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昌學禹，1946 年在上海考入同濟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當時錢先生是我們政治學課程的教授。先生治學嚴謹，論證充分，重點突出，簡扼明晰，態度鮮明。他開的課富有知識性和啟示性，很受同學們的歡迎。上課時，我常坐第一排，曾見過先生的授課講稿，蠅頭行楷，頁面乾乾淨淨，可見先生備課之認真！
入校不久，在時代大潮的影響下，我和本院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了“求真”讀書會，我任會長。特意聘請錢先生、林成毅先生為指導老師，邀請他們參加、指導我們的學習會和審改我們的壁報稿件。先生們欣然應允。 我曾寫過一篇長文，題為《中日和約之我見》，主要談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給我國同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控訴日寇在華的累累暴行！同時，也歷數了我國軍民奮起抵抗，終於打敗了兇殘的敵人。文章最後譴責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
我將此文送給錢先生審改。先生看後，請我到他家，髙興地說：“你的大作寫的不錯！”他建議我把此稿投給王造時先生主編的《民主評論》雜誌。在先生的鼓勵下，稿件投去不久，就刊登了。我還收到王主編的親筆回信約稿。
那時，我們的教室和寢室都在市郊的“飛行館” ，與國民黨部隊的輜汽二團為鄰。經常是車聲隆隆，大聲喧譁，吵得我們白天、晚上不得安寧。他們常常擠搭我們校車城郊往來，有些士兵素質太差，滿嘴都是髒話。有的竟然不顧羞恥，往女同學身上蹭。為此，我們發起了驅逐輜汽二團的活動。由學生自治會主持，派出三人代表團，我參與其中。我們先向校長董洗凡反映，爭取校方出面交涉，可遭到了董校長的敷衍，且拖著不辦。於是，我們直接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要求找宣鐵吾司令對話。但接待我們的一位上校軍官對我們的要求敷衍了事，令我們很是氣憤。回來以後，我寫了談判經過的大字報，貼到飛行館的大廳里。引起了廣大師生們的義憤。錢先生看過後，悄悄地對我說，這張大字報捅了“馬蜂窩”！“你們太不講究策略了！應該爭取董校長的同情、支持”。果不出先生所料。後來法學院院長鬍元義教授告訴我說董校長叫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也在法學院兼課）派人來抓我，被他頂了回去。同時，在錢先生、林先生等的努力下，我免除了牢獄之苦，又保留了學籍。可最後仍以“侮辱師長”的罪名，受到記“兩大過、兩小過、留校察看”的嚴厲處分。事後，錢先生囑咐我：“以後一定要吸取教訓！學會自己保護自己！”
在同濟“一·二九”運動中，在晉京請願時，我是文、法學院的糾察隊長。那天晚上，我們被圍困在工學院大禮堂內。堅持到凌晨一兩點，談判仍無結果。於是，國民黨特務開始抓人了。他們組成人牆，留兩個小小通道，特務們挨個兒對照片（在請願相持中或談判時偷拍的）、對黑名單，過篩子來抓人。這時，我想起了錢先生的話，是“自己保護自己”的時候了。於是我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把糾察臂章取下疊好、用手帕包上，放到椅子底下，又借了鄰近同學的鴨舌帽，又編了一個化名。好在燈光昏暗，在敵人的眼皮下，安全地矇混過去了。
事後，我們還是遭到校方的無理處分，多達一百餘人。教務處給了我一張白紙的“通知書”，叫我“自動退學”。後又放出風來：因這些學生情節不是十分嚴重，且未張榜公布，還有挽回的餘地。只要他們在印好的保證“不再鬧學潮”的《悔過書》上籤個名，找兩位教授擔保，就可以留下來！
我去找錢先生商量。先生說：“這僅是教務處發下的‘通知’，不是校長發布的‘正式通告’，且留有活話，還是爭取留下來的好，我願為你擔保”！又囑咐我“要注意隱蔽，不要太鋒芒畢露了”。我又找了兼課教授韓述之。韓先生也慨然地為我擔保簽了名。解放後才知韓先生也是地下黨員。我們這批同學實際都留下來了。提起教授擔保的事，我後來從錢先生的女兒錢庾青處得知，
當年錢先生冒著極大的風險為喬石同志做擔保。錢庾青告訴我，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當年上海地下黨負責人之一的羅國傑同志曾在寫給錢庾青的一封信中這樣說：“當喬石同志任同濟總支書記需在新生院取得旁聽生身份，我們就通過錢實甫老師出面作保。”
因1948 年“一·二九”運動，校學生自治會被迫解散了。一年後，形勢大變，丁文淵校長也調走了。重新成立學生會的時機成熟。地下學聯通過羅國傑同志動員我出來競選學生自治會的理事長（主席），還囑咐：為了將來便於開展工作，可以大造聲勢，競選活動可以弄得熱鬧些。
於是我們組成了60 人的助選團。校園內彩旗招展，鑼鼓喧天，助選團到各個學院去遊說。不知是誰出的高招：在投票的前夕，全校所有教室的課桌上，都貼了一張油印紙條——“請投昌學禹一票”。
錢先生看在眼裡，為我擔心，嚴肅地對我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不要太冒失了。”
又一次給我敲起了警鐘！先生果真又言中了！結果是1700 多張有效選票，我得了1600 多張，而最後我只當了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先生得知後勉勵我：“乾什麼都一樣，只要自己努了力就行！”
1949 年4 月，上海解放前夕。國民党進行瘋狂鎮壓，以作垂死掙扎，實行全市大逮捕。由於地下組織事先得到訊息，提前通知了我們分頭隱蔽起來，做迎接解放軍進城的工作。因而錢先生及家人和我們都幸免於難。
上海解放後，我回學校看望錢先生。師母有點遺憾地對我說：“實在對不起，當年風聲鶴唳，怕敵人來抄家，你們暫存在這兒的《列寧文選》等進步書刊，都給我投到壁爐里燒了。”我不在意地說：“現在好了，咱買新的。”錢先生真誠地說：“在我這兒拿點錢去買。”
1949 年7 月初，我調北京中央團校學習。臨走前，我去看望錢先生。先生顯得特別髙興，對我又叮囑一番。先生說：“這次學習機會難得！人家都南下，你可北上到中央了！要珍惜啊！不能像在學校那樣隨意，更要謙虛謹慎才是。”
1957 年，我被錯誤地打成了“右派分子”，歷盡磨難，幾乎當了近八年的“運動員”。直到1979 年元月， 我的冤案才得到了徹底平反。我返回北京，重新走上了新聞崗位。隨後，我就向老同學們打聽錢先生的情況，竟得知先生早在1968 年1 月20 日逝世了。哀哉！1986 年5 月，得知錢師母來北京，住女兒家。我特地去探望她老人家。雖然那時她已年逾八旬，但耳聰目明，精神矍鑠。見了我，儼如見到了久別的遊子，拉著我的雙手，激動得熱淚盈眶，問東問西，高興得很。
從師母處得知與錢先生別後的一些情況：解放了，先生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積極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在學校為各班級學生開設政治大課。在這期間，先生花了近兩個月的時間，分類編輯出版了10萬餘字的《列寧語錄》 。當時雖然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評，卻成為爾後這個《語錄》 、那個《語錄》之濫觴。
1953 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了大調整，同濟大學成了建築工程專業的院校。錢先生被調到了華東師範大學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這是一門新開的課程。先生在新的崗位上非常勤奮敬業，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編寫出了兩章約10 萬字的講稿。他教書育人，孜孜不倦，深得學校和同學們的信任。從1960 年起，先生的工作擔子越來越重：先是三年級的班主任，接著兼任教研組長、資料室主任，還管函授教學，又帶研究生。用師母的話來說，“忙得他連吃飯都是急匆匆的！當談到錢先生仙逝的情景，師母淚如泉湧。師母說：“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受到了衝擊。他那種‘士可殺、不可辱’的性格，哪能受得了那些‘無法無天’的‘紅衛兵’的侮辱。先生終日鬱悶憂傷，得了癌症，當時無法得到及時良好的醫治，因而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那年先生才59 歲。只可惜了他那一肚子的學問和急待施展報國的抱負。”
先生一生除了桃李滿天下外，還留下了五百多萬字的著述。如《中國近代史學習指導書》（共三冊）、《中國近代史論文與資料綜合報導》（共二冊）、《清代職官年表》（共四冊），以及《清代外交機關》、《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點校）、《北洋政府政治制度》等十餘種。他還受中華書局委託，整理了清人筆記如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文廷式的《聞塵偶記》、侯毅的《洪憲舊聞》等十四種。這些已經成為我國史學界的寶貴財富。
恩師離我們而去近四十年了，深以告慰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祖國日益昌盛，當年國家內憂外患、恩師心急如焚的情景，早已一去不復返了！願在天之靈，得以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