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白居易的眼病“案上漫鋪龍樹,合中虛貯決明丸;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刮看。”
這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所寫的一首七律。據考,白居易四十多歲後即患眼疾。上面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當時正在閱讀眼科專書《龍樹論》,藥盒中存放著準備服用的“決明丸”,他考慮一旦服藥無效,就得求助手術治療,用金篦來刮除眼中的障翳。唐代的另一些詩人,在他們的詩句中也有提到金針拔障術的。
如杜甫詩句“金篦空刮眼,鏡像未離銓。”唐文學家兼哲學家劉禹錫《贈婆門僧人》詩:“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以上證明金針拔障術在唐代已相當流傳了。
源流
“金針拔障術”最早見於唐代文獻大師王燾的《外台秘要》(西元七五二年)一書中。《外台秘要》對白內障各期症狀都有簡單扼要的描述:白內障眼病初起時,患者“忽覺眼前時見飛蠅黑子,逐眼上下來去。”患者病情發展一般緩慢,“漸漸不明,久歷年歲,逐致失明。” 關於此病的鑑別症狀,白內障患者除視力變化外,眼與頭部的感覺“不痛不癢”。眼部檢查,發現“唯正當眼中央小珠子裡,乃有其障,作青白色”。書中對白內障與眼底病也進行了鑑別,指出眼底病“外形不異,只不見物而已”,或“眼中一無所見”,即眼中沒有青白色的內障。白內障患者雖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晝知夜“,知道白內障後期,患者雖不能辨別人物,但仍有光感。治療方法,白內障後期,”此宜用金篦決,一針之後,豁然開去而見白日。針訖,宜服大黃丸,不宜大泄“。王燾《外台秘要》所載的眼科疾病,系吸取晉唐以來各家內容,其中包括謝道人所撰的《天竺經》。據《外台秘要》《天竺經論眼序》注文:“隴上道人撰,俗姓謝,住齊州,於西國胡僧處授。”據考證,“胡僧”是印度僧人,故認為“金針拔障術”是印度傳來的一種眼科手術。白居易所閱的《龍樹論》,可能是隨佛教傳來的印度醫藥文獻。但從現存《醫方類聚》引輯的《龍樹菩薩眼論》以及宋代《太平聖惠方》的內容來看,卻看不到印度醫學的內容,主要屬於我國傳統的醫理,由此推測,印度傳來的眼科已被中國醫學所融化,並通過我國醫學家的臨床,改良再創新。
隋唐以後的醫學書籍,有關金針拔障術的記載越來越細緻,表明我國醫家在臨床中獲得了更為具體的經驗。
宋代又出現了一本題名為《龍木論》(或稱《龍目論》)的眼科專著。此書可能就是白居易參閱的《龍樹論》,因避英宗諱(英宗名曙,樹與曙同音),改名《龍木論》。此書經轉輾傳抄增補,至宋代改編,成為目前的傳本。宋代太醫局將《龍木論》列為醫師必讀之書,可見此書的重要地位。書中對於各型白內障“老年性、先天性、外傷性、並發性”的病因、症狀作了詳細的描述,同時對白內障眼病的檢查、診斷、手術適應症、禁忌症以及手術前後的準備、手術方法、術後護理等,也均作了確切的論述,至今仍有理論價值。
明代,中國醫學文獻中又出現了一本名叫《銀海精微》的眼科專著。書中對金針拔障術也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此外,明王肯堂的《證論準繩》(一六零二年)、明末清初傅仁宇的《審視瑤函》(一六四四年)、清張璐的《張氏醫通》(一六九五年)以及吳謙等集體編撰的《醫宗金鑒》(一七四二年)等書,均對金針拔障術有介紹。
張璐之子張飛疇為十七世紀眼科家,在《張氏醫通》內,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了寶貴意見,附有七個病案報告。書中還介紹了一種“過梁針”手法,即醫生給患者左眼施行手術時,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術時,則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習慣,可用右手由患者內側角膜緣外進針,但手和拔障針要橫越鼻樑,故稱“過梁針”。書中提到有的患者由於鼻樑高聳,影響手指進針,因此認為做這一手術的醫生最好能學會兩手均能操作。尤為可貴的是書中提出:“凡初習針時,不得以人目輕試,宜針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見他在進行這項手術時,不僅認真負責,而且具有嚴肅的求真態度。
八法
十八世紀,我國的金針拔障術已取得相當成熟的經驗。眼科學家黃庭鏡集前人的成就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目經大成》一書,這是我國古代眼科學的一本總結性著作。書中將金針拔障術的操作方法歸納為八個步驟,稱為金針拔障術“八法”。“八法”的步驟如下:(一)“審機”:指病人手術時採取的體位,先用冷水清洗,醫生如何拿針及固定手術眼等方法。
(二)“點睛”:指選定進針的部位,在“風輪與外眥相半正中插入”,進針的方向、手法等。
(三)“射腹”:指進針後將針柄向顳側傾斜,使針頭進入虹膜之後,晶狀體之前的部位。
(四)“探驪”:指針頭繼續前進,使針經過虹膜之後、晶狀體之前,繼續進針指向瞳孔。
(五)“擾海”:指拔障針到達瞳孔將整個白內障拔下。
(六)“捲簾”:指白內障落後,如又浮起,則需要再度拔落,使白內障拔落到下方,不再浮起為止。
(七)“圓鏡”:指白內障拔落後,停針在瞳孔中央,檢查瞳孔是否正圓、明亮,被拔下的白內障位置是否合適,問患者是否能看見人,物。
(八)“完壁”:指手術告畢,緩緩將針抽出一半,稍待片刻,“切莫緩在半日,急於一刻”,以觀察內障是否復位,然後再全部出針。
“八法”所歸納的操作步驟,是合乎科學原理的。關於進針的部位,規定在“風輪與外眥半中插入”,即是在角膜與外眥之中點,相當於角膜外緣四、五毫米處。我國醫務工作者通過動物實驗與臨床實踐,證明這個進針部位是安全區。
因為這個部位血管極少,加上這裡有較多的睫狀肌,手術切開後切口兩端的肌肉攣縮,可以壓迫血管,使之止血。另一方面,手術後兩斷肌肉分開後各自癒合,如病人因各種原因需要作第二次手術時,可以在任何那一天,從原切口處進針,不易發生出血,且手術後反應亦輕。由於針拔術操作時間短,術後癒合快,不需嚴格臥床,因此深受患者歡迎。
中國的眼科手術並不是八、九世紀才有的。據《晉書》記載,華陀曾用割治法治療景王的目疾。《晉書》又記載司馬師割除目瘤的事跡。唐代趙璘的《因話錄》中,記載揚州一位名叫談簡的醫師,曾經為相國崔慎割除左眼的贅疣。
按今天的標準來看,割除眼部腫瘤已非一般手術。可見我國醫學家早就向眼睛這一禁區開刀了。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曾介紹翼狀□(上奴下肉)肉的割治法,指出這項手術應從□肉的頸部(指□肉體部與頭部之間,位於角膜與鞏膜交界處)入手,用鉤針鉤起後切除。《龍木論》又提出:“割了以火燙,令斷其勢,即不再生”,這無疑是很合理的手術方法。歷代眼科書中所載的鉤、割、針、鐮法,都是眼科手術的方法。可見我國古代醫學家,對於眼病的手術療法,已經積累有豐富的經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