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協調理論是在
充分把握經濟發展變遷中普遍存在的互補性和報酬遞增的現實條件下,以金融效率為中心,運用系統分析和動態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構成要素的發展變化規律,它們的收益、成本、風險狀態和運動規律,並研究由此決定的內部效應與溢出效應,揭示金融內部構成要素之間,金融與經濟成長,金融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而構造金融協調運行的政策調控體系,以促進金融與經濟高效、有序、穩定、健康發展。提出的背景
1.亞洲金融危機及隨之而來的全球經濟動盪,在實踐上對傳統的金融理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這種挑戰迫切要求金融理論的創新。
2.傳統金融理論是傳統經濟下的產物,是與20世紀工業經濟時代相適應,其研究對象是經濟運行環境相對穩定下的資源配置問題。21世紀的經濟是經濟金融化、經濟全球化的經濟,是高科技迅速發展的知識經濟,高科技和新金融成為支持和拉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兩個輪子。由於知識積累、專業分化、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增大,所以這種經濟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協調問題。其研究對象是在經濟協調基礎上動態資源有效配置。經濟金融協調成為資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條件。
3.由於現代經濟中信用關係普及,債務關係的相互依存,金融資產規模膨脹,並成為聯結現在和未來的動態資產配置的主要因素,現代經濟協調首要問題便是金融協調問題。
基礎
從哲學角度看,金融協調符合任何事物發展的規律;從經濟學角度看,金融協調符合均衡發展理論;從國家和社會安全形度看,金融協調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1.哲學基礎
金融協調的中心點是效率,金融協調的方法論是動態的、系統地、和諧地實現經濟的運行,其中包括了金融各要素與社會經濟各主體的博弈在內,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態的目標。其哲學基礎,首先是中庸哲學。中者,中正、中和;庸者,用也,即“允執其中”。既然要堅持中,就要把握兩端,也就是矛盾的對立面。協調,就是對立的統一,取
2.經濟學基礎
經濟理論是在對經濟實踐抽象分析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抽象經常是以捨棄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為代價,但經濟活動變遷也會使原來不太重要的因素變成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和決定因素,這時就要求對原有的經濟理論進行揚棄,實現經濟理論的創新。傳統的經濟理論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上,其理論基礎是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其研究方法是邊際分析方法;其研究目的是要論證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經濟可以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這樣在研究中就忽視了經濟的演化和變遷問題,當然在經濟發展速度較慢,經濟結構和經濟運行環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這種捨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經濟發展速度加快,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下,傳統經濟理論就很難回答現實經濟生活提出的問題,特別是與經濟發展,經濟變遷相關的動態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便產生了以分析經濟變遷為主要內容的演化經濟學的復活,並從古典經濟學著作中找到它的理論淵源。
內容
1.關於經濟中的互補性問題
這裡所說的“互補性”,與外部性的概念基本相似,但又有些差異,它不僅強調金錢的外部性,更強調技術的外部性和市場的相互依賴性,它是指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一般規律,由經濟發展中分工的不斷發展而形成的企業與企業、產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關係。由於迂迴經濟所構成的生產過程的分解和擴張而形成的分工,使得一個企業或產業的發展,更多地受到其相關的一系列企業和產業的發展狀況的影響。單一企業和產業的成本,更多與相關企業和產業數量相關,從而形成企業整體的相關關係。從經濟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越發展,經濟活動的互補性和外部性也越普遍。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嚴重影響了“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製作用的有效發揮,“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越來越多,從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要求從協調的角度來處理和解決經濟問題。
2.關於報酬遞增問題
經濟發展中的報酬遞增,是指在社會分工下引致的市場規模擴大,從而進一步引起新的分工的經濟演化進程中,專業化分工所導致的報酬增加情況。報酬遞增突破了新古典學派以報酬不變為基礎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式,並把動態的、非均衡的經濟進化思想引入經濟學分析之中。由於有市場擴大分工深化條件下的報酬遞增,我們才能了解金融活動,金融制度在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擴大投資和擴大市場中的作用,這可能是我們真正把握金融在現代經濟中作用的一條新途徑。
3.關於金融效率
這裡我們提出以金融效率為中心,是在把握金融運行機制的基礎上,圍繞金融活動的效果,從巨觀的系統的觀點和動態的長期的觀點來研究金融和經濟的關係,特別是研究金融對經濟發展的經濟演進所產生的促進作用。在這裡,我們一方面強調金融效率在整個金融理論中的特殊地位,這是傳統金融理論研究中忽視的一個問題,而這一問題正是構成了我們正確認識金融與經濟,正確處理金融問題的關鍵;另一方面,我們強調金融效率的巨觀性和動態性,這與單一關注金融的微觀盈利性和靜態盈利狀況是不同的。
4.關於金融溢出效應
金融溢出效應是指金融各構成要素或作為一個整體的產業,其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不相一致的外部性的關係。金融的這種溢出性或者說外部性的表現,必須運用協調的思想和方法,才能轉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力量,實現其激勵和約束的相容作用。
5.關於協調和均衡
我們認為,金融協調並不是一種靜態的均衡狀態,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種動態均衡是在發展中均衡,那么就可能出現整個均衡與局部不均衡並存;或長期均衡與短期不均衡並存。金融資源在內部的流動,包括各層次上或各相關要素之間的博弈,從而推動長期和整體的均衡,使金融與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當外部規則發生變化時,會產生新的博弈,這又將會推出新的均衡或協調。
6.關於國際金融協調
金融協調當然包括國際金融的協調。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加顯示出現代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協調的重要性。
幾點初步突破
金融協調理論從協調問題出發研究金融,從而使得金融成為與時間變遷相聯繫的有歷史階段性的金融,使金融成為處於經濟生活中而又內生於經濟系統中的金融,這樣也就更接近於金融的本來面目。這種研究問題的方法和角度的轉移,必然帶來金融理論的變革。在此,我們只能選擇其中的一些問題來反映金融協調理論所帶來的金融理論的突破。
1.金融市場與商品市場的連通和聯動:泡沫經濟的根源之一
現實中的貨幣不僅僅服務於商品市場,也服務於金融市場的交易。隨著經濟金融化進程的加快,金融市場越來越脫離了商品市場的制約,交易規模不斷擴大,呈現出自身的特有規律,這種趨勢也帶來貨幣流通及經濟運行態勢的顯著變化。金融市場的功能主要在於提供作為激勵機制的信息和投資資源配置相關的信息。但若是金融市場的投機因素過大,就會妨礙其基本功能的發揮,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經濟理論已經表明,金融市場由於受到預期的影響,只要預期形成,它
2.需求不足與金融協調問題
金融往往同需求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需求的擴張和萎縮就會帶來經濟的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經歷的經濟周期,都可以看到金融政策發揮作用的痕跡。有的學者曾運用1979~1997年的實際投資增長與GNP實際增長作相關分析,從中發現,其相關係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的波動的79.5%可以通過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更是高度相關,相關係數達99%,這說明在1979~1997年裡,投資是引起國民生產總值波動的主要因素,二者波動幅度基本一致,呈現出非常強的正相關性。而且由於投資處於“饑渴”狀態,投資需求非常巨大,所以投資便只受到資金可得量的制約。金融放鬆控制,資金可供量增加,投資便增加,GNP增長速度加快。反之,實施緊縮銀根政策,控制金融,投資便會減少,GNP增長速度便會回落。所以利用金融政策,通過控制國有部門的投資,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變化,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經濟政策的調控目的。但是,1998年的巨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機制發生了改變。由於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出口需求下降,為實現經濟成長8%的目標,政府改變了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降低利率,改變存款準備金制度,放鬆商業銀行存貸款比例控制等措施,並沒有帶來投資的擴張,甚至於國有部門的投資擴張也不明顯。 1998年下半年,政府通過啟動擴張性財政政策,才使國有部門的投資大幅增加,但非國有部門投資並未跟進,最終199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7.8%, 1999年GNP仍保持回落勢頭。對於1998年以來經濟運行態勢,其主要問題可概括為有效需求不足與通貨緊縮問題,對此理論界已經給了很多探討,其中不乏有許多真知灼見;而在此,我們主要研究金融協調與經濟運行的關係:
第一,就經濟與金融的關係來說,雖然金融對經濟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但我們認為,金融並不是外在於經濟的一個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內生於經濟的,這也就決定了金融並不是無所不能的。實際上,西方經濟學界已經有人指出,貨幣政策可以有效地控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但它對擺脫蕭條作用有限,因為經濟的復甦不僅靠資金的供給,更需要對未來預期和信心的恢復。看到金融的局限性,有利於我們正確地利用金融服務於經濟。 1998年以來,經濟的持續滑坡,從另一個角度可以說明我國經濟正處於一個轉變時期,即由原來粗放的投資拉動型的經濟轉向效益型、需求拉動型的經濟。在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經濟成長速度的回落應該是一種正常現象。
第二,1998年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特點是民間部門投資不再跟隨國有部門投資變化,融資渠道的制約可能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非國有部門以獲得30%的信貸資金來源,卻支撐了GNP增長的70%以上,國有企業依靠70%以上的信貸資金,卻只有GNP增長貢獻的30%,這被理論界稱為非國有經濟發展的不對稱性。但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則在於非國有部門利用其制度優勢,在經濟活動中以各種方式獲得了通過國有部門沒有有效利用的信貸資金,這樣,才支撐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不完善的市場交易是這種看不見的資金轉移的主要渠道。所以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部分地是建立在國有經濟的低效率基礎之上的。國有經濟部門的低效率性,對非國有經濟部門提供了盈利機會,投資機會以及資金來源。當要求國有經濟部門“三年脫困”,並加強控制後,就會對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構成影響。加之,銀行經營風險加大,不對國有部門放款,同時對非國有經濟部門的融資渠道沒有建立,這樣,就進一步導致了非國有部門投資形成能力下降。這是融資渠道、融資割據與經濟發展不相協調的反映,因此要促進非國有部門投資增加,必須構造與其相適應的融資渠道。
第三,非國有經濟部門或稱民間部門投資沒有跟隨財政投資而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是民間部門的投資機會缺乏。就市場競爭能力來說,由於有制度優勢,民營經濟具有靈活的經營機制和適應市場的能力,它比國有經濟有較強的競爭能力。當國有經濟部門出現“軟預算約束”時,其開支處於無度狀態,民營經濟所面對的市場機遇較多,在較高的回報率的刺激下,投資進入成本較低。而當國有部門在改革的壓力下,減少制度漏洞,無效開支減少時,民營經濟的投資機會減少,市場前景影響投資,從而陷入投資減少——市場機會減少——投資減少的惡性循環中。加上這次財政支出主要集中於大型基本建設項目,無法有效地擴大民營經濟的投資機會和市場預期,使得經濟遲遲不能得到恢復。這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協調了各個方面的市場預期和投資狀況,刺激其後的經濟繁榮形成鮮明對比。所以,與其說它是一個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不如說是一個產業結構轉型問題和供給問題。如果能夠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帶動整個產業或主導產業間的同時擴張,經濟很容易擺脫衰退和蕭條,而走向繁榮。而這一點正是融資政策和產業政策相互發揮作用的領域。
第四,這次經濟滑坡同消費需求不足有很大關係,而其中的大部分消費不足是由未來支出不確定性增大和缺乏消費信貸的流動性短缺而造成的。金融機構擴大服務領域,積極開展消費信貸,是解決經濟主體,特別是消費者,收入與支出不協調的主要途徑。協調這種金融業務是經濟保持良性循環的內在要求。上述便是我們運用金融協調理論,分析經濟理論界的兩大熱點問題,泡沫經濟和通貨緊縮所得出的初步性的結論,但僅此也可以看出金融協調理論的意義。事實上,運用金融協調理論,分析其他金融現象,也會得出一些新穎的觀點。如美國監管制度演變中所反映的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結構和行為方式的改變對金融業穩健和效率目標的影響,實際上表明了其金融監管制度的變化是金融市場組織機構變化的內在要求,是金融監管制度、金融機構、金融市場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產物。如金融約束理論的提出是開發中國家金融發展戰略與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產物,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揚棄,是強調協調與適應的過度經濟學在金融領域的反映,等等。
評價
總之,金融協調理論是適應21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科技高速發展,經濟高速變化和波動性加劇的要求,研究金融巨觀效率和微觀效率相統一的金融理論,是對傳統金融理論的“揚棄”和發展。我們現在沒有必要,也不想改寫整個金融學,我們要做的和想做的只是在傳統金融理論基礎上的前進,通過逐步探索實踐已經給我們提出來的需要重新認識的理論問題,金融協調理論僅僅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