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瑛[中國監察部第一任部長]](/img/c/e4f/nBnauM3X0MDO0ETNxETO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xkzLxA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錢瑛[中國監察部第一任部長]")
生平
1923年入湖北省女子師範學校就讀。
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
1927年7月起任江西省九江市總工會組織幹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幹事。
1928年在上海任全國總工會秘書兼交通。
1929年赴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及列寧學校學習。
1931年回國後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參加洪湖根據地和潛江縣委的領導工作，建立一支紅軍游擊隊。任中共湘鄂西分局職工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總工會常委、秘書長。後任中共潛江縣委組織部部長。
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任中共潛江縣委書記。
1932年9月，紅三軍主力撤離洪湖區，她化裝突圍至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由於叛徒的出賣，被捕入獄，並在獄中參加和領導了民眾鬥爭。
1933年初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秘書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黨的交涉下獲釋出獄，至1937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員、湖北省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任中共湖北臨時省委常委，其間：1938年1月至5月任臨時省委組織部部長。1938年6月起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書記。武漢淪陷後，
1939年2月至3月任鄂中區黨委書記，3月起任湘鄂西區黨委書記。後一直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1940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駐川西、川康特委代表。
1941年1月至1942年春任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2年4月起任南方局黨務研究室主任兼管地下黨工作。
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其間：任臨時黨支部複審委員會書記。
1945年冬起任中共中央重慶局、南方局組織部負責人。
1947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後為中央局）委員。、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華中局（後為中南局）委員、常委（1951年11月起）、組織部第一副部長、部長、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人事部部長，中南婦聯主任。1952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
1952年11月至1954年9月任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3年至 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副書記。
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任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
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副書記，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副書記，第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會議批准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
1955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
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任內務部部長、黨組書記。
1964年11月至1965年4月任中共貴州省委第二書記。
1965 年1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7月26日在北京病逝。
1978年3月得到平反昭雪。
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事跡
錢瑛在曾經擔任過共和國部長的女性中，有一位是從鄂南大山中走出去的部長。——這位繼史良、李德全（1949年10月任法務部部長、衛生部部長）之後的共和國第三位女部長、國家監察部第一任部長。這就是錢瑛。
1903年5月14日，湖北省鹹寧縣（現鹹寧市鹹安區）馬橋鎮肖橋村力稼莊一戶在潛江縣周磯經商的錢姓人家誕生了一個小生命。看到女嬰眉清目秀，紅撲撲的小臉透著靈氣，如同一塊璞玉，父母便為孩子取名錢瑛。
錢瑛出生時，其家境寬殷，在當地算是大戶人家。她的祖父錢蘭田坐貿沙市，伯父錢煥庭經營潛江，父親錢訓臣則在漢口轉接。他們以漢口為總匯，來往於荊襄——武漢——鹹寧之間，商業上呼應靈通。當時武漢至鹹寧尚有水運航錢，小輪、帆船載運貨物，動輒租以漢口，“仁義”輪船公司的“國泰”、“德泰”、“公利”、“祥風”4艘輪船和武昌“利濟”輪船公司“南通”輪絡繹於武漢——鹹寧航線，在鹹寧、沙市、潛江一帶名聲很大，方圓數百里的商戶都與他們有業務來往。
1904年，錢瑛一歲時，錢家突遭厄運。錢煥庭經營的潛江周磯四店毀於一場火災，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並殃及到漢口和鹹寧的生意。錢瑛的父親錢訓臣只好輟商改行，東渡日本東京學習織造技術，兩年後學成回國，到湖北天門人、廣東新軍第一協統統領張熾所部任籌辦糧秣的軍需官。後為照顧年邁的祖父，返回鹹寧家鄉務農。
錢瑛自幼生長在這個“道德守舊，學問唯新”的家庭里，深受其父母的倫理觀念的薰陶，但由於父親職業的頻繁變動和經常的遷移，也使錢瑛有更多的機會接受和接觸到新思想和新事物，因此，她不象姐姐那樣唯父母之命是從，而是個性倔強，具有鮮明的向封建禮教挑戰的叛逆精神。錢瑛很小的時候就幫著母親做家務，8歲入私塾念書，熟讀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她酷愛吟詩作文，很得塾師稱讚。當錢瑛10歲時，父親又到潛江周磯重開商號，將錢瑛母女接到周磯，她又來到潛江讀書。初諳世事的錢瑛對一些封建陋習深惡痛絕，她渴望有獨立的人格，嚮往自食其力的生活，於是她向父親力爭，不再纏足裹腳。
隨著時間的流逝，錢瑛漸漸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錢家提親的人也開始踏進錢家的大門。錢瑛的母親經過挑選，終於收下了一大戶人家的聘禮，為女兒訂下了親事。錢瑛知道後，想起同學們常常在一起談論的由於“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這種包辦婚姻導致的種種悲劇，深為自己求知求學的前途即將被斷送而痛苦不堪。她數次與母親爭論，但母親卻固執地認為女大當嫁，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更何況退婚勢必引起非議，鄉鄰們的冷嘲熱諷將會成為錢家的恥辱，拒不答應女兒的請求，還對她嚴加訓斥，並把她看管起來。
性格剛烈的錢瑛不願就此屈從。這天深夜，她寫下一封絕筆信後，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鮮血頓時汩汩流出。時刻留意著女兒房間動靜的母親聽到了異常的動靜，急急趕去查看，發現女兒的慘狀，驚嚇之餘立即請來大夫合力救治。此後，錢瑛的母親見她性子如此剛烈，只好為她退了婚，也不再在錢瑛面前提這件事了。錢瑛的頸部從此也留下了一處深深的疤痕。
通過這件事，使錢瑛認識到：要真正擺脫封建婚姻的羅網，必須要有獨立生活的本領，為此需要衝出家門，進正規學校念書。此時的錢家經濟上已不顯寬裕，錢訓臣本不想再送錢瑛讀書了，但拗不過女兒的苦苦請求，終於答應她到潛江職業女校學習。錢瑛進入女校後，學習成績突出，修業期滿，留校當了一名教師。但錢瑛不以此為滿足，決心赴省城繼續深造，以求學到更多的知識。
錢氏家庭中，有一位後來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紅色理論家”的錢亦石，論輩份，他是錢瑛的族叔。
錢亦石1909年夏離開家鄉鹹寧，考入漢口商業學堂。1916年秋又到武昌高等師範（今武漢大學前身）學習，預科一年後轉入博物部。1920年夏畢業後，進入湖北省教育廳任職員，同時在董必武主持的武漢國小、武昌高師附小、湖北一師兼任教員。由於他思想進步，追求光明，1924年4月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7月，錢亦石擔任了國共合作和國民黨湖北省執行委員會執委兼宣傳部主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共產黨黨團支部。大革命失敗後，他經日本轉赴蘇聯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即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1930年12月回國。在上海，根據中共中央上海局宣傳部的安排，在陽翰笙領導下，錢亦石從事革命和進步著作的譯、著工作，開始了革命文化推進者的職業生涯。他從1932年起任上海法政大學、暨南大學教授，還加入了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曾任該組織的黨團書記以及“蘇聯之友社”黨團書記。1938年1月，錢亦石病逝於上海，留下44種著作。毛澤東等為他送了寫有“哲人其萎”四個大字的輓聯。
1923年，錢瑛說服母親同意她報考湖北女師。在武昌，她找到了時任武昌高師附小教導主任、武昌中華大學博物教員的錢亦石。錢亦石對這位才華橫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非常喜愛和器重，他熱情鼓勵錢瑛報考這所學校，並為錢瑛提供了食宿、補習條件。在錢亦石的幫助下，錢瑛通過了考試，但校方聲稱錢瑛曾經纏足，以不便參加體育鍛鍊為由將她拒之門外。如此不公正的結果使錢瑛既失望又焦急，一時處於極度的痛苦之中。這時，又是錢亦石幫助了她。錢亦石一方面三番五次與校方進行交涉。由於此前錢亦石曾在“湖北職業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進會”擔任過董事，還任過湖北一師的倫理學教員，與湖北女師有過合作，經多方奔走，湖北女師最終答應了錢亦石的要求，錢瑛如願以償跨進了湖北女師的大門。
湖北女師是共產黨人傳播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湖北地區黨的早期領導人李漢俊等人都曾在該校任教。進入湖北女師就讀以後，錢瑛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十分刻苦，各門功課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同時，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尤其是惲代英主辦的《中國青年》半月刊流傳到學校以後，錢瑛期期必讀，閱讀了大量革命文章，思想漸漸傾向革命，終於從一名反抗包辦婚姻的叛逆者成長為一名自覺的革命者，找到了前進的方向。從1925年起，錢瑛開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投身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1927年初，在湖北女師，24歲的錢瑛經吳瑞芝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是錢瑛職業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她從此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鬥爭之中，幾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不久，錢瑛結束了在湖北女師的學習，到勞動代表培訓班接受培訓後，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總工會組織部任幹事，負責紗廠、火柴廠的婦女和工運工作。
錢瑛乘坐江輪從武昌抵達九江開始工作不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九江的政治空氣也驟然緊張起來。黨組織通知錢瑛迅速離開九江，趕往南昌。未及啟程，她又得悉“八一”南昌起義失敗的訊息。錢瑛轉而趕赴廣州，參加廣州起義。廣州起義也失敗了，錢瑛只得離開白色恐怖的廣州，再次踏上尋找黨組織的路程。
錢瑛急於脫險，心切之際，她來到江邊，見有一艘民船泊在岸邊，便慌不擇路跳了上去。船老闆熱情地招呼她進艙坐下。錢瑛看到艙里有很多女人，一個個愁眉苦臉，低頭不語。警覺的錢瑛悄悄問旁邊的一個女人這是怎么回事。這個女人告訴錢瑛，有人介紹她們出去找事做，因為要遠離家鄉，她們悶悶不樂。錢瑛聽到這裡，猛然醒悟過來，這是一條人販子以介紹工作為由，販賣女人的黑船。為了免遭厄運，不致落到人販子手中，錢瑛決計不惜一切，逃離這條賊船。她趁船老闆和打手不備，一頭扎進了洶湧的珠江。
滔滔江水，幾個浪頭便將錢瑛衝出數十米外，幸被一位好心的漁民救起，才免一死。她躲過一劫，又上了路。這天晚上，錢瑛到一家小客店投宿，由於語音的不同，被隔壁房間的兩名住客盯上了。這兩個男人見她孤身一人，又長得比南粵女性更顯白皙靈秀，先是起了邪念，後來又懷疑她是“赤匪”和“共黨”，打算抓她去領賞錢。他們鬼鬼祟祟的樣子自然逃不過錢瑛的眼睛。錢瑛本能地意識到才脫虎口，又被狼盯，這兩個人一定在打壞主意。她關緊房門，完全不敢入眠，在手帕上仿照《木蘭辭》寫了一首詩，詩中說自己是一個恪守舊禮教的節孝女子，不料在和父親外出投親的路上遇到土匪，父親被打死，隨身帶的錢物均被搶走，她處境艱難，卻毫不動搖。第二天，錢瑛黎明即起，前往火車站設法混上了火車，孰料這兩個男人卻不死心，一直盯到了車上。火車還未啟動，警察即開始查票，發現錢瑛無票乘車，懷疑她是“共黨分子”，便對她進行了搜查，結果搜出了那塊寫著詩的手帕。於是錢瑛被帶下火車，來到站長室。車站的站長和印花稅局局長等人對這首仿《木蘭辭》詩大為讚賞，覺得這樣一位“節孝雙全”的女子不會是“共黨”，不忍加害於她，便把她放了。錢瑛憑藉自己的文才和機智躲過了又一次危險。歷經千辛萬苦之後，她終於在香港找到了黨組織。1928年7月，錢瑛接受黨派遣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錢瑛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秘書處做秘書和交通工作。由於工作的關係，錢瑛結識了當時擔任全國海員工會秘書長的譚壽林。
譚壽林是廣西貴縣三塘鄉譚嶺村人，字樹立，別號祝封，1896年出生，長錢瑛7歲。在“五四”運動時，譚壽林是貴縣中小學生愛國聯合會的會長，領導了當地學生的愛國運動。他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在上大學期間，和其他進步學生一起創辦《桂光》社刊，為正義事業吶喊，於1923年加入共產黨，後回廣西擔任梧州特委書記，領導農民革命運動。1926年，譚壽林被反動軍閥逮捕。出獄後，他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代表大會。不久，譚壽林再次離鄉，前往廣州參加起義。廣州起義失敗，他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由於敵人未查出他的真實身份，譚壽林在1928年獲釋，輾轉到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譚壽林英勇的鬥爭經歷深深打動和吸引了錢瑛，加上他們都是堅定的革命者，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感情迅速得到發展。1928年10月，兩人在上海結為夫妻。
1929年初，新婚未滿百日，錢瑛接到中央組織部的通知，前往蘇聯學習。兩人商量決定，錢瑛出國後，譚壽林用約定的格式、方法和時間寫信給錢瑛，使她能夠及時了解國內的形勢；而錢瑛呢，如果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則不寫信給國內，以便專心學習。他倆買了兩支同樣的筆，各帶一支在身邊，錢瑛還親自選購了信紙留給丈夫。
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一段時間後，錢瑛發現自己懷孕，不久，女兒提前呱呱墜地。女兒先天不足，瘦小得可憐，自己卻不能全心全意照料她。
錢瑛狠狠心，把女兒送進了一家保育院代為撫養，緊張的學習使她幾乎沒有空閒去看望女兒。1931年春，學習期滿，錢瑛就要回國工作了。這時國內鬥爭的形勢異常嚴峻和殘酷，譚壽林整日為革命奔波，也不可能抽出時間照顧幼小的女兒，想到回國後等待著自己的大量工作，錢瑛決定隻身回國，把女兒留在蘇聯。作為母親，她無比憐愛自己的孩子；作為革命者，她又不得不與孩子別離。當她臨行前最後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兒時，摟抱著女兒久久捨不得放下，女兒的一舉一動、一哭一笑都牽扯著她的心，她淚如雨下，心似刀絞，但仍然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歸途。
20多年以後，錢瑛才輾轉打聽到孩子夭折的訊息。
由於湖北洪湖地區急需幹部，黨組織決定派他們夫婦去洪湖工作，正欲啟程，上海的工會組織遭到敵人的破壞，譚壽林主動提出留下來做善後和恢復工作，處理好上海的工作後再去洪湖與錢瑛會合。於是錢瑛再次與丈夫告別。
1931年4月23日清晨，譚壽林又一次被捕，後被轉到南京，作為“重犯”嚴加關押和審訊。在獄中，譚壽林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於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義，年僅35歲。錢瑛的心頭留下了永遠的傷痕，她決心不再考慮個人婚姻問題，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鬥爭中去，以完成譚壽林未竟的革命事業。
此後，錢瑛一起珍藏著譚壽林烈士的遺物，隨身攜帶著丈夫留給她的一塊懷表，房間裡懸掛著丈夫的照片。她還寫了許多緬懷丈夫的詩詞，傾訴自己對丈夫的深切懷念。1959年，譚壽林所著《俘虜的生還》一書出版，錢瑛觸書生情，寫下《再讀<俘虜的生還>》一詩：
生還何處寄萍蹤，驟雨狂風肆逞凶。
幾度鐵窗堅壯志，千番苦戰表精忠。
丹心貫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氣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別，遺篇再讀憶初逢。
錢瑛1931年7月來到洪湖地區後，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擔任了湘鄂西省總工會秘書長。在領導工運的同時，她還參與了軍事工作，同時主持編輯和出版省總機關刊物《湘鄂西工人》。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她還擔任了中共潛江縣委書記。
1932年5月，正當我紅三軍向襄河北岸行動時，川軍范紹增部一個旅占領了老龍口，企圖向新溝嘴、周老口、瞿家灣等洪湖中心地區進犯。當時我軍只有一個警衛團留守根據地。為了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擊退敵人，保衛蘇區，錢瑛監危受命，率領一支游擊隊繞到敵後，給敵人以突然襲擊，打亂了敵人的部署。敵軍不明我軍虛實，不敢貿然進犯，停止了前進。錢瑛的行動，遲滯了敵人進攻，為我軍贏得了時間，紅三軍主力緊急馳援，擊潰了敵人。
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1932年5月7日發動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所謂反“改組派”鬥爭，在洪湖蘇區搞“肅反”擴大化，兩個月里，製造了許多冤案、錯案。對這種“懷疑一切”的搞法，錢瑛很是不解。她曾當面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創造蘇維埃的人怎么會都是反革命和‘改組派’呢？”夏曦竟回答說：“這些創造蘇維埃的人正是為了消滅蘇維埃。”對於這種荒謬的解釋，錢瑛無言以對。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區黨政軍各級幹部和民眾領袖被捕，大批革命幹部在“肅反”擴大化中倒下去，錢瑛的心情無比沉痛。1932年秋，洪湖蘇區在敵人的強大進攻和“肅反”擴大化影響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後大部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決定派錢瑛去沔陽沙湖區，領導恢復該地的革命工作。錢瑛星夜趕到該區時，沙湖區委也正準備撤退。錢瑛來不及多想，只能隨同區委一起撤退和轉移。途中，穿過了敵人幾道封鎖線。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錢瑛最後孤身一人，終被白軍抓住。為了不讓敵人看出破綻，錢瑛借上廁所為由，悄悄將譚壽林送給她的那塊懷表扔進草叢裡。審訊中，錢瑛堅持說自己是由漢口來此地投親，遇上打仗，與親戚走散了。敵人死死追問，錢瑛便自稱陳秀英，姐姐在漢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藥店老闆，其它一概不知。敵人沒有得到一點口供和實據，最後只好把錢瑛放了。錢瑛脫險後，化裝成一個跛足的中年婦女，一路乞討到漢口，找到了二姐錢瑄家。在姐姐家休息幾天后，一心要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並匯報工作的錢瑛又風塵僕僕趕往上海。
新中國成立後，錢瑛曾在觀看歌劇《洪湖赤衛隊》後寫下這樣一首詩，回顧這段革命經歷：
回首濱湖三十秋，幾番風雨幾多愁。
狂飈蔣匪同為敵，魚米家園兩不留。
殺敵抗洪雙苦戰，紅軍義士血爭流。
英雄智勇貫今古，一曲名揚震五洲。
錢瑛到上海後，住到了錢亦石家。很快便與上海黨組織取得了聯繫。1933年初，黨派她到江蘇省委擔任婦委工作，不幸又一次被捕。7月，錢瑛被押解到被國民黨稱之為“模範監獄”的南京老虎橋監獄。她化名為彭友姑，始終未承認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在老虎橋這座國民黨的“模範監獄”里，錢瑛與帥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領導了四次絕食鬥爭，次次都取得了勝利。
劉少奇當時的妻子何寶珍在上海全國互濟總會兼任營救部長，化名王芬芳，1933年3月因為營救被捕的中華海員工會黨團書記廖承志，她的行蹤被國民黨特務盯上鏇即被捕，也押至老虎橋監獄，互濟會派人給何寶珍送餅子，獄方拒不接收，退了回去。獄方違背了第一次絕食鬥爭答應下來的條件，錢瑛主張向獄方問個明白，當監獄專管犯人的第二科科長來查監時，何寶珍質問他：“你們答應可以送東西，為什麼要把東西退回去？”這位科長惱羞成怒，把何寶珍叫出監獄毒打，還要她跪下。錢瑛知道後，大聲喊：“政治犯不受侮辱，不許打人。”一時間，幾乎所有的“政治犯”牢房都喊了起來，為此難友們宣布絕食，絕食到了第三天，迫使獄方答應今後不再打人。由於叛徒告密，何寶珍的身份終於暴露，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年僅32歲。
1936年春，錢瑛與同監難友被押解到了南京“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周恩來到南京，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政治犯”。因錢瑛被捕後化名“彭友姑”，沒被列入釋放名單。直到帥孟奇出獄後向周恩來匯報，第二批她才獲釋。結束了四年多的獄中生活，回到黨的懷抱。
錢瑛出獄後，1937年10月擔任湖北省委委員，負責農運和婦運工作，2個月後，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婦女部部長。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省委機關撤至宜昌，錢瑛又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書記。根據抗戰形勢的變化，1939年2月，錢瑛又擔任了中共鄂中區委員會書記，在正面戰場前沿敵我雙方對峙的夾縫中奮鬥，領導鄂中人民開展抗日武裝鬥爭。在這期間，錢瑛為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她把從上海撤退來漢的同志組織起來，一部分送赴西南開闢工作，一部分派到湖北農村發動民眾建立抗日武裝，組織戰地文化服務站，還派了許多同志到郭沫若領導下的政治部第三廳工作。是時，為了給抗戰工作訓練、提供幹部、湖北省委決定開辦七里坪訓練班，由錢瑛、方毅負責。她對訓練班的工作一抓到底，結業時又逐個談話，根據各人條件和工作的需要分配適當的工作，她珍惜人才，愛護同志，在黨內總是赤誠相見，因而深受同志們敬重。
1940年，錢瑛結束在湖北的工作，擔任中央南方局駐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書記，領導這一地區的地下工作。“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同時加緊了對國統區我黨的搜捕和迫害。在這危急時刻。錢瑛採取果斷措施，轉移已“露紅”的黨員幹部，改變“粉紅”的工作方式，長期埋伏“暗紅”的黨員幹部，穩住了我黨在西南這一地區的陣地。
1943年，錢瑛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並接受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的“審查”。對康生的所謂“搶救運動”，親身感受過當年湘鄂西 “肅反擴大化”惡果的錢瑛並不贊同，她不避風險，為被冤屈的白區工作同志申辯和作出證明，兩次到中央社會部說明情況，保護了不少同志。在這時，錢瑛得悉了父親去世的訊息。原來家鄉鹹寧1938年淪陷後，錢訓臣率兒孫避難潛江，於1942年7月客歿馬家湖。
1945年冬，錢瑛擔任中央重慶局（原南方局）組織部部長，在周恩來、董必武、李克農等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安排了大批到中共代表團駐地紅岩村匯報、聯繫、接頭的同志，為我黨組織的力量在“陪都”重慶地區的發展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受到周恩來、董必武等人的器重。這年底，重慶局即將離開重慶時，一些同志因敵情嚴重，接不上黨的關係，又不能去南京，非常焦急。對此，錢瑛以高度負責的精神，認為：沒有弄清事實真相的，不要輕率地接關係；事關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輕易丟掉。即使我們走了，還要交待留在當地的黨組織，要做好對這些同志的工作。
1946年，中共代表團由重慶遷至南京梅園新村，重慶局也改為南京局。錢瑛也來到南京，繼續擔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組織部部長。國民黨政府剛剛“還都”的南京，情況非常險惡，梅園周圍每天都有國民黨特務監視，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來梅園新村聯繫、匯報工作的同志來往、安排、轉移都不允許留下隻字片紙。錢瑛在沒有文字記載、更無檔案可查的情況下，就靠堅強的毅力，對工作的認真執著和驚人的記憶力，不但熟記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護的職業，而且對他們的履歷、特點、家庭情況、社會關係等細節談起來如數家珍。由於她的工作周密細緻，在近半年的時間裡，所有來中共代表團接關係、談工作的同志都沒有出過問題。
這年7月，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奉黨中央指示撤退。錢瑛送中共代表團回延安後，隻身轉道去上海，繼續堅持白區鬥爭。
1947年，錢瑛擔任了中共上海局組織部部長，領導組織工作和學生運動，在上海這個反動勢力最為猖獗的城市，開闢第二條戰線。1948年9月，錢瑛到香港，秘密領導幹部培訓工作，迎接全國解放。在她的具體安排下，南方各省經過挑選的進步學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訓後，又被分派到各地開展工作。他們後來均成為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幹。
1949年春，周恩來親自委派錢瑛擔任華中局委員、華中局組織部第一副部長。後來華中局改為中南局，錢瑛本兼各職不變，還兼任了中南婦委書記、婦聯主任、中南局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人事部部長。
1952年11月，錢瑛奉調到北京中央機關工作，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兼政務院人民監察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錢瑛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第一任部長、黨組書記達5年之久。1959年4月，錢瑛接替謝覺哉擔任國家內務部部長。她是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錢瑛身居高位，不忘民眾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檢查工作。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她下基層，採取一竿子插到底的辦法，直接到公社、大隊和小隊，到民眾家中，訪貧問苦，調查研究，並將直接觀察和了解的情況向黨中央報告，請求調撥賑災糧款，並指導和協助當地黨政領導整頓組織，整頓作風。1962年，錢瑛根據中央指示，帶領工作組到安徽、四川協助省委進行甄別工作。錢瑛堅持真理，不避風險，平反甄別了被定為“鐵案”的原省委書記李世民錯劃右派案和張凱帆“反黨反社會主義”案；對四川張西挺、劉結挺一案則堅持原則，不準翻案。錢瑛堅持真理、實事求是、鐵面無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稱讚，被譽為黨內“女包公”。她在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時，曾到廣東省進行調查研究，並向中央報告了在廣東發生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這份報告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於1953年4月11日親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轉發了錢瑛的這份報告。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林彪、江青一夥把中央監察、紀檢部門當作主要攻擊目標。錢瑛也被隔離審查，受到殘酷迫害。1972年4月，錢瑛確診患了肺癌，住進北京日壇醫院，“監護治療”，不準任何人前往探視。在她生命垂危之時，日壇醫院黨委書記、錢瑛在重慶、南京中央局工作時的上級李克農的女兒李冰借查房之機，避開看守人員去看望她，轉達同志們對她的問候。她泰然地說：“我朝前看！”由於李冰等人的關照，錢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轉，但“四人幫”一夥卻不準她繼續治療，11月被“監護”出院，導致病情急劇惡化，於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終年70歲。
故居
在今鹹寧市城區，2或6路公車肖橋站下車，東行1公里左右，來到一個三岔路口，靠右邊的那根水泥桿路標上赫然寫著的“錢瑛故居”4個綠底白字就會映入眼帘。按照路標指示北行幾十米，就到了鹹寧市鹹安區溫泉辦事處肖橋村7組力稼莊自然村。這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監察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內務部部長兼黨組書記、歌劇《洪湖赤衛隊》主人公韓英的原型之一錢瑛的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