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郭增愷，（1902—1989），出生於河北省安次縣一個農家，父親早亡，他是遺腹子。早年就讀於北平師範學校。五四運動前就結識了周恩來、趙世炎等人，在進步思想的影響下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在示威遊行中被逮捕拘禁，釋放後學籍也丟了，便在1920年加入了李大釗創辦的“工讀互助團”，繼續尋求知識。在“工讀互助團”，他一面為上海《國民日報》副刊寫稿賺取生活費，一面在北京大學旁聽哲學系、中文系的課程。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提出了“真愛民，不擾民”的治軍口號。郭增愷被這口號所感動，毅然投筆從戎，先後擔任過西北通訊社社長和馮玉祥的秘書。
1933年，被馮玉祥介紹到楊虎城部隊，擔任西北綏靖公署的參議。並讓郭增愷專門去做宋子文的工作。逐漸得到宋子文的信任，被宋任命為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專員。
1936年，郭增愷因為《活路》事件被特務秘密逮捕，送往南京，關押在憲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變後宋子文來陝時，才把郭增愷帶回西安。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世界的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扣在西安。12月19日下午2時，宋子文帶著兩個秘書和剛被他從軍統監獄“借”出來的郭增愷乘飛機趕往西安。多次會談後，宋子文帶著郭增愷返回南京，向有關人士介紹了西安方面的立場與態度以及蔣介石的態度後，1936年12月22日，宋氏兄妹力排非議，率領端納、蔣鼎文、戴笠等飛往西安，開始與西安方面進行認真的談判。
宋家兄妹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進行了兩天談判，最後達成了經過蔣介石首肯的六項共識，12月25日蔣介石離開西安回南京。在西安為和談出了大力的郭增愷隨宋子文回到南京後不但沒有受獎，卻被戴笠收回監獄繼續關押。因為南京方面把郭當成了一個制約楊虎城的人質。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宋子文的斡鏇下，郭增愷獲得自由。抗戰期間郭被胡宗南聘為十七軍團顧問，實際上被寬禁在西安。1945年後郭曾任宋子文的秘書、上海招商局顧問、國民黨廣東省顧問。1946年郭增愷去了香港，擔任永安藥堂和《星島日報》的顧問，1948年後從事專欄寫作。
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宋子文於1949年1月去香港，隨後僑居美國紐約。郭增愷作為宋子文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重要聯絡人就居留在香港。宋子文移居美國後依然經常去香港，到香港就一定要見郭增愷交換對時局的看法。1956年後中共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郭增愷開始作為周恩來的客人，以參加五一節和國慶節活動的名義來往於香港和北京之間，實際上擔任起了周恩來與宋子文之間的政治聯絡員，“文革”時期也一直沒有間斷。
1959年，郭增愷應邀到北京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慶典，活動中他得到一本反映祖國十年發展的攝影畫冊《中國》。回到香港，郭增愷迫不及待地將這本畫冊寄往美國，希望宋子文能通過畫冊目睹祖國大陸的巨大變化。不料一個月後，郭增愷收到一封美國海關發來的通知，告知畫冊被美國海關沒收了。那時，正處在東西方“冷戰”時期，凡是反映、宣傳中國大陸情況的宣傳品都不允許進入美國。一年後，郭增愷在香港見到老友宋子文時，宋子文拿出美國海關同樣一份被沒收郵件的通知，問郭寄了什麼東西給他。當郭告訴他是一本反映大陸情況的畫冊後，宋子文表現出十分的惋惜。
周恩來對郭增愷這位從五四時期就相識的朋友十分重視，從1956年起到70年代近20年間，只要郭來到北京，周恩來幾乎每次都要接見他，通過他了解宋子文的情況和台灣其他人的情況，傾聽海外人士對大陸的看法。
宋子文也十分清楚郭增愷的“大陸”背景，常通過郭轉達對周恩來的問候。
大陸方面曾希望宋子文能像李宗仁那樣葉落歸根，通過郭增愷向宋子文不斷傳遞著這個信息。遺憾的是1971年宋子文因病突然離世，中斷了雙方的聯繫。對於這段往返大陸與香港的秘密聯絡工作，郭增愷以“默默耕耘，不求聞達”這句話作為座右銘，生前從未對外界提及。
1980年，郭增愷回到北京定居，歷任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198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活路》事件
1935年底，張學良與楊虎城取得抗日共識。1936年春天，張學良為了改造部隊，讓高崇民、劉瀾波、孫大勝等化名寫了幾篇講抗日、聯共以及批評蔣介石、閻錫山阻撓紅軍東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冊子，名為《活路》。文章寫出來後，印刷卻成了問題。在當時言抗日有罪的政治形勢下，社會上一般的印書館都不敢承印。為了解決印刷問題，張學良找到楊虎城說：“你是地方人，你想辦法。”楊虎城即讓十七路軍軍需處去辦，並再三叮嚀處長王惟之要嚴守秘密。當時，十七路軍軍需處有一部鉛印機，有印刷工人，可以秘密印刷裝訂，地址就在西安新城十七路軍總部。在王惟之的親自監督下，幾夜就印了8000本。王惟之先用自己的小汽車運回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純的小汽車送到高崇民家，由高崇民密發到東北軍前線部隊。其間楊虎城派崔孟博帶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發給十七路軍在陝北前線的部隊。不料，印刷廠有兩個工人被國民黨特務收買了。他們偷著多打了一份校對清樣，將清樣交給了“剿總”情報處處長江雄風(蔣介石的特務)。江雄風獎賞了這兩個告密者，並立即報告了蔣介石派駐西安的親信——“剿總”參謀長晏道剛。晏召集蔣系特務頭子江雄風、馬志超、曾擴清等開會進行研究。經過再三研究，他們認為小冊子既是在十七路軍印刷廠印的，編者應該也是十七路軍系統的人；但小冊子內容與口氣卻又像是東北人寫的，而且宣傳的對象有多處也指明是東北軍。這樣猜來猜去，就將目標鎖定為十七路軍參議郭增愷(郭當時兼任宋子文的經濟委員會駐西北特派專員)。郭增愷不久前剛給閻錫山發密電勸閻實踐前約，相機聯合韓宋組織華北抗日同盟，密電正好被特務們譯出。經請示蔣介石，特務們遂將郭增愷秘密逮捕，送往南京，關押在憲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變後宋子文來陝時，才把郭增愷帶回西安。
郭增愷被秘密逮捕時，楊虎城並不知道，當聽到訊息時，人已被送出陝西了。晏道剛捕人後將楊虎城約到“剿總”，對楊說：“何敬之(何應欽)在江西剿共時，隨從人員中有共產黨，把軍事計畫偷送到紅軍方面，結果何吃了大虧。你對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楊虎城聽了這番話，估計是印《活路》出了問題，同時又得知郭增愷被捕的訊息，感到內部有問題，就令軍需處和軍法處迅速查明泄密者。經過調查，查出了那兩個向特務告密的工人，就當即關押了，使特務失掉了證人。郭增愷則被作為“共黨嫌疑”秘密關押在南京軍統的監獄中。
《熱風》感言
1955年，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份寫下長達20萬字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使西安事變的真相以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地公布於世。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想起利用已被他軟禁20年之久的張學良。1956年11月13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乙光向張學良宣布兩項禁令：不準收聽中共廣播；不準同警衛人員接近。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劉乙光——編者注)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夜後來余屋，告知我，彼系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
1956年12月18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20日，蔣即傳喚劉乙光，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為了完成蔣介石交給的任務，張學良只好將回憶修改兩小段，另寫了一文來交差。
蔣介石拿到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沒有馬上逼張學良再寫。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上所上的政治保險單——《西安事變回憶》。根據他對張學良的了解與掌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致死也不會再翻案。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殺害，張學良已是“籠中之鳥”，今後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由他任意書寫了。但他怎么也沒想到，40年後，宋子文用英文寫下了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向世界公布，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1957年年初起，無奈的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很快這些內容也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了解，根本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是台灣方面完全偽造的。只有周恩來心知肚明，他在紀念西安事變25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起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徵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海峽兩岸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關注。郭增愷對西安事變的貢獻不僅在當時，更在於他對歷史真實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