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學術著作
金觀濤著作《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與劉青峰合著），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和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與劉青峰合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系統的哲學》，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鷺江出版社2019年 。
《控制論與科學方法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毛澤東思想與儒學》（與劉青峰合著），台灣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悲壯的衰落：古埃及社會的興亡（終極版）》（與王軍銜合著），台灣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與劉青峰合著），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2008年初版於香港）。
《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2009年初版於台灣）。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與劉青峰合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依1992年香港修訂版刊行）。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與劉青峰合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1993年初版於香港）。
研究歷程
金觀濤的父親是著名化學家、原杭州大學化學系系主任金松壽。金觀濤是其長子。
1965年，金觀濤進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學習，並進入了北大宣傳隊。雖然他學的是理科，但是卻對文科有著濃厚興趣，為了反思文革，研究起了毛澤東思想，並從馬克思上溯到黑格爾，特別是對黑格爾讀得痴狂，言必稱“黑格爾”，故好友送綽號“金格爾”。此時劉青峰在北大物理系、後轉入中文系。兩人結識乃是通過一本被眾人傳閱的黑格爾哲學學習筆記，作者是金觀濤。
金觀濤先生1970年，金觀濤從北京大學畢業，進入杭州塑膠廠當工人。劉青峰則在貴州清鎮中學教書。兩人結婚後，劉青峰調入鄭州大學教書，隨後金觀濤也調進了鄭州大學。在此期間，兩人構思了“中國社會超穩定系統”假說。並於1980年初，在《貴陽師範學院學報》分兩期發表了《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這篇論文。
1978年初夫婦倆由鄭州大學調到中國科學院《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當編輯。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科學哲學研究室主任，併兼任《科學、經濟、社會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
1985年前後的“文化熱”中產生了三個大的民間文化機構：先後以金觀濤、包遵信為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以湯一介、樂黛雲、龐朴、李澤厚等為主力的“中國文化書院”編委會；以甘陽、王焱、蘇國勛、趙越勝、周國平等為主力的“文化：中國與世界” 叢書編委會。在五、六年間，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實際上成了引領中國大陸人文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主要“思想庫”。
“走向未來叢書”，是在中國內地最早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叢書。編委會人員的組成頗為龐雜，科學界、人文學界、政界的許多熱衷改革的人士都參與其事。其特點是，強調科學主義、貼近現實和向大眾普及。最有影響的當然首推金觀濤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論；以及叢書翻譯的《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西方未來主義著作，對當時的社會改革造成巨大的衝擊。
學術界的“方法論熱”，也直接得力於叢書所翻譯的“資訊理論”、“系統論”、“控制論”方面的西方著作。
與“走向未來”打對台或特點相異的，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
這是以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等高等學府一批學有專精的青年學者為主要成員的“純學術”圈子。其特點是，強調人文主義、專業精神、學術獨立與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譯介紹二十世紀西方人文學界的經典著作。分專業性的“學術文庫”與普及性的“新知文庫” 兩個系列。
數年之間，本世紀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心理學、倫理學、文學理論等等，從難度最高的大部頭“天書”，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及保羅·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到直接引發了日後“新權威主義”論爭的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權主義理論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譯書出書達數百種，成為整個社會變革的一種全新的精神資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這個“圈子”明確提出的口號（暗合了捷克哈維爾提出的同樣口號）。他們每月的第一個周四總有一個學術沙龍聚會，圍繞一、兩個學術專題開展認真的討論；每一兩個月總有一次到數次家庭或郊遊聚會，高談闊論。
角色處在上述兩個編委會之間（同時人員也互相交錯）的“中國文化書院”，是想承接宋、明以來朱熹等先人創辦的“書院”、“學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榮譽院長，以函授與假期講習班的形式研討、傳授學問。兼任的講師都是海內外學界關於中國文化研究的“一時之選”（包括海外的杜維明教授）。其特點是，強調從傳統的再出發，強調文化的延續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設性。
林毓生的“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論和杜維明的“儒學的第三期發展”論，都曾引發了範圍廣泛的討論而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文化書院”的“招牌主張”。他們溫和、漸進、包容廣大的辦學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廣為接受，同時也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收益。據說每年寒、暑假全國各地報名聽課的人數常達數百上千之巨（大多是各地高校的教師），更不必說函授教材令一時“洛陽紙貴”。其造成的文化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各界名流都曾與會，可見文化書院的號召力與包容性。同類的書院還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幽州書院”等。
在內地期間，金觀濤夫婦的關注點基本上停留在社會史方向，對社會轉型進行探索，這其實也是金觀濤夫婦對現實的關注，力圖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探索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之路。
1989年，金觀濤夫婦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進行學術交流，後被迫留在香港，被當時的校長高錕（光纖之父，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挽留，聘任為中國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並創辦了香港唯一一本學術性雜誌《二十一世紀》。劉青峰任主編。只是，兩個孩子仍然留在內地，由親戚照顧長大。
金觀濤先生在香港期間，兩人從社會史轉入思想史和觀念史的研究。
1989年以後，內地的思想界偃旗息鼓，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不再關注社會及思想。但是從1998年開始，有了一些新變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和法制及個人權利之間的衝突日深，出版界的管理逐步放鬆，從而出現了一股思想新風。在有關出版人的推動下，內地重新出版了八十年代金觀濤夫婦的幾本舊書，還首次出版了個別未在內地發行過的著作。
2008年，金觀濤夫婦先後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旋即被台灣政治大學聘請為講座教授。2009年，金觀濤夫婦正式定居台灣，重新開始進行社會轉型的研究，延續1980年代開始但是中斷的第二次啟蒙，只是這次啟蒙源於現代性的研究，對八十年代的啟蒙又有了更深層次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