸的。文明的相互接觸包括同時代文明在空間中的接觸和不同時代文明在時間中的接觸。在湯因比看來，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好奇心刺激著歷史學家們去研究歷史，這是促使歷史學家們發現和解釋的動力。歷史不是一連串的事實，歷史著述也不是對這些事實的敘述。歷史學家必須不斷地通過分類，判斷什麼是真實的、有意義的。而且，在研究事實時必須抓住要點，並加以比較。和對歷史的決定論的解釋不同，湯因比相信，人類可以在一定的範圍內自由地選擇，可以學會如何做出選擇。只要學會同超越人類的現實達成和諧關係，人類的這種選擇就不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實可行的。
實現政治與精神的統一
湯因比指出，在過去的五百年中，技術和經濟高速發展，但是人類並沒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樣的發展，而是存在著諸多嚴重的問題。現在，人類已經有力量終結人類歷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懸崖邊的人類必須迅速覺醒、調整方向，才不至於跌落萬丈深淵。人類需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目標、思想和行為，這是人類繼續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湯因比看來，由於過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動範圍的擴大，形成了世界範圍的技術、經濟關係的網路。當代人類正共同面臨著許多迫切的問題。湯因比期待並預言人類將在歷史發展的下一階段實現政治和精神上的統一。但是，他強調，這一巨大變革必須以全人類的平等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實現，而不是繼續以一部分人統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實現。西方將把它過去五百年中的主導權轉交給新興國家。
中國在歷史與未來的作用
湯因比十分看重中國在歷史上和未來的作用，對中國充滿了期待。他不僅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大加讚賞，而且很盼望並認為中國一定能夠在未來對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統一做出主要貢獻。湯因比很欣賞中國長久保持國家統一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儘管歷經兩千年的改朝換代，但直到現在仍然保持著政治和文化的統一。他認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大一統的局面。
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
在湯因比看來，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當然，值得強調的是，湯因比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主要是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領人類走出迷誤和苦難，走向和平安定的康莊大道。他認為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將是人類未來最美好和永恆的新文化。像湯因比這么期待中國對世界的和平、統一和發展發揮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問湯因比希望出生在哪個國家，湯因比說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紀佛教已經傳入的中國 新疆。
代表性著作
主要著作
湯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別是《歷史研究》、《人類與大地母親》、《經受著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類必須抉擇》、《湯因比論湯因比》。這其中，可以把兩部最主要的代表作：《歷史研究》和《人類與大地母親》看作一個單元。前者為歷史哲學思想，後者則偏重於歷史敘述。當然，二者都是把整個人類社會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並且，他們還相互印證。《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以《人類和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歷史事實為事實依據，從這些歷史事實中概括得出；《人類與大地母親》中所描述的史實則以《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哲學思想為理論依據描述人類歷史。《經受著考驗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類必須抉擇》為一單元。這三部著作集中展現了湯因比對人類現當代文明的思考、憂慮和對人類未來的謀劃與憧憬。《湯因比論湯因比》為一單元。這部以對話錄集成的著作是湯因比在生命末年對自己一生學術思想的自我總結和介紹，對於理解他的歷史哲學思想很有助益。
著作觀點
湯因比著述雖豐，但究以他12巨冊的《歷史研究》最為輝煌。湯因比治史，一反國家至上的觀念，主張文明才是歷史的單位；他把世界歷史畫分為21種文明，並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現象，來解釋文明的興衰與死亡。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湯因比認為必將導致國家主義、窮兵黷武以及獨裁政治的災禍。人類因為道德的沒落，終將自食惡果。然而，他也相信維護人類和平相處的“世界政府”與“世界宗教”，最後也將會在人類的覺悟中誕生。由於對歷史的了解，湯因比對人類的命運與前途，寄予無限關切。
1922年湯恩比開始構思其《歷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亞農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羅多德筆下的薛西斯軍隊戴的帽子而獲得靈感。這件事透露了賦予他作品特殊氣質的種種特點，即他對歷史廣大連續性的領會和對歷史型態的見解、他淵博的學識和敏銳的觀察力等等。
湯因比在《歷史研究》里檢視人類的歷史過程中26種文明的興衰而作了這樣的結論：人們在少數有創造力的精英領袖領導下成功地回應挑戰，文明從而興起。文明在領導階層停止創造性回應時衰微，然後因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過失及少數專制的暴政而淪亡。湯因比與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並不認為文明的死亡無法避免，端賴其能不能對接連的挑戰持續產生回應而定。他也不像馬克思視經濟力量決定歷史，而認為歷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湯因比在著手撰寫《歷史研究》的同時完成了許多小部著作，並擔任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長（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倫敦經濟學院的教職直至1956年退休為止。湯因比著述頗豐，在50及60年代繼續完成有關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歷史與世界遊記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將強調重點從文明轉到高等宗教作為歷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經受著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臘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
文化學派
湯因比史學的一個卓越貢獻就是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作出了整體性與綜合性的考察。作為“新斯賓格勒派”，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學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視為斯賓格勒創立的文化形態理論的一種繼承與發展。湯因比對文化形態的基本看法如下：
歷史研究單位。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問題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一極端上的人類全體，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一群人類。”從而拋棄了傳統史學中的國別史與斷代史的概念，而代之以一個個文明（或社會）。
文明的數量。在湯因比，文明考察的視界擴大了，從斯賓格勒的八種發展到二十六種。在這些文明之間，存在著某種親屬關係，即上代文明與下代文明的關係。他承認西方文明也只不過是這類文明中的一個而已，從而疏離了西方傳統史學中的“西歐中心論”的陳說。
文明的可比性。在湯因比看來，以上這些文明儘管出現時間有先有後，但都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文明起源於“挑戰與應戰”。湯因比分析了第一代六個文明的起源，得出了文明的產生是對一種特別困難的環境進行成功的應戰的結果。
文明生長的尺度。湯因比認為，並不是所有文明都是能順利成長壯大的，事實上，有些文明流產了，有些文明則在它們生長的早期就停止了，這顯然是因為挑戰過量而致。在他看來，文明生長的尺度應當是，在一系列的挑戰和應戰的過程中，場所發生了轉移，即從文明的外部環境移入到文明的內部。在這種逐漸升華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自決能力”，才是文明成長的標誌。文明生成的過程最終歸結為這個社會內“自決能力”的不斷增長，而這正是由那些富有創造性的少數人所促成的。
文明衰落的原因。湯因比認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決能力”的喪失。
文明的解體。大一統帝國——間歇時期——大一統教會——民族大遷移。
西方文明的前景。湯因比反對斯賓格勒對西方文明的發展前途所持的悲觀論調，認為只要處理得當，西方文明可以避免解體的命運而且可以保持活力，繼續發展。
歷史理論
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西方史學的兩個趨勢：
一是19世紀傳統的敘述型歷史已轉向整體型、分析型歷史；
二是非西歐地區的歷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視。
在對文明起源的解釋上，湯因比提出了挑戰與應戰的理論，這是他比斯賓格勒高明之處，也比傳統的種族論和環境論大大前進了一步，因為他注意到了人和環境的相互關係，注意到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主體的能動作用。但這一理論也有兩個致命缺陷：
一是過分強調了歷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
二是忽視了挑戰應戰過程中物質因素的存在。
湯因比看到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問題，注重道德的進步和人類自身的完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誇大了宗教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湯因比用他的文明衰落理論硬套其他文明的歷史，是不符合事實的。但他在晚年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指出僅用一個西歐模式並不能說明一切問題，還應再加一個中國模式或猶太模式，並對中國的未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從湯因比的理論和體系中，也可以看到當代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強調潛意識和直覺的作用。但他仍然認為人的理智和良心是高於一切的。在對西方前途的解釋上，湯因比也與斯賓格勒不同，他認為西方文明雖然發展到了頂點，但還沒有理由說它已走向死亡。西方將來的命運如何，取決於西方人能否面對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能否解決那些事關西方文明生存的各種問題。這種比較樂觀和現實的態度，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時代和西方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
作品介紹
人類與大地母親
人類與大地母親 作者以抒情式的文筆，敘述了自人類形成直到20世紀70年代人類與其生存的環境，以及人類自身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歷史。
他以“區域文明”作為歷史考察的對象，摒棄了西方史學家傳統的“歐洲中心論”，並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人類歷史置於自然界的背景中進行考察。本書既是一部通俗的敘事體史學著作，又集中凝聚了作者一生學術思想的精華，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 文明具有兩個特點：第一，都經歷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和死亡5個發展階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間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或稱“親屬關係”，就像幾代人生命的延續，每一個文明或者是“母體”，或者是“子體”，或者既是母體又是子體。但這種文明之間的歷史繼承性並不排斥它們之間的可比性。首先，從時間上看，文明社會最多只不過三代，歷史進入文明階段也不過剛剛超過6000年，而人類歷史至少已有30萬年。兩者相比，文明的歷史長度只占整個人類歷史長度的2%，因此，在哲學意義上，所有文明社會都是同時代的；其次，從價值上看，如果與原始社會相比，所有文明社會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標準相比，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會在哲學上又是等價的。
從這些界定出發，湯因比把6000年的人類歷史劃分為21個成熟的文明：埃及、蘇美爾、米諾斯、古代中國、安第斯、瑪雅、西臺、巴比倫、古代印度、希臘、伊朗、敘利亞、阿拉伯、中國、印度、朝鮮、西方、拜占庭、俄羅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個是直接從原始社會產生的第一代文明，後15個是從第一代文明派生出來的親屬文明。另外還有5箇中途夭折停滯的文明：玻里尼西亞、愛斯基摩、遊牧、斯巴達和奧斯曼。
《展望21世紀》
《展望21世紀》是根據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關於人類社會和當代世界問題的談話記錄整理而成，先後出版過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種文本。
本書分為《人生與社會》、《政治與世界》、《哲學與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論及的問題極為廣泛。
兩位作者縱貫古今，橫跨全球，追溯過去，著眼當代，展望未來，從宇宙天體、生命起源、宗教哲學、道德倫理、科學技術、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國民經濟、社會福利、政治制度、領導選擇、軍備競賽、和平戰爭，一直到未來的世界大同，幾乎探討了人類社會、當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問題，並對未來世界作了預測和展望，還談了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