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虛中晚年案頭照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元年（1912）農曆五月，生於閩東著名紅茶之鄉福安坦洋，里人多用別號習稱“硯池先生”，早年就以才學卓犖負有“閩東才子”的美譽。
作為晉西汾陽郭氏的分支，其先世祖自清中葉遷徙福安社口溪坪村後，鄰村坦洋也漸有為數不多的郭姓，而世代都仍以《汾陽郡郭氏家乘》續譜。
1915年“坦洋工夫”紅茶和“貴州茅台”白酒，一同獲得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從此坦洋這個偏僻的鄉村開始名揚海內外，以至後來的百科工具書《辭海》分冊試行本曾將“坦洋工夫”列為詞條。其父郭慕聃即近代“坦洋工夫”之施、胡、郭、王、吳五大制茶家族中，郭氏的代表性人物，所經營的產品大多輸往香港，再遠銷歐洲各國。平時兼諳中醫藥，偶也為鄉人義診處方。
同時其父思想開明，眼光長遠，甚崇尚文化教育，認為家產可以用盡也可能失去，唯有知識是永恆的。儘管本房族系至此已出現三代單傳，依然決意放棄將膝下唯一的兒子留在身邊當作未來家業繼承人的想法，而是傾力培養讀書，以期成長為更有用的文化知識人才。最終老人的良好初衷得以實現，果然造就了一位有所作為的學問家。關於坦洋郭家的這段遺聞軼事，至今仍傳為美談。
求學經歷
幼時在家鄉私塾接受傳統啟蒙教育，塾師為堂房叔父郭誦先先生。後入福安湖山高級國小，轉而念新式課程。中學到省城福州的
《展懷百年》卷二“求學滬上”接著赴滬求學，1929年17歲時就從許世英先生任過校長的上海東亞大學國文專修科畢業，第二年再升讀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文史系，此時的公學校長是胡適先生。在上海修業過程，得到著名教育家與倫理美學家蔡元培先生、著名文字訓詁學家胡樸安先生、著名詞曲學家吳瞿安先生、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何炳松先生、著名文學史及戲劇史論家趙景深先生等學術宗師的指導與教晦。
時任中國公學校董的蔡元培先生，兼授過倫理、美學課，後來曾為其譯著《中國繪畫史》題寫書籤；胡樸安先生有關選讀文字書“不可以其淺簡而輕視之，宜反覆深玩“的教誨，對其啟誘良多，受用一生；自1931年隨吳瞿安先生學詞，始終仰重師法，現尚見存的《詞學研究法》稿本和相關詞書藏本題跋，於吳先生之說多有錄記。通過早年《呈吳瞿安師》：“一代豪賢已白頭，茫茫濁世見清流。才名致遠
《展懷百年》卷三“負笈東瀛”繼中國公學畢業，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生院，從四代漢學世家出身的著名中國文學專家鹽谷溫先生治文學史。在中國學術界，鹽谷溫同樣享有盛名，當年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一度有人妄加指責是抄襲他的著作，此樁冤案也更使得國內學人幾乎無不知曉鹽谷，其實他本人對此從來就不以為然，而且還肯定過魯迅先生的這部論著，這恰恰也體現了鹽谷的學術道德和良知。
總之，以上諸業師的為學風範與道德文章，皆對其影響至深。
從教生涯
1936年由日本學成回國，最初執講上海持志大學國文系。不久經鄭振鐸先生介紹，受到王雲五先生的聘任，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以《中山大辭典》編纂委員身份參與此項工作，又兼講暨南大學文學院。
1942年至1949年間，擔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和國立英士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當上海暨大正處抗戰遷校福建建陽之時，遵校長何炳松師囑，隨赴閩北執教，按其說是“得復追陪杖履，重以舊業相請誨益”。抗戰結束前，轉浙江供職國立英士大學，這也是民國時期的一所名校，戰亂中幾經遷舍，弦歌不絕，最後定址金華。1946年何炳松先生又被委為英大校長，但因病捐館，終未到任，師生之緣也自此失不再續，於是嘆道：“悵望鄭庭，緬懷馬帳，豈勝風雪候門之感！”無論在暨大或英大講授文史，都不乏有諸業師當年傳授過的課目，如開講的詞學和史學典籍等，就是分別承傳吳瞿安、何炳松兩先生的學脈。除此之外，從1929年上海東亞大學畢業，第一次回故鄉短暫任教後的二十年里，還幾度服務桑梓教育，在福安縣立扆山中學、福建省立三都中學、省立福安師範學校、省立福安聯合中學都留下影蹤。
1950年先是著名民主愛國人士、教育家何公敢擬聘其為福建學院教授，時逢友人胡允恭出任福建師院院長，於是被聘該院，由此又來到少年時代讀過書的福州，從事閩省高師教育，先後擔任早期福州大學、福建師院中文、史地、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五十年代中，已調任南京大學教授的胡允恭，有意介紹其至該校工作，然因家中老母和身體不適而未果。到了文革，所在學校停課，後又宣布撤銷，中間亦經受運動的嚴厲衝擊，當擬調廈門大學前，臥榻不起，名醫李寶基經診候，謂其積憂甚深，遂身負沉疴，於1971年秋在福州逝世。
其執鞭教壇數十載，始終以富有感染力的講課或演說，令人讚不絕口，並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是因為年少苦練過京劇唱腔的緣故，至中學初為人師，就能用字正腔圓的宏亮聲音，再加深入淺出的生動解析，還有一身高逸灑脫的風度，著實讓家鄉的文教同仁和學子們耳目一新。據當年福安師範學生回憶，每逢其授課，除了本班，別班同學也都爭先恐後擠滿教室門窗外聽講。在滬、浙、閩幾所大學共事過的校友與不同時期的學生，凡談其善於廣徵博引而條理清晰，且極具鼓動性和吸引力的講演風采，無不為之嘆服。
郭虛中早期部分編著
蔡元培題郭虛中譯著《中國繪畫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以多種編著和譯著，在學術界產生一定的影響。著譯內容涉及文學、歷史、藝術，還包含經濟學等門類，所以有關人物傳略曾用“學識淵博，多才多藝”給予概括。
早期著譯中，有的還長期受到世人關注。如留學日本時撰著的《白居易評傳》，正中書局1936年以“國學叢刊”本出版，至1947年間共刊印過南京、上海、重慶三地版本。現綜述唐代詩人，尤其研究白居易生平，仍多所論及是書。這本屬於二十世紀最早的兩種白氏評傳之一的專著，被認為“對白居易的一生行事、思想和詩歌創作作了更為詳細的介紹和評述。”因另一種評傳顯得簡略而“無甚發明”，故“郭著較祥”便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夏承燾先生早年閱讀此書，亦有頗清暢之評；也是完成於日本和出版於1936年的《中國文學發凡》，系譯述日本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的重要著作，商務印書館列為“國學小叢書”發行，學者時評：“郭君譯文，亦極通順，能保存原書本色，讀來純無免強的地方。”原著者青木特撰書序表示，若“他山之石，能為攻玉之用，庶幾不負郭君迻譯之意乎。”此間兩人還互通書信，由譯者簽贈給青木的一冊譯本，後珍藏在名古屋大學，2007年日本學術界重溫了七十餘前譯者與這本譯著的往事，《名古屋
郭虛中參與編纂的《中山大辭典》其它如《青年文學知識》、《殘餘集》、《展懷詩詞殘稿》和《交通經濟總論》等著譯，以及參與編纂的《中山大辭典》，分別由商務印書館、青年文藝社出版。原定中華、正中、北新書局梓行，而佚於戰亂的還有《中國民族文學史》、《中國戰爭文學論》、《李長吉評傳》書稿與《中國政治制度史》、《中國書法史》譯稿。文革中遺失的手稿《劉知幾史通研究》，是應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約撰著。現尚存《詞學研究法》、《中國詞史概要》、《書法雜譚》遺稿。
此外又撰寫過《論唐代兩稅法》和《關於唐太宗的評價問題》、《關於劉知幾史通的版本問題》、《關於鄭樵的會通思想問題》、《關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問題》等一系列評述史學問題的文稿。
《展懷史通批校》線裝五冊
《展懷史通批校》批註頁文獻整理
對於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研究，通過其遺留藏書中的題跋、批註，可見一斑。如批點校注唐人劉知幾《史通》，用力甚勤。四十年代在暨大、英大講授《史通》時，就批點過清浦起龍通釋本，泚筆時間最早的是在1942年，隨後對明張鼎思等《史通》不同刊本亦作批點。1962年將明張之象所刊選為底本，參校明清張鼎思、郭延年、黃叔琳、浦起龍諸刻，以朱、藍、綠三色墨筆，將校注文字精心地批寫於底本眉端、地腳和欄邊、行間。所校皆註明依據，或辨訂正謬，或存疑待考，或斟酌句讀，就篇目內容所作眉批，既“敷陳剖判，辭意簡賅”，又“持平綜析，折中當理”。2011年取批校《史通》明張之象本四冊，附加批點清浦起龍《史通通釋》選頁，以書影形式輯為一冊，彙編成《展懷史通批校》五冊一函，由中華書局採用線裝本書式，據手批原樣影印，使之著手於不同時期的批校稿終告出版。其先批遺墨已歷七十年之久，後校筆跡也經過足足半個世紀。書中《弁言》如是評述：“前後批校本，皆蠅頭細書，字跡端謹，筆力清勁，體法遒媚，尤張本首冊，丹墨滿卷，洞臻精妙。有閱之者，莫不讚羨。”為此，媒體用“珍貴手批本問世”的標題報導訊息。《人民日報》還刊發了《郭虛中與〈展懷史通批校〉》的專評。
業已發行的紀念郵票組合之一“展懷部分編著”中，有兩枚附票選印其《國學要籍敘錄叢編》之一、之四的彙抄本封面。該叢編共四冊，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敘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敘錄；《讀史方輿紀紀要》京省敘錄；《說文解字》後敘、《古文辭類篹》敘目、《昭明文選》總敘、《四六叢話》小敘。據其資料卡片錄記，可知這些古代重要典籍的敘文合抄，乃編者青年時代得益不小的治學讀本，後曾將此作為讀書方法予以舉例介紹：“讀書要有門徑，治學須明綱領，中國古代學術名著中，有許多敘文均能概括某一門學術的源流始末，所謂綜攬宏綱，得窺堂奧，讀之足以啟示津梁。從總的方面說，如《漢書藝文志》敘錄、《隋書經籍志》敘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敘錄，都是綜論各門學術要旨的；從史學方面說，如《通典》、《通志》、《通考》三者敘錄，以及《讀史方輿紀要》京省州郡敘等，對歷代的典章制度、地理形勢，莫不窮其源流正變。如能把這些敘錄彙抄起來，經常諷誦，熟悉於胸中，則極有資通識，可以奠治學之始基，且亦有助於文事。”
學術交流早年致力於向國內學術界譯介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推動中日文化學術交流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於此同時，也不乏將自己的治學所得，
1936年郭虛中致青木正兒書信2011年日本金城學院大學教授張小鋼編注的《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一書，在中國的大象出版社出版，這部珍貴的文學史料新編，共收錄胡適、魯迅、周作人、馬廉致、王古魯、趙景深、盧冀野、傅芸子、傅惜華、郭希隗、郭虛中、錢南揚、梁繩禕、吳雪、歐陽予倩等15位中國學術文化名人，寫給日本漢學研究大家青木正兒的函札。書中所收其1936年寫的親筆信，與上述譯介青木著作一事直接關連，有文章介紹此信內容“主要是對之前青木就《中國文學發凡》譯本事宜的來信和所寄書序，予以回復並表示謝意，藉此順帶且簡要地談及有關中國文學的一些現象或問題、青木的成就與影響等。”文章還表示“沒想到75年後，這封書信墨跡能作為中日學者論學交流以至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珍貴史料公之於世。”
以上戲劇論文的發現和論學書信的公開，與譯述日人著作一樣，也屬其學術交流的例證。對此有人撰文評論：“除了給他的治學生涯增益新內容外，更引人注意的是，以文史領域的近代名人身份，數十年後又再現於中日兩國學術界。”
關於交流的方式，還表現在廣交學人上。《展懷百年》序云：“先生成名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所學不僅師承大家”，“而且還與當時的一批中日兩國學人關係頗密切”。日本學人已見前述，國內如文論家、“鴛鴦蝴蝶派”作家胡寄塵，學者詩人、南社成員郭希隗，出版家王雲五，戲曲史論家、劇作家盧前，後人尊稱國學大師的姜亮夫，報人學者查猛濟，歷史地理學家葛綏成等先生，彼此間均曾有詩文或書信往來。
百年紀念
紀念郭虛中百誕發行明信片正面2012年是其百年誕辰，上述由中華書局刊行的《展懷史通批校》線裝本，正屬於為此所推出的專書，首冊扉頁即印有“謹以此書紀念郭虛中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醒目大字，因而這套書的出版被認為“具有特定的紀念意義”。中國剪報社《特別文摘》2012年第6、7兩期在封二、三、四的顯要版面上，以“展懷國學精品展示”為題，主要就此書和其它手稿墨跡加以重點宣傳。
經過悉心設計，中國集郵總公司在北京郵票廠印製了以三組構成一套的個性化紀念郵票，分為“展懷部分編著”、“展懷論書墨跡”、“展懷常用篆章”。編著票面印有九種已刊和兩種未刊的書籍封面，墨跡票面選自《書法雜譚》稿本九頁局部手跡與《褚遂良書聖教序》《米海岳方圓庵記》兩頁碑帖題跋，篆章票面收其生前常用二十一枚鈐印圖稿。集郵界行家廖隆慶、胡國平還撰寫發表《方寸之間以志紀念》的專題文章，見諸於若干報紙和專業刊物、網站，全文述介了郵票的內容概況和設計特色。
福建省集郵公司也編印有裝幀精美的冊頁式紀念郵冊《展懷百年》，連同專題紀念封、明信片一併發行。全冊共設“故里坦洋”、“求學滬上”、“負笈東瀛”、“信札編著”、“稿本手跡”、“讀書批註”、“史通批校”、“詩詞吟詠”、“書法遺墨”、“印存余
韻”十個類目，原郵電部副部長、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長劉平源為之撰序稱：“內容主要選介先生的著述詩文與各類手稿，並附有相關
紀念郭虛中百誕發行明信片背面有關評介報導和紀念回憶文章，還見諸《人民日報》、《福建日報》、《海峽都市報》、《福州日報》、《福州晚報》、《閩東日報》、《福建郵政》等多家報端。如福建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義正撰寫的紀念文章《閩東才子硯池先生》，就特別選擇在故鄉的《閩東日報》上以大篇幅版面刊登，文章從多個角度記述其生平事略。後加修訂，題為《人們讚譽的閩東才子》，又發表於《炎黃縱橫》雜誌。前後凡一經刊出，就引起諸多網路媒體的注目，如中國新聞、中國日報、中國僑報、大公報、中華書局等許多網站都紛紛轉載，從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再如地方史研究專家林精華教授，以學生角度在《福州晚報》發表長篇回憶文章，深情追述五十年代從其讀書時的片斷，以及諸方面的所聞所知，更以“學問廣博，成就斐然”、“人師楷模，學界風範”作高度讚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