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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話08》以兩位大學校長開頭，一為竺可楨，一為羅家倫：《辜鴻銘與羅家倫的師生恩怨》（張耀傑）、《竺可楨：自稱“書傻子”的大學校長》（傅國涌）。與張耀傑解讀現代文人尤其是師生間的恩怨不同，傅國涌關注的更是作為大學校長在大時代轉折中的遭遇和作為：從1936年到1949年，竺可楨在浙江大學做了十三年的校長，其中有8年在流亡途中，還有半年出國，實際在杭州的時間不超過4年，但杭州永遠留在了他的生命中。現代文人也許是永遠說不完的話題，他們的遭遇，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婚姻，他們的追求，這一切在今天都成為了傳奇，而這傳奇，並沒有結束。譬如：《瞿秋白的情愛史》（散木）、《1930年代的沈從文》（姚一鳴）、《廢名的真實一面》（眉睫）、《徐懋庸：組織下的罪人與聖人》（周允中）、《永不“開竅”的趙儷生》（苗振亞）等篇，或從他們的文人活動，或從他們的情感歷程，或從他們一生的治學，等等，描繪出了不同面貌下的文人真相，譬如：
情感生活對瞿秋白的影響：“王劍虹死後，瞿秋白心如死灰，於是，往往在他上完課後，獨自一人沉默著。當時有人以為那是驕傲、冷酷，而楊之華通過更多的接觸，卻發現那是皮相的認識，因為他的熱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蘊藏在內心，只有當人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才能深切地感覺到這種熱情的力量。”而對於歷史學家趙儷生來說，1949年以後，其經歷說簡單也不簡單。說簡單，那是他除了在中國科學院編譯局與東北師大歷史系工作幾個月以外，先後只在山東大學與蘭州大學兩所大學教過書。說不簡單,那是指他後半生一路蹭蹬，動輒得咎,經歷的坎坷太多。
對於現代文人來說，政治與“是非”是個繞不開的話題，不管是在1949年之前還是之後，當然，在1949年之後，政治和同代人之間的關係更是成了現代文人繞不過去的“話題”，譬如：《江清給馬烽拍照惹出的風波》（陳為人）、《胡風家書里的馮雪峰》（魏邦良）、《“盛家贅婿”的“這般東西”——魯迅與邵洵美》（房向東）等，在這些篇章里能給我們提供許多關於歷史關於社會變化的真相，可以說是小細節里的大歷史：
“馬烽有了一張江青為他拍攝的單人巨幅照片。1976年，那時候馬烽還住在一個小院的平房，在他家會客室的牆上，赫然掛著一幅彩色照片：背景是莽莽蒼蒼的原野，隱隱約約似乎是一片段預告椒地，馬烽一臉滄桑神情複雜地望著前方。當年的普通百姓還沒見過彩照，這幅大彩照就顯得分外耀眼醒目……”這張照片給馬烽帶來的不僅僅是當年的榮耀，更給他在1976年之後帶來了說不清道不明的麻煩。
30年代在“左翼”文人之間的“兩個口號”之爭，現在的年青讀者還有多少人了解或說感興趣呢？但在1949年之後，“兩個口號”之爭給當年的屬於不同派別的“左翼”文人們帶來了多少剪不斷理不清的糾纏，胡風、周揚還有馮雪峰，這些當年的風雲人物在1949年後的不同命運其實更是殊途同歸，儘管他們有過種種的矛盾甚至仇恨，“在兩個口號之爭中，胡風和馮雪峰並肩作戰，擊潰了以周揚為首的‘國防文學’派，而現在，馮雪峰卻看周揚的眼色行事，胡風對馮雪峰的好感自然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厭惡和輕蔑。”
對於當年的“金屋”主人邵洵美來說，其在30年代的上海文壇的地位是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但他在1949年之後，卻因了魯迅當年對他的嘲諷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房向東所分析的就是邵詩人與魯老師之間的這種關係：“晚年的邵洵美確實悽慘，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邵洵美的牢獄之災，不是因為與魯迅的筆墨官司，魯迅是不能為他死後的事負責的。”
與這些男性文人政治性的命運不同，一些現代女明星和女文人的命運更令人嘆息，例如岑燮鈞的《丁是鵝：化蛹成蝶？》、蔡登山的《阮玲玉的真假遺書》、張華的《上官雲珠的新中國“星路”歷程》等，各自不同的命運同樣訴說著人在現代中國的蛻變——
“丁是娥的聲音很好聽，亮而不尖，艷而不俗，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就像一朵芬芳四溢的荷花，挺拔而不張揚，餘韻悠長。她一度是滬劇的代表人物。她生前是熱鬧的，她身後卻是寂寞的。”
“在阮玲玉以樸實細膩而傳神的表演，征服了無數觀眾的心靈，但在自身的感情上她卻無法征服自己。她曾痛心的感覺到：張達民把我當作搖錢樹，唐季珊把我當作專利品，他們誰也不懂得什麼是愛情……”
“上官雲珠是百年中國影史上獨具光彩的一顆明星。當她的傳奇身世和非正常死亡在真真假假的懷舊風潮中被一次次翻抄時，成為明星的心路歷程卻被靜默地置於歷史的煙塵之中。”
另外，丁言昭的《安娥?田漢?林維中》一文值得一讀，用作者的話說：田漢是我國著名戲劇家，曾娶過四位女士，易漱瑜、黃大琳、林維中和安娥。在此就安娥、田漢和林維中的感情糾葛說一分曉。
《瓦德西的青島之行》（張祚臣）和《富華：被驅逐的小提琴聖手》（張彤）仍是“殖民地”人物的解讀。而高偉的《普拉斯遭遇浪漫》則是女詩人對另一位異國前輩女詩人的心靈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