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7年2月，阿壠生於杭州一個市民家庭，只念了幾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綢布店做學徒。他利用夜晚的時間自學，20歲時就在杭州的報刊發表舊體詩和小品文。他讀中學時酷愛文學，尤其喜歡詩歌，嘗試著給杭、滬、寧等地的報紙副刊和文學刊物投稿。發表了一些詩作。他的詩風沉鬱，自具一格，曾受到郁達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評。上世紀30年代初，阿壠多以筆名“S·M”發表作品。他當過職員、編輯，思想追求進步，“九一八”以後多次參加抗日救國遊行，曾被當局拘禁。不久，綢布店倒閉，阿壠隻身來到上海。在“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下，考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經濟系。他讀到魯迅的著作，深受感染。
一·二八事變爆發，阿壠目睹吳淞口的校舍被日軍炮火摧毀。他感到在強敵面前，僅靠“實業救國”遠遠不夠。1933年他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訓。畢業後在國民黨第88師任見習軍官及少尉排長。沒過多久，他就參加了淞滬會戰。他身先士卒，帶領士兵們來到閘北最前線。在一次敵機轟炸中，阿壠臉部受傷，不得不離開隊伍治療。這段經歷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感受，他將其寫入報告文學《閘北打了起來》和《從攻擊到防禦》，以S·M的筆名發表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誌上。
《大晚報》特聘記者曹聚仁也寫了大量戰地通訊，但他只能在88師師長孫元良的司令部根據地圖、戰報和訊息寫作。“七月派”詩人羅飛說：“淞滬抗戰期間，當時前線也有隨軍記者在活動，但像阿壠這樣深潛在生活的最底層，手持武器與士兵同生死共榮辱一起戰鬥的作家是極少的。”
阿壠不僅寫到了愛國的熱情，也寫到了戰爭的殘酷和真實的人性。晚年，胡風在回憶錄中寫道：“他（阿壠）把戰爭初期雄壯的東西和悲慘的東西都送給了讀者，是抗戰初期的忠實的記錄之一。”
部隊中的種種情況使阿壠失望。少年時的好友陳道生是中共地下黨員，受到他的影響，阿壠逐漸傾向革命和共產黨。
1938年7月，胡風在武漢第一次見到阿壠。胡風記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堅毅、真誠，滿懷激情卻不溢於言表。他們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壠向胡風透露了對國民黨政治體制和人事作風的不滿，對共產黨則充滿信任和希望。
在胡風的介紹下，阿壠去見了當時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吳奚如（周恩來的政治秘書之一）。吳奚如對阿壠印象很好，決定介紹他到延安去學習，並計畫讓他在學習之後回到國民黨部隊，從事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
1938年11月，阿壠動身去延安。為掩人耳目，他隻身從衡陽步行到西安，與18集團軍取得聯繫後，再進入他“夢想的王國”（阿壠語）。他先後在抗日軍政大學和延安抗大學習，感受到和國民黨部隊截然不同的氣息。那裡的生活深深吸引著他，他讚美窯洞像蜂巢，而這裡的人似釀蜜的蜜蜂。在詩歌《哨》中，他寫道：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線帶回來的一身睏倦
從這深深的夜逾越過去
又是新紅太陽的戰鬥的明天
幾個月後，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戰演習中受傷。在組織的安排下，他來到西安治病。病未痊癒，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國民黨封鎖了。
在西安與日本友人聊天時，阿壠聽說一位日本通信兵寫了部關於侵華戰爭的報告文學。儘管是歌頌戰爭的，但從作者放一槍又寫一筆的寫作態度來說，又是中國的作者所不及的。
阿壠深受觸動，他不能接受“偉大的作品不產生於中國，而出現於日本；不產生於抗戰，而出現於侵略”，在不斷遭到日軍空襲的西安，開始寫作《南京》。
阿壠以紀實的筆觸記述了士兵們英勇殺敵、視死如歸的壯舉，同時也描寫了陷於戰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艱辛、絕望與掙扎。他寫了發生在南京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的激戰，也寫了之後中國軍隊的多次重大會戰。他想通過這部作品表達出“中國軍人悲壯的愛國情懷和最終戰勝敵人的光明前途”。
他說，南京一戰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一方面從南京的失陷開始，一方面又從南京的失陷完結了。徐州的一戰，使中國在軍事上從潰敗和混亂的泥海里振作起來；武漢的一戰，使中國收穫了有利於持久戰的、寶貴的穩定；豫南、鄂北的一戰，和洞庭湖畔的爭奪，勝利的晨光已經熹微地照著中國的軍旗了。
正是由於寫到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作戰，《南京》在解放後沒有任何出版機會。
阿壠認為，最重要的是“真實”：
“人不能夠改變歷史，也就不能夠改變真實，更不需要改變真實。”
“為什麼非要在紅色上再塗些紅色，使它變紫、變黑呢？”
胡風曾這樣形容阿壠：“戰士和詩人是一個神的兩個化身。”
1941年，阿壠奉命到重慶“潛伏”。經黃埔同學介紹，他進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任少校參謀。後又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戰術教官。他為共產黨提供了大量情報，但隨著當事人的紛紛離世，這段歷史也逐漸湮滅。
直到2001年，當年參與審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如今已經退休的王增鐸撰文回憶了對阿壠的審查情況，才使這段歷史浮出水面。
根據王曾鐸的記述，1942年阿壠曾托詩人綠原將刊載有國民黨部隊編制、番號及部署地點的一包袱小冊子帶給胡風，由他轉交給地下黨。
詩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詳細地回憶了這段歷史：
“1942年，我和綠原同時考進了復旦大學。有一天，綠原從重慶回到學校之後，不無餘悸地告訴我守梅（阿壠）托他帶一包東西給胡先生（胡風），並嚴肅而鄭重地告訴他，那是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丟失了它，同時也就丟失了生命。”他後來才知道那“東西”原來是國民黨軍隊編制、部署的印本和圖表。
不久，阿壠遭到國民黨的懷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裡面寫著“你幹的好事，當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壠認為這是深知內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丟下了工作，對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慶。剛到重慶，通緝令也跟著過來了。他乘船離開，一路東下。作為一名逃亡者，他混在眾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與人接觸交談。之後他化名“陳君龍”避居杭州、南京一帶。
1947年，阿壠在氣象台當臨時雇員，由於感到並不安全，隨即稱病辭職，匿居軍界朋友家中。為了裝出有病的樣子，他養了熱帶觀賞魚、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簡出。
從舊同事那裡，阿壠獲知了國民黨對沂蒙山區的作戰計畫。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個情報的重要性，連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風。胡風將情報轉給地下黨的負責人廖夢醒。
冀還記得當時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壠在新街口鬧市漫步，見一家照相館的臨街櫥窗中陳列著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的照片，阿壠指著整編第74師師長張靈甫的照片悄聲說：“等著，有好訊息聽，有好戲看。”阿壠的話當時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當年5月，孟良固一役，74師全軍覆沒，張靈甫被擊斃，南京震動，冀 才又記起這件事。阿壠笑道：“早從軍界朋友那裡知道了這支部隊的調動和作戰部署，並且把它傳到那邊去了。”
不久，胡風也在信中轉達了組織對阿壠的褒獎，以隱語說：“上次轉告友人的話，他聽了似乎高興，並囑以後有同類的話還想聽到。這也可以作為找職業的參考。”
組織交給阿壠又一個艱巨的任務：想盡辦法，利用舊關係再入國民黨的軍事系統。
1948年夏，他化名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員，後任國民黨參謀學校中校、上校戰術教官。他受到了監視，但只要有機會，仍然通過胡風和羅飛繼續向地下黨組織提供情報。
當年，阿壠5次將從軍校同學蔡熾甫處了解到的國民黨部隊軍事調動、軍隊番號、駐地資料，交待給地下黨鄭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說服蔡熾甫，將蔡所知國民黨有關軍事布置、武器配備等資料通過羅飛轉交給了上海地下黨組織。1948年冬，他通過方然向浙東遊擊區轉交由蔡熾甫提供的浙江全省軍用地圖百餘份。
這些事實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調查中就已查明，但他還是被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
1950年3月，阿壠受魯藜和蘆甸之邀來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聯工作。儘管當時剛入中年，他的雙鬢已經斑白了。
不久，阿壠連續發表了兩篇論文——《論傾向性》和《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對當時高度敏感的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解。他反對政治內容的概念化表現，反對除工農兵以外不能寫的論調，反對對正面人物的神話和對反面人物的醜化。
阿壠沒想到這兩篇文章會為他惹下大禍。
拍攝過講述右派群體的紀錄片《紅日風暴》的導演彭小蓮說，阿壠的觀點實際上也是胡風文藝思想的呈現。胡風是魯迅的弟子，在魯迅晚年曾幫助魯迅打過很多筆仗。“魯迅逝世後，胡風以及他身邊的一批作者，以魯迅精神為楷模。”彭小蓮說，“在他們看來，魯迅代表了獨立於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識分子形象。”
阿壠的文章一發表就遭到了《人民日報》的猛烈批判——“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阿壠給《人民日報》寫信，並附上一篇辯論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種程度的“檢查”。很快，檢查在《人民日報》發表，辯論文章則遭到扣押。對他的批判其實不是針對他個人的。
隨後的思想改造和文藝整風運動中，阿壠不斷遭到批判。他的入黨申請支部早就通過了，但報到上級又被壓了下來。1955年5月，阿壠以“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和“反動軍官”的罪名被捕入獄，秘密關押。獨子陳沛由公安局託管。
陳沛當時只有10歲，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向本刊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景：“5月15日，來了很多人搜查我父親的手稿和書信。當時我爸爸說，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一個叔叔就把我帶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長萬曉棠找我爸爸談話。我爸爸說，我一輩子追隨共產黨，我想不到說我是反革命，說胡風是反革命。”
1946年7月15日，阿壠曾以隱語寫信給胡風：“至於大局，這裡一切充滿了樂觀，那么，也告訴你樂觀一下。三個月可以擊破主力，一年肅清。曾經召集了一個獨立營長以上的會，訓話，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為鼓舞。同時，這裡的機械部隊空運濟南，反戰車部隊空運歸綏。一不做，二不休，是膿，總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這封信後，毛澤東致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我以為應當藉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
兩天后《人民日報》以編者名義給信下了如此按語：“阿壠在一封給胡風的信里，對蔣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的在全國範圍發動的反革命內戰‘充滿了樂觀’；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三個月可以擊破’，‘一年肅清’；並對蔣賊的‘訓話’加以無恥的吹噓，說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為鼓舞’。阿壠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膿’，認為‘總要排出’，並認為進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須堅決徹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風在交代材料中曾對此作詳細解釋：“當時是在和談和軍事調解期間，但蔣介石在瘋狂地暗地裡準備發動內戰。阿壠在陸軍大學，有些同學在軍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說的情況，就急於告訴了我。為了防止信被檢查，所以用了偽裝的口氣，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嚴肅的戰鬥的心情的。”
實際上，早在辦案初期公安部門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壠的無辜和他對革命的貢獻，周恩來也對把阿壠定為“反動軍官”、“國民黨特務”提出了異議，但既然最高領導早已定下了調子，阿壠的命運最終便未能改變。
1955年，19歲的文學青年林希（原名侯紅鵝）因曾向阿壠請教寫作被打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
1966年2月，被監禁了10年之後，阿壠開始正式在法庭受審。他從未在“原則”上“低頭認罪”，一直被審訊者認為“態度極端惡劣”。在審判中，林希被強迫出庭作證。當阿壠看到林希也被捲入時，他決定承擔全部責任。在美國的林希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
對阿壠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開庭後，阿壠被帶到法庭。當時，阿壠和我只有幾步之遙。他的頭髮全白了，臉上那種永遠和善的笑容不見了，皺紋己經僵硬了，目光變得凝重。他坐在一隻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張小課桌，課桌上放著對他的起訴書。我看到那起訴書上有阿壠畫的紅道，起訴書旁邊放著一副眼鏡。阿壠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經沒有什麼憤怒了，甚至於給人一種平靜的印象，比我還要平靜。
我按照官方審定的證詞講了一遍，這時法官問阿壠：“對於侯紅鵝的證詞，你有什麼質問嗎？”我顯得有些緊張了，我想阿壠一定會向法庭爭辯的，因為事先檢察院的人就對我說過，阿壠有申辯的可能，而且他們還告訴我，如果阿壠申辯，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會有辦法讓你出來的。
“沒有。”阿壠只說了兩個字，就再也不說話了。前前後後只用了幾分鐘的時間，我完成了自己“證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帶著我從法庭走了出來。
阿壠再次走進法庭，沒有讓他坐下，只讓他面對法官站著。法官和陪審員也站了起來，站在中間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讀著宣判書。宣判書自然是概述了阿壠的“罪行”，最後判決阿壠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壠說：“被告如對判決不服，可於×日內提出抗訴。”這時整個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緊張地等待阿壠的公開表態，等待著阿壠最後的申辯。
“我放棄抗訴，”阿壠的聲音很鎮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負責，與任何人無關。”說罷，他站起身來，由4名法警押著走出法庭。他從法庭兩廊座位中間走過，他的身子挺得筆直筆直，頭微微地昂著，目光平視，步子邁得極是鎮定。就像我第一次見到阿壠時那樣。
“文化大革命”爆發，阿壠發現自己患了骨髓結核病。他每天忍著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寫下了一封遺書。他仍然相信黨一定能夠對他的問題作出公正的裁決。
1967年3月15日，阿壠死在獄中，身邊沒有親人。負責處理屍體的人，是一位姓劉的公安幹警。他將阿壠的屍體送到了火化場。
按照規定，這類沒親屬認領的“死囚”骨灰是不保留的，但他還是在火化場工人協助下找到一隻木箱存放阿壠的骨灰。在一間骨灰盒停放室的牆外，他深深地挖了一個坑，將木箱埋了進去。
陳沛如今退休在家。他用大量時間整理父親的手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寫出一部父親的傳記。
父親被捕時，他只有10歲。面對鋪天蓋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親是“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拒絕去監獄探望。談起這一段往事，他至今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傷。1963年，阿壠第一次獲準與他通信。然而，在特殊環境裡長大的他卻不敢與父親聯繫，來信被退回監獄。
這對阿壠是一個沉重打擊。從此，兩人再無聯繫，甚至阿壠病重時，陳沛也未敢去看望父親。
審判結束4個月後，阿壠給審判員寫了一封信談他最後的想法。陳沛向本刊記者出示了這份遺書的複印件。
審訊員，並請轉達：
首先，從根本上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全然是人為的、虛構的、捏造的！（重點為原有，下同）
所發布的“材料”，不僅實質上是不真實的，而且還恰好混淆、顛倒了是非黑白。
一方面歪曲對方，迫害對方，另一方面則欺騙和愚弄全黨民眾，和全國人民！
因此，我認為，這個“案件”，肯定是一個錯誤。
就像巴西政變當局一樣！就像“松川事件”一樣！但那是資產階級政權，那是資產階級政客。
如果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暗中偷乾類似的事，那它就喪失了無產階級的氣息，就一絲一毫的無產階級的氣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無產階級政黨了！
何況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並非敵人。
即使是打擊敵人，也應該用敵人本身的罪過去打，不能捏造罪名，無中生有，更不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謊話的壽命是不長的。一個政黨，一向人民說謊，在道義上它就自己崩潰了。並且，欺騙這類錯誤，會發展起來，會積累起來，從數量的變化到質量的變化，從漸變到突變，通過辯證法，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自我否定。它自己將承擔自己所造成的歷史後果，再逃避這個命運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蓋事實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樣。……
從1938年以來，我追求黨，熱愛黨，內心潔淨而單純，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如此不祥的“案件”。當然，我也從大處著眼，看光明處。但這件“案件”始終黑影似的存在。我還期望著，能夠像1942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整風的結果那樣，能夠像毛主席親自解決問題那樣，最終見到真理，見到事實。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壓碎，但絕不可能被壓服。
陳亦門 1965年6月23日
1980年中共中央發文予以徹底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聯舉行追悼會。阿壠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詩集《無弦琴》、報告文學集《第一擊》、詩論《人和詩》。解放後到1955年入獄前出版有詩論《詩與現實》（三卷本）、《詩是什麼》、《作家底性格與人物的創造》等。平反後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編《無題》、羅洛編《人·詩·現實》、路莘編《垂柳巷文輯》等。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寧夏兩種版本。
個人作品
阿壠雖然職業從軍，本質上卻是一個文化人。他一生寫過幾百萬字的著作，其中有風格凌厲的新詩、情懷壯烈的舊詩、還有詩論、散文、報告文學等。他在1938年就寫出了最早的抗戰報告文學《從攻擊到防禦》《閘北打了起來》等名篇；1939年寫出報告體小說《南京》，後獲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徵文獎；1940年又寫出報告文學《斜交遭遇戰》，這些抗戰文學作品當時都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1942年他的抗戰詩集《無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國統區兩地寫的詩作，其中不少是抨擊國內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難民》《再生的日子》等，其中有這樣的詩句：“起來！/全世界的人/我們底地球已經著火了/不是壯烈地撲滅這火就是刻毒地給這火焚燒而死/我們底地球著火了啊！” 阿壠是一位真正的抗戰軍人兼抗戰作家，政治上愛祖國、愛民族，追求共產主義赤心不改；對朋友，他慷慨大方；對親人，他忠貞不貳。1944年他與文學青年張瑞相愛結婚，兩年後張不幸離世，阿壠悲痛異常，為亡妻寫了大量動人的情詩，將這種濃郁的愛情保持終身。
阿壠是七月派的重要詩人，也是中國新詩理論的系統研究者。他的新詩以想像奇特、風格遒勁著稱，在新詩界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他的詩論見解深透，體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學者的好評。在創作新詩的同時，阿壠還寫過許多舊體詩詞，情感真摯，格律嚴謹，讀者從中能夠領略到濃郁的藝術氣質。
著名詩人綠原在發言中稱，阿壠的詩，不論是新體還是舊體，都不是輕易產生的，“而是伴著戰鬥的生命節奏，透過深刻的生命體驗，蘸著或從身上或從心頭流出的血發出來的。”其代表作《縴夫》《無題》《去國》等為多種新詩選集所收藏。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阿壠詩文集》。孫郁還說，自己特別喜歡阿壠的詩，很多詩人都受到了他的影響。
阿壠著有長篇小說《南京》（《南京血祭》），詩集《無弦琴》，文藝論集《人和詩》《詩與現實》《作家的性格和人》。
阿壠作品從阿壠詩歌峻厲、桀驁的氣質類型上來說，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激戰的詩歌的刑天。有過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經歷的阿壠，於1939年初到延安時曾寫過一首題名為《哨》的短詩。在記述了“嘉嶺山上的塔對著蹀踱在廣場上的夥伴”這種初夜的鬆弛與安詳後，他的筆鋒又繼而從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轉：“天上/orion（獵戶星座）橫著燦爛的劍/北極星永恆的光/從太古以前/直到春風的將來/照著人間”——隨著這樣一重意象的切換，那種以北極星與哨兵的對應定位，獵戶星座颯亮的光與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聯結，恍然將全詩提升到地質紀年的時空感中，並使人感受到一種太古清風的滌盪。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間張力，正是阿壠心靈深巨時空結構的映現。《哨》幾乎是阿壠僅有的一首靜謐寧馨之作。
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慶的六年間，阿壠以來自延安的隱蔽身份，一直在國民黨的軍事部門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處所稱之為“虎穴”。並因此相繼使用了諸如S·M、師穆、聖門等許多筆名。毫無疑問，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圍黑暗的巨大擠壓。這種擠壓不但構成了對他自由的束縛、思想的監控，甚至也包括對他愛情生活的摧殘。我們不難構想，對於阿壠這樣一位有著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詩人，當這種擠壓到了連最小的私人生活空間都要被剝奪的地步，將會意味著什麼。而擠壓留給個人的空間越小，心靈反彈中要求的空間就越大，靈魂對於理想的憤怒求訴就越強烈。這樣，總匯在阿壠生命中的激憤便由近及遠地直指覆蓋著人類漫長歷史的大黑暗，並促使他以絕不妥協的姿態與之對峙。而阿壠撫奏愛情的《琴的獻祭》，就是以這樣曠世的大憤怒，出現在中國新詩史上。
在四川的六年間，阿壠以自己痛楚峻厲的靈魂奔赴為中國新詩史劃開了一條雪亮的光帶。從此間所書寫的《寫於悲憤的城》《孤島》《不要恐懼》《去國》等詩歌的標題中，我們便不難想見他的精神指向。這種“悲憤的城”中和悲憤的時代的處境，在同他.心靈深巨時空大光明地不斷牴觸中，不但加深著他的悲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這屠宰場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毀滅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執銳斧以相搏的桀驁。1947年，他終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緝，在被迫離開重慶開始流亡時，他寫下了《去國》一詩——“我無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長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難道不是在我的祖國?然而這難道是為我所屬的國?/這難道不是在我之前所展開的風景，這山，這江，這人煙和鳥影?然而這難道是為我所有的國?”這是中國新詩史上惟阿壠所有的一種詩歌句式。
在他的詩中，一個關鍵意念或語詞（諸如這其中的“罪”和“祖國”，以及“祖國”與“國”之間微妙又是原則性的差異）一經出現，他便絕不輕易放過，而是層層追擊、步步跟進，直到窮盡其根。並以句型上迴環往復的緊逼，使其超越常規性的表達，直至以新的意味對閱讀實現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衝擊。我們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厲雄辯來指說阿壠的詩歌，但這些又都不足以說明他在中國新詩中的貢獻——他銳利奔赴的大靈魂在迢遞時空中所看見的縱深度，他詩歌龐雜豐富的句型結構和元素構成，由這一切綜合呈現的寫作難度……甚至是胡風和艾青在自己的詩歌視野中所不曾見到的。
在四十年代的阿壠的詩歌中，竟那么豐富地浸滲著來自《聖經》、天文、地質、宇宙天體學乃至植物昆蟲學以及人類文化源頭的神話中的元素。並且，他的詩歌主體又更滲透著諸如“我的人啊，我記得極清楚/在白魚燭光里為你讀過《雅歌》”這種來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這首《無題》中，阿壠竟於最後寫下了這樣兩行具有讖言性質的詩句：“要開作一枝白色花/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無罪，然後我們凋謝”——兩年之後，他年僅24歲的妻子“無罪”地在黑暗中“凋謝”；而1967年，他自己則同樣以“無罪”之身而戴罪“凋謝”，留下了“白色花”這樣一個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後在一部詩歌合集的封面上，為一代詩人的生命與精神歷程作證。具有天才屬性的詩篇是不可複製的。但在他這種氣質類型的詩人中，於此後獨立著自成單元的昌耀、楊煉、海子；而在他遙遠的前端，則是去國問天的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