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芳偉在北川
鄒芳偉睡在了病房，這是他在災區度過的第249夜。
汶川大地震後，除了軍隊和醫療系統，志願者，這支龐大的民間力量也迅速動員起來。包括臨時成立的“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在內的眾多NGO組織，在大地震發生後緊急招募志願者參與救援。更多個人則自發行動起來，在並不知道自己能為災區做點什麼的情況下直接趕赴災區。2008年5月17日中新社的訊息說，在成都團市委，“已有三萬多人登記入冊，四千多人參與了志願服務，其他人隨時待命頂上去”。直到8個多月後，還有人繼續加入，比如楊乾敏，到底有多少人以志願者的身份來災區，已經難以統計。
鄒芳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向原先工作的一所公立國小請假，於5月21日從昆明到達北川。他先參與了遺體清理和防疫等應急工作，之後又加入在災區成立的“中國心志願者團隊”，在帳篷國小做老師，近一個月後，離開北川，最終落腳四川省人民醫院。
談起帳篷國小，鄒芳偉總是很興奮，年初二，兩位志願者要去北川，楊乾敏要把帶來的禮物和藥品送去，而鄒芳偉想再看看孩子們。可就在臨走的時候，他不見了。電話里，他支吾著說：“我想了想，決定不和你們一起去了。”一番勸說後，他才答應一起出發，手裡還多了兩束非洲菊，“是獻給遇難者的，不太貴”。
去綿陽的火車上，對在他對面的小男孩伸手摸了摸他的花，立刻遭到制止，“這花可不能動，是獻給災區小朋友的。”
第二天到任家坪，因為對在哪發放禮品藥品的事兒，他和楊乾敏又起了場小爭執，之前在擂鼓鎮，關於住哪裡的問題也發生過爭吵，鄒芳偉又發了火，差點自己走掉。羌族司機煩了，“下車，我不做你們生意”。
在板房區里，鄒芳偉轉了幾圈，費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他的幾個學生。
孩子們挺活潑，但話不多，和他們相比，鄒芳偉倒顯得更開心。在北川中學上，他拿著三炷香，跪在廢墟，“我多想把你們都救出來啊，你們知不知道？?”說著就流下眼淚，他的學生們在一旁默默看著。
北川中學的一塊空地上，當時曾被用來停放遺體，去年九月，山洪也曾流過這裡，人走在上面，會感覺土有些軟。
“這下面還有屍體，土這么軟。”鄒芳偉說，“屍水會讓土變軟，這裡踩起來明顯和別的地方不一樣。”
儘管楊乾敏不信，他還是認為地下埋著屍體。地上還有一堆燃燒後的炭灰，旁邊放著一雙破鞋，“這很可能就是遇難者的”，鄒芳偉一邊說著，一邊在地上找著什麼，“想找些紀念品帶回去，可能是最後一次來了。”他有一張北川中學食堂的菜票，並視之為珍藏。
在北川縣城的入口，有警察把守，只有還住在封閉範圍內的人才能通過。遠眺北川縣城的那座山坡上，聚集著很多人，有的還帶著寵物狗。
“竟然成了旅遊點，這是個恥辱”，鄒芳偉說，“這裡應該被建成一座愛國主義紀念館”。
在這裡，他和每個能聊上幾句的人說，“我是志願者，五月就來這裡了？?”，然後像個導遊一樣如數家珍地開始講解。
那兩束花，一束被放在這個山坡上，另一束被放在了北川中學。
另一面
鄒芳偉，有180cm的個子，傷員們都喜歡他，“笑呵呵的，一副甘之若飴的樣子”。
可他的“服務對象”，似乎並不領情。
王昕、趙翎翔夫婦，地震前在阿壩州黑水縣經營一家火鍋店。去年9月剛轉入康復中心時，趙翎翔看到鄒芳偉挺辛苦，就給了他幾本書看。
“這些都沒什麼，我對他印象變得不好，是因為一次聽到他和一個叫彭順良的志願者在為一批貨爭執”，趙翎翔說，“我不清楚具體的原因，但事後他們分別對我說，要小心對方，我心想，你們兩個我都要小心！”
“他平時都不怎么去康復室，我的假肢都是老公幫我裝，挺複雜的，不懂的人根本不會弄。那天，小鄒帶了個人來，進康復室就要給我裝，他之前從沒裝過，瞎弄了半天也沒裝上，我老公過來看到，相當生氣，就罵了他。”王昕說。
年前，趙翎翔還在央視記者面前指責了鄒芳偉，“沒錯，是當著記者的面。他決定照顧30床，就是在央視記者來的那天。那天我聽見30床叫得很兇，就找他去了。我覺得，你能幹就乾，不能幹不要瞎攬活，這個傷員很難照顧，而且人家是個女病人。你不做，醫院也會為她安排護工的。”
趙翎翔在網上找到了幾篇關於鄒芳偉的報導。對文章里鄒芳偉的形象，他和在場的傷員，都覺得與他們看到的有些出入，雖然也認為鄒芳偉不容易，但沒有一位對他做出更正面的評價。
“有一次他帶了個記者來，門都沒敲就走進病房，掀起被子就跟人家說我的傷情，我只穿了內褲，當時就把他們趕出去了。”女傷員孫湘琳說。
過年這幾天，楊乾敏就是陪年長的傷員聊天，陪年輕的傷員玩，她經常買些菜回來，把沒有親人的傷員叫過來一起吃，傷員們也會主動找她幫忙做些事。她很快就記住了大部分傷員和家屬的名字，這一點鄒芳偉一直沒能做到。
楊乾敏的想法很簡單，“幫人，最好可以雙方都收穫快樂，把別人的痛苦轉移到自己身上，其實跟沒做一樣。志願者，做力所能及的就可以，把自己搞得很慘，受幫助的人也會有壓力。”楊乾敏不認同鄒芳偉這種苦行僧式的做法，從北川回來，她對鄒芳偉的態度，已經從不理解變成了不喜歡。
郝玉文是位河北農民， 2008年8月7日到康復中心做志願者，9月初到其他病房做護工，現在已經回家。他對鄒芳偉的評價很高，“幹活不怕髒不怕累，是個好小伙子”。
“鄒芳偉人挺好的，就是性格有點內向，還會看不慣很多事情。我過年把他叫到家裡吃飯，還跟他說，醫院這會兒用不著志願者了，應該走了。”遼寧人王龍，去年6月在災區做志願者時受傷住進了康復中心，現在在成都經營一家燒烤攤。他很理解傷員不喜歡志願者的情況，覺得這很正常，“都是人嘛，相處的時候難免有不愉快，而且傷員們更敏感。”
彭順良，陝西寶雞人，最初為探望王龍來到醫院，11月中旬離開，他和鄒芳偉有些矛盾。“性格有點怪，心眼小，說話喜歡誇大事實，像講天書似的”，他還指出鄒芳偉會幹預醫院的治療和病人的家事，“有一次還和一位病人的兒子差點打起來，說人家虐待老人。”
王龍和彭順良都說，鄒芳偉曾向傷員借過錢。但鄒芳偉本人堅決否認，“我不會幹有辱志願者名譽的事，別人給我的幫助，我都會拒絕。”
鄒芳偉說自己到災區後已經花了五六萬元。對志願者的概念，他的界定很清楚，“就是懷著一腔熱血來為災民服務的，不應該有任何別的目的，我見過太多動機不純的人了，為了向災民講清楚什麼是真正的志願者，我嘴皮都磨破了。”提到那些“別有用心”的志願者，鄒芳偉氣得把手裡的筷子都摔落在地。
醫院方面對鄒芳偉的態度有些尷尬。醫院宣傳處劉處長曾經和鄒芳偉有過一次長談，勸他春節應該回家，志願者在醫院已經完成了使命，但被鄒芳偉拒絕。
康復中心主任潘福瓊印象里，去年11月，鄒芳偉曾向醫院提出要一間房給兒童傷員做英語培訓，醫院沒同意，“還批評了他”，這件事後他走了一段時間。“鄒芳偉對我們的正常醫療秩序也有干擾，比如他不讓該出院的傷員出院，能否出院，外行很難判斷”。“現在我們對鄒芳偉的態度就是來去自由，不管他。由於傷員已經不多，我們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顧。”
名利場
除了醫院，鄒芳偉津津樂道的還有他之前的支教經歷。他的筆記本里夾著一張拍攝於去年7月的照片，四名志願者正一同托起一個背書包的小女孩，他們都穿著印有“中國心”徽記的白T恤。照片上的鄒芳偉，健康、陽光、散發著年輕人的活力。
“事實上他已經被開除了，是惟一一個被開除的。”“中國心”的隊長高思發說。
去年6月27日，沒有任何志願者經驗的鄒芳偉，順利加入臨時成立的“中國心”，由於教學能力突出，很快就被提升為教學組長。“有一次他和一位女孩發生了些矛盾，錯主要在女孩，但人家念完檢討書後，他作為教學組長沒有任何表態，這讓我們很失望。”
高思發說，事後鄒芳偉被降職，7月20日左右就離開北川去了映秀，“開除他是8月初的決定，他對媒體說不知道自己的隊長是誰，一個士兵，怎么可以不知道首長是誰？”
在一個部落格里，記者找到了鄒芳偉經過博主“走走看看”轉述的一段話：“這個隊由誰管理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隊長姓高。我是教研組的負責人，是武漢人，志願者，來以前在昆明市是做教師工作，教英語；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我這次是停薪留職過來的。”
這篇部落格發表於2008年7月16日，因為這段不甚準確的話就開除一名隊員，有點難以理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心”隊員，認為這很可能是誤會。他說，“可能就是因為媒體的報導才導致了他現在心理失衡的表現，本來他默默照顧著傷員，現在媒體報導了，他出名了，有的傷員對他的看法就會變了，覺得他另有所圖。”
在母親眼中，鄒芳偉性格有些內向，話不多，愛讀書，愛運動，每天早晨都要鍛練。“他具體帶了多少錢去災區我也不清楚，但我們都支持他，從去年8月份開始我們每月都會打給他幾百塊錢。”母親說，在家時，有時候鄒芳偉也會和父母犟一下，但事後總會主動承認錯誤。
現在，鄒芳偉還睡在二樓水房旁的走廊上，楊乾敏和《士兵突擊》里的馬小帥，在他看來也早就沒關係了，儘管說過要留到最後一位傷員出院，但鄒芳偉已經在計畫離開，“我的這種走，不是徹底離開，是要找份工作安身，再來照顧他們”。
在災區，“堅持”到現在的志願者並不只有鄒芳偉，“中國心”的幾位成員還在災區奔波，心理諮詢師劉猛也在繼續著自己的工作，他們有的已經為人所知，有的卻躲著媒體。還有楊乾敏這樣的短期志願者。
“有不少志願者剛開始做的時候，都會發現很多問題並想要解決它們，但最後會發現自己不是上帝。”張軼超從2001年開始做針對在滬外來工子女支教的草根志願者，現在是註冊NGO組織“久牽”志願者服務社的負責人。他並不想對鄒芳偉做出什麼評價，“英雄式志願者的存在，恰恰證明了我們志願者組織的無能，在志願者組織發達的國家，沒有這種個人英雄。他們的社會帶動作用也比組織小，對這些事跡的宣揚，反而有可能會讓普通人不願成為志願者——吃那么多苦，大家感動一下就完了。像他這種志願者，要么加入某組織，要么最後放棄。”
“久牽”對志願者有著嚴格的要求，保證定時定量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志願者，又被稱為義工，目前還沒有嚴格統一的定義。美國、日本、德國等都有針對志願者工作的相關法律，而中國還沒有。台灣在2001年頒布了“志願服務法”，規定志願者團體有對其成員進行培訓的職責，志願者也有接受教育培訓的義務，但該法並沒有針對如鄒芳偉這樣的個體自由志願者的相關法條。
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奧運會分別塑造出兩組不同的志願者群像，但正如張軼超所說，國內志願者組織發展還很落後，像鄒芳偉這樣的散兵游勇還大量存在，他們很難得到有效的支持、管理和培訓。但即使這樣，志願者也不應該沒有門檻，做志願者，不是玩命獻愛心那么簡單。
“你不是來做‘好事’的，而是來把事情‘做好’的”，在震後寫就的一份《志願者培訓大綱》中，這句話被放在了開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