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主張
他同情民間疾苦,主張減免稅租,倡議修築鐵路,呼籲收回民族工商權利。在政治上贊成改良,與變法維新的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交往甚密,並為汪康年主辦的《時務報》撰稿。光緒十九年,在上海格致書院創設興學會,並募集經費在高昌鄉開設“棠蔭”、“董威”、“湖海”、“平安”等四所新式國小,自編教材12冊,名為《讀書樂》。後又重入上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專心著譯。
文化研究
在比較文化方面,他研究較早、研究範圍較廣,有很多新穎中肯之見,對廣義文化中的哲學、科技、風俗、教育乃至民族習性等都進行了比較考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弊端進行了揭露和批評,同時肯定中國古代文明在世界發展史上的地位。他的《中西格致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別》、《中西民好靜與好動之分》、《中西學術傳統重道輕藝與輕道重藝之殊》等文中的觀點,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很大影響。此外,他警惕列強的侵略野心,為加強國防出謀劃策,除大量譯作外,還著有《刖足集》、《格致課存》、《隨軺載筆》、《佐幕芻言》、《時事芻議》、《捫虱錄》等書。光緒二十六年7月,因中風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