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荒蕪
鄭簡公鄭國在西、東周之交東遷到現在鄭州的附近，還是“斬之蓬篙黎藿而共處之”的，鄭地正當中原的中心，在東周之初，還是這樣的荒涼。鄭的東鄰是商代王畿一部的宋國，而到春秋之末，宋、鄭之間還有隙地六邑，兩國都不占有，後來宋有叛臣奔鄭，鄭人在那裡築了幾個城，兩國因此發生戰爭，結果仍以六邑為虛。
西周、春秋的家族有象徵著本家族的特殊標誌，後人稱其為族徽。郭沫若先生認為：族徽“也就是族名或者國名”，它與家族的稱號“氏”有密切關係。由於族徽使用的普遍性和早期文字本身的原始性，初期的族徽和文字並無本質的區別，族徽既是家族的形象標誌，又是家族的稱號“氏”。如果這個家族領有封國，還可以作為封國的名稱。但是，族徽與氏的使用場合又不完全相同。族徽作為家族的標誌，鑄制在青銅器上，運用於青銅銘文中，或者鑲綴在家族的旗幟上和家族成員的鎧甲上，它所突出的是形象。氏主要用於日常稱呼，需要能讀能寫。於是，隨著文字演進逐漸產生了便於書寫、有讀音、意思又和族徽原有含義一致的文字元號。由於文字演進的快，而族徽則刻意保持古老的形象，兩者長期沿著不同的走向演化，相互之間的差別也就越來越大，秦漢以后姓、氏和一。這也就是金文中姓、氏、族徽並見，氏與族徽不易直接對照的原因。
西周前期，青銅器和少數其他器物上常見族氏銘文，其族氏常寫得比較象形，因而被稱做“族徽”。
鄭的始封祖是周厲王的小兒子，名友，宣王時受封於鄭（在今陝西省華縣），是為桓公。鄭國的姬姓、鄭氏和莊重的鄭字族徽，是深重的文化積澱，姬姓標誌著古老的族源，鄭氏和族徽象徵著莊重。這種姓、氏與族徽作為一種文化已經深入到了鄭文化核心部分，體現到文化的各個方面，青銅器上形象逼真的族氏銘文都透露出濃厚的文化情結。
鄭國人口：估計有上百萬人（以鄭國有十萬軍隊估計）。
民族與宗教：主要民族為周族和商族，還應該有少量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少數民族。通用周族的語言，和金文、帛書、簡書等大篆文字。主要信奉周禮和祖先崇拜。
大致神祇世界
世俗社會之上有一個天王，所以神鬼世界之上也有一位上帝。世俗社會裡有大小封君，都統屬於天王，所以神鬼世界裡也有大小神祇，都統屬於上帝。上帝是一位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他很關心人間的事情，會得賞善罰惡，又會命令人王統治全世界，據說他還是人王們的始祖呢。人王被稱為天的兒子，所以天子服事上帝也應當像兒子服事父親一般。
上帝之外，最有權威的神祇便是掌管人們所住的土地的社神和掌管人們所吃的穀類的稷神。社神又稱“后土”，他的名字喚做禹，又叫勾龍，他是受上帝之命下凡來平治水土的偉人。稷神又稱“后稷”（又有田神稱“田祖”，或許即是稷的化身），他的名字就喚做稷，他也是受上帝之命下凡來播檀谷種的天使。禹平定了水土，稷便在土上播了谷種，於是人們住的也有了，吃的也有了，感恩報德，把他們特別崇敬起來，所以“社稷”一個名詞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 日、月、星辰、山、川等在那時也已被當作神祇崇奉了。日、月、星辰的神能主使雪霜風雨的合時或不合時；山川等神又是水旱防疫等災禍的主管者。他們多半也有名字可查，如日神叫做羲和，月神叫做常羲，她們倆是上帝的左右夫人，日、月都是她們所產生的。商星的神叫做閼伯，參星的神叫做實沈，他們倆是上帝的兒子，上帝把閼伯遷到商丘，派他主管辰星（就是商星）；把實沈遷到大夏，派他主管參星；山崩川竭，人們當作大災兆看待，國君們是要舉行種種儀式以表示不幸的。 此外還有許多各色各樣的神祇，如火神叫做回祿；水神叫做玄冥；灶神叫炎帝，能起火災；宗布神（驅除災害的神）叫做羿，能除去地下的百害；降福的神叫做勾芒；刑神叫做蓐收。
鬼
人死了之後靈魂會變成“鬼”，鬼的地位雖下於神，但與人的關係更為密切。他們也很愛管人間的閒事，和神一樣會得賞善罰惡；因為他們比神更接近人們，時常會得出現，會為人的禍患，人們看見他是很害怕的。他們又會求食，求不到食也會餓，餓了就要作怪逼人去祭祀他們了（鬼神也同世俗社會裡的人一般，不大會遷移地址的）。
妖怪
神鬼之外，又有妖怪。據說，木石的怪叫做“夔蝄蜽”，水的怪叫做“龍罔象”，土的怪叫做“羵羊”，妖怪的種類也很多了（各種靈物都會變成怪的）。
祭祀 凡是鬼神都有受人祭祀的資格，那時的祀典是這樣：祭上帝的禮喚做“郊”，一年一次；也把天子的最有功德的祖先去配享，例如周人的始祖后稷，一面是稷神，一面又是配天而享的太祖（魯人祭稷為郊，所以祈農事）。社稷神都有專祠，無論大都小邑，都有社稷壇；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有他們的社（國家的社稱為“大社”或“冢土”，“土”即是“社”）；社稷好比現在的城隍廟或土地堂一般，時時有受祭祀的資格。祭山川的禮喚做“旅”或“望”，也是極重要的祀典；祭祀它們也有一定的時間和次數。山川是神靈所聚的地方。 從天子到士都有宗廟去祭祀他們的祖先（不同族類，鬼神是不享他們的祭祀的）。宗廟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合祭眾祖的太廟（一稱“大室”以太祖為主），一種是分祭一祖的專廟。據說，除太祖和最有功德的祖宗外，尋常的祖宗的專廟，經過若干代之後，便因親盡被毀了。祭祖宗的禮，頂重要的有“禘”、“烝”、“嘗”等祭。禘禮在孔子時已不很明白了，據研究，禘只是一種平常的祭祖禮。烝、嘗是四時獻新的祭禮。每年祭祖大致有一定的次數。
六卿
當國（上卿）、為政（次卿）、司馬、司徒、司空、令正。不設為政以司馬為次卿時，第六卿為少正。鄭的公族勢力極大是個公族執政的國家，異姓都不強盛。鄭國真稱得起是當時盛行親親主義的模範國家了。自七穆掌權，鄭伯就成為春秋諸侯中最沒有權力的國君。這種形勢的造成，是由於在位時間最長的鄭文公“逐群公子”，加之此前昭、厲爭立，三君被弒，致使公族無人，穆族坐大。春秋後期，鄭國上卿由罕氏世襲。子產等人為政，並無實權。子產之所以能夠有所作為，一是有罕虎支持，二是不得罪駟、豐大族。
國君之下有“卿事（士）寮”、他們執掌著國家的大政。“卿事寮”之下有“諸尹”，“諸尹”之中最高的似為“大史寮”，似不止一人。又有“尹氏”、或稱“內史尹”，或“作冊尹”等（“太師”似亦即此官），他們都是執掌典冊詔命之類的大官。又有“大保”，官階也甚高。有“冢宰”和“宰”，似是掌王室家事的官。有“宗伯”，亦稱“大宗”，是掌禮儀的官。“大祝”，是掌祭禱的官。有“冢司土（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馬”，是掌軍賦的官。“司工（空）”，是掌建築工程等事的官（司徒、司馬、司空古或稱為“三事”，職位很是重要）。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獄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較低。又有“師氏”、“亞旅”、“虎臣”，是掌軍旅的官。有“趣馬”，是掌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納王命的官。此外又有“里君”，似是地方之長。
鄭國的少正（魯國似也有此官），有時是“卿官”。有馬師，似是管兵馬庫的官（魯國也有此官）。有褚師（宋、衛也有此官），是掌市的官。
行政區劃
諸侯所居的首都喚做“國”。
國、都、邑，是那時列國大小城鎮的三層等級。大而有城垣宗廟的喚做“都”，都大致是列國大夫的封邑或重要的城鎮。國，都以外的地方也統稱為“鄙”，鄙中有邑和縣。“縣”和“邑”是差不多的組織。人民聚居的地方喚做“邑”，邑的大小範圍沒有一定，有的有城垣，有的沒有。
城外有郭（外城），大致城外郭內的地方喚做“鄉”，郭外喚做“郊”，郊外喚做“遂”；又有“牧”、“野”等名目，也是指城鄉外的地點。
地方上的小組織有“鄰”、“里”、“鄉”、“黨”、“州”等名目，其詳細的區劃已不可確知。大致是以家為本位，合若干家為一鄰，合若干鄰為一里，合若干里為一黨，合若干黨為一鄉。州大致是與里差不多的地方組織。
法律及政治
鄭國因近於周室，保守周制，也是個公族執政的國家。當春秋後半期，鄭國因連受晉、楚兩國軍事和經濟上的壓迫，弄得民窮財盡，盜賊蜂起，甚至戕殺執政，威劫國君。同時卿族專橫，互相嫉視，內亂迭起。所以鄭國的內政比較他國格外難治。幸而“時勢造英雄”，出來了一位很能幹的政治家叫做子產，由他來勉強維持危局。子產也是公族出身，是子國的兒子。子國殉了國難，他嗣位為大夫。因為他特別能幹，被執政子皮看中了，把大權交給了他，委託他治理艱難的國政。他細心觀察當時的國勢，任用賢才，善修辭令，以應對諸侯。寬待貴族而以猛治民，嚴禁寇盜。同時開放輿論，以集思廣益。他先後曾定出了三種重要的制度：第一是劃定都鄙的制度，制定田疆，開浚溝洫，設立五家為伍的保甲制度。第二是創立丘賦的制度（據說一百四十四家為一丘，每丘出兵賦若干，這與魯國的改制相同），以增加國賦。第三是鑄造刑書，以鎮壓奸民。這第一點可以說是整理鄉制，開發農村；第二點可以說是充實軍備；第三點是成文法的公布。這三點都是針對當時鄭國情勢而建立的，是一種近於後世法家的政治計畫。這種政策在封建社會動搖的時候，自然比較容易成功。所以當他掌政的第一年，人民都痛罵他道：“拿我們的衣冠沒收了（這是禁奢侈）！拿我們的田地分割了（這似是禁兼併）！誰去殺子產，我們一定願意幫他忙。”過了三年，大家又歌頌他道：“我們有子弟，子產替我們教訓了（這是振興教育）。我們有田地，子產替我們開發了（這是開發農村）。如果一天他死了，有誰來繼續他的工作呢？”後來子產死時，全國人民又都痛哭他道：“子產死了，還有誰來撫恤我們呢？”推原一般人民所以先前罵子產的緣故，是因為子產破壞了封建制度所造成的惡因而使人民感到了一種暫時的痛苦（當子產“作丘賦”的時候，國人也謗毀他，子產說：“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可見改制之難與子產的決心）；後來人民所以又歌頌和痛哭子產的緣故，是因為他建立了開明的新制度而使人民得到了相當的利益，這一罵一歌一哭，就把當時鄭國政治和社會改革的經過表示出來了（子產當政時鄭國仍有內亂，子產也力不能盡情討治；這又可見時勢艱難，雖有英雄，也無法頓時致之太平的）。
魯昭公六年，鄭子產鑄造刑書，公布國中，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當鄭國鑄造公布刑書的時候，晉國有名的大夫叔向曾給子產一封信，責備他道：“從前先王臨事制刑，不預造刑典，為的是怕人民有爭競的心思；那樣謹慎，尚且禁壓不住人民。如果把刑書公布了，百姓知道有一定的刑法，他們便不怕在上位的人了。人民存了爭心，用了文書做依據，以冀僥倖成事，國家還可治理嗎？”子產回他信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我是為的救世啊！”這證明了古代的刑法是藏在貴族們的匣子裡的，他們不願把刑法公布，怕的是喪失了貴族們固有的生殺予奪的權柄。叔向的話正是代表頑固的貴族階級。但是時勢已逼迫得開明的政治家子產為了救世而甘冒不韙，竟把刑典公布。這刑典的公布與封建社會的崩潰也很有關係的。
春秋末年似乎又有私家製造刑律的事，如魯定公九年，鄭執政駟歂殺了法律家鄧析，卻施用了他所作的竹刑。“竹刑”大約也是一種刑書，把條文寫在竹簡上的。據傳說：鄧析是一個擅長顛倒黑白、混亂是非的惡訟師，同時他又是一位大哲學家。
最有名的，是鄭國的大夫子產。他既博學多能，又能破除迷信，他曾經說過“天道遠，人道邇”的話。他首先打破了一部分封建制度下的舊習慣，他的思想比出世稍後的大聖人孔子還要開明。
經濟：鄭國是一個經濟富國。但國土資源貧乏，“國小而逼”，是進出口貿易發達的國家。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手工業高度發達，手工業主要集中在新鄭國都地區。鄭國從建國初期開始確立了貿易立國的發展方針。按照盟約：“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的基本原則，讓商人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進行自由貿易，為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創造了有利的國際市場條件。此後，鄭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主要貿易對象為周、晉、楚、秦、齊等國家。
衣、食、住、行和娛樂
衣服
古時人穿衣，上面是衣，下面是裙，裙叫做“裳”。據說只有一種“深衣”（簡便之服）是上下衣裳相連的。衣裳之間有帶（大帶用絲叫做“鞶”，革帶用皮），以資束縛。禮服的前面又有皮製的蔽膝，叫做“韍”或“韠”或“韐”，大貴族的韍是紅色的。又有包束足脛至膝的“邪幅”，叫做“逼”。內短衣叫做“襦”，長衣內塞綿的叫做“袍”，不加綿的叫做“衫”。下體近身的叫做“禈”，有袴衤官的叫做“袴”（不縫襠），也叫做“褰”、雨衣叫做“制”。男子頭上有冠，女子頭上有笄（冠笄外又有巾）。貴族的男子身上佩有玉器和刀劍等（玉是寶器，當時人非常珍重。人們冬天所穿的有綿（絲綿）衣和皮衣，皮衣是用狐、貉、羊、鹿、熊、羆等皮製成的。（古裘衣皆如今之反著、外加衣以掩之謂之“襲”，開衣露其裘謂之“裼”）大貴族穿著“錦衣狐裘”。睡時有“寢衣”和“衾”（被）、“裯”（帳）、“枕”等。齋戒時又有“明衣”（是布制的）。男子們打仗時所穿戴的有甲冑等。甲冑是用犀兕等皮製的，外塗丹漆。女子們講打扮的是“綠衣黃里，綠衣黃裳”和“縞（白色）衣綦（綠黑色）巾”。奇異的服飾是那時人所禁忌的，如鄭公子臧好聚鷸冠（鷸鳥的羽毛所作的冠）為鄭君所惡，派人把他殺了。
飲食
古人的食料，和現在人所吃的也差不多，他們通常所吃的飯，是麥米和菽豆等（當時以粱米為貴食，所謂“食必粱肉”，是很奢侈的事）。吃的菜：葷的有牛、羊、豬、狗、兔、雞、魚、鱉等肉（牛最貴，羊次之，豬、狗、雞等又次之，魚、鱉為下），最著名的美食是熊掌；素的也有各種菜蔬。平民們尋常吃素，貴族和老人們才得吃肉。貴族平民都以羹為常食。鹽、醬、醋等在那時也已發明。另外還有一種糖漿，叫做“飴”。鹽醋等之外，又用梅子作調羹的作料。姜、蔥、韭等也是那時人日常必用的食物。喝茶的風氣還不曾有，他們所喝的：冬天是熱湯，夏天是涼水。娛樂交際的食品則有酒和果脯等。
居住
周代，已經有了瓦屋。周代貴族階級的屋子，大致分為兩種：一種叫做“路寢”，一種叫做“小寢”（庶人只有一寢）；堂後和堂前有庭，和現在的屋子也差不多。室里有牖，室外有門戶，屋外有檐，有牆，有大門。堂下有兩道階：在東邊的叫做“阼階”，在西邊的叫做“賓階”；賓客進門時，主人迎入，自己從阼階走上去，賓客從賓階走上去，互相揖讓行禮。屋內布席和几筵。屋外又有園圃之類。娛樂的地方更有各種台榭。打仗時人們所住的則有營幕。西周以來，貴族們已有飛檐式的房屋。當時席地而坐，用幾憑依，睡時則用“床”。
交通
古時的交通在要道上設有旅舍。路旁有表道的樹。周室為當時天下的共主，在西周的時候，已建築有像砥（磨刀石）一般平，像射出的箭一般直的“周道”。交通的工具，大致陸地用車（有服牛、乘馬、人挽），水道用船或筏。古代的交通工具種類也很多了。但庶人出外是步行，而且要自己帶了糧食。北方水淺，少有橋樑，人們過小河的時候，往往用牽衣涉渡的方法。
娛樂
古人娛樂的事情大致飲酒奏樂。如鄭伯有好酒，造了一所“窟室”（地下室），全夜飲酒奏樂，結果竟致喪身之禍。男女們駕車出遊，也是一種消遣的方法。貴族階級特殊的娛樂有所謂“女樂”，是女子的歌舞隊。又有“優戲”，多用於祭祀時。貴族們在幽美的園榭里，喝著老酒，聽著音樂，其樂無極。有時可以出外游散，打獵。當時已有博弈的事。
農業
周人是以發展農業而強盛的氏族，他們認了農神后稷為始祖。從國王起“卑服即康功田功”，就因這樣才得滅商而有天下。
農具和農產物
周人所用的農具，據記載有“耒”（歧頭的木器）、“耜”（耒下半圓形的刀頭）、“錢”（刀形物，與耜相類）、“鎛”（去草的農器）、“銍”（鐮刀之類）等，大多是金屬物制的。農產物重要的有“黍”（黃米）、“稷”（不粘的黍）、“稻”（米）、“粱”、“菽”（豆）、“麥”、“麻”、“瓜”等。種樹最重要的是桑。績麻養蠶和織布織帛，是女子的專業。
耕種的方法
他們耕種的方法，第一步是刈草伐木，開草原為耕地，疏鑿溝洫，以利灌溉。耕時用兩人推耜以翻土，謂之“耦耕”。草除土翻以後，便按節候去播種和除蟲，然後去莠壅土，謂之“耘”和“耔”。成熟之時便去收穫。到了收穫時期，“築場圃”，“納禾稼”，再將穀類加以舂治，入倉收藏。這便是他們耕稼的整個工作。
土地的分配
《詩經》中歌詠農事的詩很多，較詳細的如《大田篇》說。這類“農夫”是替主人耕種的，他們之上有田主人，又有督田的專官，受盡了壓迫。他們所耕種的，有“公田”、“私田”的區別。所謂“公田”和“私田”，“公田”似是指公室的田，“私田”大約是指貴族們和自由農民的田（西周和鄭國時似乎也有自由農民。又當時已有隱士，似是貴族退居田間的）。土地大部份在國君和貴族的手裡，所謂“公食貢（似指“公田”的收入），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以上都是貴族，他們是有土地的階級；庶人是平民，他們大部份沒有土地，只是替貴族們耕田，食他們自己的力氣；所謂“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可見土地上的收入全部歸田主所有，田主是不耕田的。金文載“田七田”，與“人五夫”相配。
商業
農業維持了鄭國時代的基本經濟（這並不僅鄭國時代如此，就是一直到了現在，這種情形也還未完全改變），同時商業在這時也稍發達了：“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這是西周王室勉勵商國遺民的話。“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像做生意，利息三倍，貴人們也懂得），也是西周末年的情形。又鄭國在東遷開國的時候，政府曾與商人立有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國君，國君們也不強買強奪商人的貨物；商人們有利市寶貨，國君們也不得預聞。商人有了這種特定的保障，事業自然更容易發展。他們在那時已能守不二價的道德，所謂“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便是說百姓用貨物掉換資財的，不求過豐，明定出價格來。
鄭國是春秋時商業頂興盛的國家。鄭國因為處在當時“天下”的中心，西到周，北到晉，東到齊，南到楚，都有鄭國商人的足跡。他們在開國的時候，已與鄭君訂有維護商業的條約。所以事業更容易發展。關於鄭國商人的故事，如魯僖公時，秦穆公起兵襲鄭之役，由商人弦高們解救了鄭國的危機（事詳第九章）。又當魯宣公的時候，晉國大將知罃被楚人在戰場俘虜去，有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要想把他藏在衣囊里偷偷地運走；計策已定好，還沒有實行，楚人已把知罃放回；後來那商人到晉國去，知罃待他很好，同已經救了自己一樣；那商人謙謝不遑，就到齊國去了。
商人的地位
商人和工人一樣，在那時與庶民（農民）是分立的。大部分的工商隸屬於官府，生活卻至少半由自己維持，私人經營工商業的，在那時，即便已有，人數也必不多。工商也和農民一般以不改業為貴。商人們受命於官府，往來各城邑，販運貨物，很能獲得利益。但那時的商業似乎還不曾深入普遍於廣大的下層社會中，商人們差不多只是替貴族當差。他們所販買的貨物，雖然也有絲、布、谷、米、畜牲、木料等類，可供一般人的套用，但他們多注意於珠、玉、皮幣等較珍貴的物品，以專供貴族們的需求。商人在貴族階級的眼光里，已被看成不可少的社會成員，因之有“商不出則三寶絕”的話。那時的君主們是很注意於“通商”的事情。
市場
商人的聚集地喚做“市”。當時的所謂“市”大約只是人民在城市中或鄉下的大道旁按定時聚集買賣的空地。那時似乎只有“市”，或許有些小規模的商場；至於固定的大規模的商店，那時似是沒有的。
貨幣
買賣大部份只是“以貨易貨”的，所以可以抱了布去貿絲，握些粟出去問卜。這就是所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但貨幣並不是絕對沒有的：在商代和西周時已用貝殼做交易的媒介物，後來更有用銅仿製的貝幣；而且普通的銅也已用作交易物了。每一貨幣的單位喚做“爰”或“寽”。至少到鄭國時已有用銅製的錢（本農器之名）幣。
鄭國貨幣為布幣。布幣是黃河中游農業經濟發達地區的一種農具"銅錢"演變而成的青銅鑄幣。可分為原始布、空首布和平首布三個發展階段。原始布其形如鏟形，體形厚重博大，上端有短銎、肩部平直，保留了農具"銅錢"的一些痕跡，由於用途廣泛，攜帶方便，常被人們作為交換的媒介物。到西周晚期形體漸趨縮小，銎的下端退縮到"錢"身上部，原來"錢"身中部隆起的脊棱，變成了一道象徵性的豎紋至布身下部，錢面也出現了文字和符號。這類布錢是有農具向貨幣過度的一種形式，有明顯的原始性。鄭國時期這種原始布又演變為空首布，成為周、晉、鄭、衛、宋等國的青銅鑄幣。其形制主要有平肩、聳肩、斜肩三種類型。長銎上端多有一三角形星，其下一穿孔，其布身大都鑄有一字，也有四字的，但出土較少，內容多為記地名、吉語、數字等，開創了貨幣文字有地名的先河。平肩空首布鑄行於周王室及晉、鄭、衛等諸侯國內。斜肩空首布鑄行於鄭、晉、韓等地。平首布是空首布演變而來，其首改為扁平，僅象徵農具鏟形的農具。錢面有地名和貨幣單位等錢文，如"釿""寽"等其形制有尖足布、方足布、圓足布、三孔布等。主要鑄行於鄭國時期的周王室、三晉地區（韓、趙、魏）、楚、燕、中山等地。
工業
鄭國時代的工業情形，我們只能知道工人的聚集地在“肆”（工場），他們造成好的工藝品獻給貴族，造成次的工藝品賣給人民，如當時精細的彝器和兵器之類，恐怕非有專門的工人是不能製造的。工人可以當做國際的賄賂品，可見數量必不很多。據《考工記》的記載：制木器的工人有七種，制金屬器的工人有六種，制皮器和設色、刮摩的工人都有五種，制土器、陶器等的工人有兩種。
手工業作坊遺址
鄭國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多在鄭東城以內，比較豐富的發現主要有大吳樓鑄銅遺址，中行鑄銅遺址和熱電廠制陶作坊遺址等。
大吳樓鑄銅作坊遺址，位於東城東部（大吳樓村北），面積十多萬平方米。該遺址從春秋開始，一直沿用到戰國。在春秋地層堆積中夾有大量銅煉渣、木炭屑和熔銅爐、鼓風管、以及钁、鏟、鐮、錛和鑿等生產工具范。此外，還出土有少量的殘銅器。
在鄭東城鄭國祭祀遺址東南部的一些春秋坑井中，發現了大量的春秋青銅冶鑄遺物，其中青銅禮器范有鼎、壺、簠、簋、鬲等；樂器范有編鐘、鈴等；其它雜器有帶鉤范、帶勾型模、各種榫范、卯范、環范、器具飾件范、銅器花紋范等；冶鑄材料有大量的鼎、壺、錛、钁芯爐料、扁足型爐料、澆口范、鼓風管、爐口、上、中、下部位的爐壁殘塊，鑄造用泥條等；生產工具有钁、錛范等；錢範有大量的空首布芯范等。這一發現是數十年來發現青銅鑄造遺物最豐富的一次，證明其附近在春秋時期是一處重要的鑄銅手工業作坊遺址。這裡既鑄造青銅禮樂器，又鑄造生產工具和錢幣等。鑄銅遺址當年鄭國生產的銅刀與宋國的斤(斧)、魯國的削(小刀)和吳越的劍並稱於世。
制骨手工業作坊遺址位於東城中部（市計生委北）面積七千餘平方米，是一處春秋戰國時期手工業作坊遺址。春秋文化層中包含著骨簪、骨錐、骨珠、骨環等骨器及一些骨料。清理一批水井、灰坑及骨器，有帶鉤、針、錐、簪等，還有石斧、礪石、銅刀、蚌鐮、等生產工具，最大量的是遺棄的廢骨料和半成品加工骨。說明春秋時期的鄭城中的許多骨製品都是在這裡生產的。
制陶作坊遺址，一處位於鄭東城新鄭市熱電廠西北部。窯以西北部最集中，作坊在遺址東部，為夯土台基建築。共清理各時期陶窯21座，其中西周窯3座、春秋窯16座、戰國窯2座，春秋時是窯址燒造的鼎盛時期。春秋窯一般為不規則長方形，或近似鞋底形，由窯道、火門和火膛組成。從火膛到窯室底部呈斜坡狀。升焰窯為西周晚期，半倒焰窯從西周晚經春秋到戰國晚各期都有，展示了從西周、春秋到戰國陶窯形制演變及其技術改進的過程。
馮莊制陶遺址主要清理了灰坑、水井中的陶器等遺物堆積，並發掘灰坑27座、水井4眼、墓葬54座。均為春秋中晚期鄭國家族墓，長方形豎穴土坑狀，排列密集。出土的文化遺物極為豐富，陶器數量在萬件以上，主要是豆、缽、碗、鬲、盆、罐、釜、甑、瓮等，還出土了極為豐富的制陶用器，以動物紋印模最為精美。各個時期的陶窯都有發現，均是燒造生活用陶的小型半倒焰土窯，窯室形狀有梯形、橢圓形、馬蹄形等，形制由小變大的規律十分明顯，完整的體現了東周時期陶窯的演變歷程。春秋窯的煙囪屬半開放式，一些春秋中期的陶窯的窯床上還有煙道。
軍事
鄭國有10萬軍隊，6萬都聚集在都城裡。鄭國的軍力當在魯國之上。春秋初年，鄭國已有三軍，內戰用的軍隊已達二百乘。三軍外並有徒兵和臨時添置的軍隊。其國軍實力至少在千乘以上。魯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兵車百乘。二十五年，鄭子展、子產帶車七百乘伐陳，車數與城濮之戰晉車之數相等。哀公二年，晉、鄭鐵之戰，晉將衛太子蒯聵登鐵丘上觀望鄭軍，看見鄭軍很多，害怕起來，自投於車下。此戰晉人以鄭為大敵，可見鄭國的兵力自春秋初年到末年始終不弱（鄭兵曾與晉、楚和諸侯聯軍開戰，諸侯的兵甚至畏鄭不敢越過鄭境，反被鄭軍所敗。鄭國軍力的強大於此可見）。
賦兵制
兵制不可詳知。大抵是寓兵於“土”和“民”的。“士”本是武士，他們的唯一事業便是習武打仗。至於普通人民，據說平時三季務農，一季演武，又在四季農閒的時候舉行狩獵以講習武事。三年大演習一次。遇到戰事，便徵士民為兵。至於平時國家的常備軍大約就是些武士之類。
軍隊組織
記載既凌亂，又缺乏。據保甲制是：五人為一伍，十伍（五十人）為一小戎，四小戎（二百人）為一卒，十卒（二千人）為一旅，五旅（一萬人）為一軍。這種記載至少可信為當時列國軍隊組織的一種影子。又據記載，車戰：十五乘為一廣，二十五乘為一偏，二十九乘為一參，五十乘為一兩，八十一乘為一專，一百二十乘為一伍。這種制度也是“其詳不可得聞也”！
戰車之制
戰國以前用兵少稱人數，多稱車乘。每一乘的人數：一乘共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一乘的人數，連乘車者和步卒（每乘的甲士和步兵的分配似乎沒有一定），確是三十人左右。鄭國時人常說千乘之國，千乘是大國，大國三軍，據舊說一萬人左右為一軍，那末一乘自當有三十人之數。
每乘兵車上的主力人員大致是三人：在左邊的叫做車左，掌管射箭；在右邊的叫做車右，掌管持矛應戰；在中間的是車御，掌管御馬馳驅。但主將的戎車，卻是將帥居中擊鼓，御者居左，持矛居右。至於君主的車乘，因為當時某種習慣把左首當作上首，所以君主居左，御者居中，持矛居右。又一乘兵車上的主力人員，有時也不限於三人；有所謂“駟乘”，是四個人為一車上的主力，用以增加戰鬥的力量的。至一乘兵車所駕的馬，大致是以四匹為常度。
徒兵
戎車之外的步卒，有的雜在車隊里；有的單以步卒組織成軍，這便是所謂“徒兵”。《左傳》記載魯隱公四年，宋、衛諸國聯軍把鄭國的徒兵打敗。又載襄公元年，晉國合諸侯的兵伐鄭，又把鄭的徒兵在洧水上打敗。這是鄭國的徒兵。鄭國的徒兵大致是很有戰鬥力的。
武器
武器大致用青銅製造。其種類略有戈、矛、劍、戟、刀、斧、鉞等，分為“擊兵”（橫擊的兵器）、“刺兵”（直刺的兵器）、“句兵”（鉤曲的兵器）三類。此外尚有弓箭和石塊，用以及遠。甲冑乾楯，用以防身。旗幟，用作標記。“鉤援”（雲梯之類）、“臨車”（從上臨下的車）、“衝車”（從旁衝突的車），用以攻城。擂鼓進兵，鳴金退兵。軍隊所住，除帳幕外，築土自衛，是謂“營壘”。
教育
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教育的國家，教師的地位非常高，著名的有不毀鄉校的故事等。學制大概分為大學、國小二等；大學立在國都之內，國小立在鄉邑和家中。學校所造就的人才，只是王子、公子和卿大夫士們的子孫。他們先進國小，然後循序進入大學（當時的學校又是議論朝政的所在， 《左傳》載鄭人游於鄉校議論執政，所謂“人”當是朝廷上一班執事的人員）。那時教育的課程大致分為文、武兩項：文的教育的科目是書（文字）、數（計數）、詩、書、禮、樂以及其他的古典等。詩是祭祀用的頌神歌和當時士大夫們抒情的作品，其中較多的還推各國流行的民歌。書是史官所記的誥誓等檔案。禮是各國通行的儀節。樂是古代和當代的音樂（詩便是奏樂時所歌唱的詞句）。詩書在當時不知道已否寫成書本？至於禮和樂兩項最重要的科目，則本來並沒有寫成的書本，他們只憑口頭的傳授和實際的演習。武的教育科目有射、御、技擊等項。他們也像現在的體育家一般，整天裸著臂膀練習射箭、御車和干戈等的使用。武的教育是他們所最注重的。學校的“校”字似乎就從比較武藝的意義出來。除了上述文、武兩項普通的教育以外，還有許多專門的科目，如卜筮、歷數等等，那是專門家所學的東西，似是父子相傳，不授外人的。當時的貴族女子似乎也受過相當的教育，便是所謂“姆教”；至於制度如何，沒有可靠的材料，不敢隨便亂說。
外交
在晉楚爭霸戰爭中，介於兩強之間的鄭國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因而連年遭受兩國的互動攻擊，致使鄭處於晉來降晉、楚來附楚的被動狀態。鄭為擺脫這種困境，根據當時楚弱於晉的客觀形勢，決定誠意附晉。為達到受晉保護，免遭楚侵伐的目的，鄭卿士子辰向鄭簡公建議出兵攻打親附於晉的宋國，借晉率諸侯救宋攻鄭之機與晉媾和；待楚軍北上救鄭之時，再與楚媾和，誘使晉全力為鄭擊楚，令楚不敢再侵擾鄭國。鄭簡公接受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