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邊景昭他精畫禽鳥、花果。深入生活,體察細微,注重物象的形神特徵,邊景昭筆下的花鳥,花有姿態,鳥有神采。他畫的翎毛與蔣子成的人物、趙廉的虎,曾被稱為“禁中三絕”,是明代院體畫家中影響較大的工筆花鳥名家。有《竹鶴圖》傳世。子邊楚芳、邊楚善亦長於花果翎毛,傳其父法。傳世作品有《三友百禽圖》、《雙鶴圖》、《春禽花木圖》。
繪畫風貌
傳統宋代“院體”
邊景昭的花鳥畫以工筆重彩法見長,傳統淵源無疑來自宋代“院體”,如清方薰《山靜居畫論》評:“邊鸞(應作邊景昭)、呂紀、林良、戴進,純以宋院題為法,精工毫素、魄力甚偉,黃(笙)、趙(昌)、崔(白)、徐(熙)之作,猶可想見。”明李開先《中麓畫品》更具體的指出:“邊景昭其源出於李安忠。”清顧復《平生壯觀》記邊氏《聚禽圖》時也指出:“得黃要叔父子遺意。”黃要叔父子即北宋初黃筌及其子黃居采,所創工筆重彩花鳥畫風,成為宋初“院體”標準體制.
開創花鳥新風
李安忠是宣和朝畫院畫家,花鳥亦善然而出,邊氏出生地的福建,又沿續著南宋院畫風格和元代邊武、張舜咨傳至閩地的文人水墨花鳥畫風,趨於粗簡勁健,故邊氏也受到一定影響。其成熟的花鳥畫法即粗細相兼,妍雅並重。花鳥主體勾勒設色,工細妍麗,樹石北京水墨皴染,簡勁清雅,在工致華美中透出雍容渾樸氣象,遂自成一格,開創了明代“院體”花鳥新風。
邊景昭花鳥畫的藝術追求,既承繼了宮廷花鳥畫的傳統特色,又摻入了明代皇室平民化的貴族品味,在取材、立意、構圖、筆墨、格調等方面都有所反映。
代表作品
《三友百禽圖軸》
邊景昭於永樂十一年(1413年)所繪的《三友百禽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更具典型性,畫面松竹梅歲寒三友並植,寓意君子之德,百鳥聚集,隱喻百官朝拜天子,順承天意、熙寧祥和的立意,凸現吉祥瑞應的象徵意義;同時,象形刻畫也生動活潑,尤其百禽的動姿,或跳躑,或鼓譟,或飲啄,或顧盼,悉盡其態,氣氛熱鬧歡快;諸鳥細緻入微的描繪,使品類意義可辨,布滿全幅的構圖,呈現“茂密”的特點,畫風工細精微又富裝飾性,此作堪稱邊氏最具宮廷花鳥特色的佳構。
《百喜圖軸》
另有邊景昭作於宣德二年丁未(1427年)的《百喜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以百隻喜鵲的“百雀”的諧音來比喻“百爵”;《栗喜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也用諧音表示“立即報喜”,如乾隆帝題詩所曰“栗喜立報喜,寓意真可人。“吉祥之意明顯;見於著錄的《五倫圖軸》畫鳳凰二、鶴一、鴛鴦二、鶺鴒二、黃鶯二清杜瑞聯《古芬閣書畫記》評:“論曰宋畫院以五倫圖試士,人多作人物,唯一士畫鳳凰取君臣相樂之意,畫鶴取父子相和之意,鴛鴦喻夫婦,鶺鴒喻兄弟,鶯鳴喻朋友,遂擢上第。景昭此圖,蓋仿宋本也。”以禽鳥象徵五倫,于吉祥中又寓教誨之意。可以說,邊氏的多數作品均呈現裝飾性和吉祥意這一鮮明的特色。
作品鑑賞
《三友百禽圖軸》和《百喜圖軸》中的花卉翎毛以北宋“院體”為本,山石則源自南宋馬、夏,勾線粗勁方折,皴法運側鋒斧劈,粗細對照,剛柔相濟,設色、水墨映襯,使作品於工妍中別具雄健韻致。《竹鶴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和《雪梅雙鶴圖軸》(廣東省博物館藏)則更多清雅格調,於精微中透出雍容渾樸的氣象。主體雙鶴均作近景特寫,準確而細緻地描繪了他們的體態、羽色,不遺細節。仙鶴或引頸翹首,自啄其羽;或低首俯身,覓食昆蟲;或伸頸鳴叫,長嘯太空,氣宇軒昂又悠然自得;白鶴本身形成三色對比,丹頂、白身、黑尾、猶如“萬綠叢中一點紅”,皎潔華美,極富色彩裝飾美;翠竹或白梅背景,又映襯出幽曠出塵的品格;總體風格既不同於北宋的過於柔細,又有別於南宋的一味蒼勁,工麗與清雅和諧結合,精細與洗鍊因物而施,其格調亦帶平民化貴族品位。
他人評價
對邊景昭花鳥畫風格的評析,畫史多有論述,也指出了他承宋人又有所創新、工而蒼、妍而雅的藝術特色。如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編》曰:“邊景昭十二禽,細絹橫幅,中作老梅與勾勒竹,重著色。精妙而蒼,亦雅。”顧復《平生壯觀》記:“秋塘生趣,鴛鴦一雙,一作下水形勢,甚妙。勾染芙蓉水草,皆宋人法也。”明韓昂《圖繪寶鑑續編》論:“邊景昭,隴西人,善翎毛花果,花之嬌笑,鳥之飛鳴,葉之正反,色之蘊藉,不但勾勒有筆,其用墨無不合宜,宋元之後,殆其人矣。”徐沁《明畫錄》評:“花果翎毛,妍麗生動,工致絕倫。”
無邊論
邊景昭雖享高壽,但留下畫跡甚少,前人已有“無邊論”之說,清杜瑞聯《古芬閣書畫記》即曰:“惟景昭畫本,流傳甚少,在當時已經難得,遂有無邊論,亦猶宋之無李(成)論。”統計一下邊氏存世作品不足20件,見於著錄的稍多,全計亦僅60餘件。究其原因,或許與工筆重彩花鳥畫創作費力耗時有關,但更主要的當是改款變成了宋畫。
明代宮廷花鳥畫大家邊景昭、林良、呂紀的畫法均主宗宋人,故作品常被洗去本款,改為宋人畫。清顧復《平生壯觀》即有記述:“先君雲文進(邊景昭)、廷振(呂紀)、以善(林良)翎毛花卉,宋人余教未衰。……邇來三人之筆寥寥,說者謂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易之,好事家所見之翎毛花卉宋人款者,強半三人筆也。予不能不為三人危之。“事實也確實如此,存世作品中有不少宋代宮廷花鳥畫,分析畫風,雖不能肯定為邊氏之跡,也屬邊氏流派的作品。如標為五代黃筌的《竹梅寒雀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即屬邊景昭風格,其中太平鳥和八哥的造型,竹葉、梅枝的表現,均與邊氏《三友百禽圖軸》相似,麻雀則近邊氏《百喜圖軸》,尤其頰部白色圓點的部位極其相類,惟整體上更呈平面化和圖案化,裝飾性更強,當屬邊氏傳派作品。還有根據董其昌邊款定為北宋趙昌的《四喜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畫喜鵲、桑鸕、畫眉、相思鳥活躍於梅、竹、山花、坡石間,樹幹和坡石甚似邊景昭畫法,但用筆更強調轉折和提頓,已帶浙派放縱、率意之跡,當屬較晚的邊氏一系作品。另有標為元人的《歲朝百爵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百雀的立意、繁密的構圖和花鳥的形態,都接近邊氏《百喜圖軸》,但筆法較為刻板,物象欠缺立體感,尤其坡石的色皴重複、平列,趨於形式化,少邊氏真跡自然生動的描繪手法和寫實功力,此圖亦為明代中、晚期仿邊氏的傳人之作。上述諸圖雖非由邊氏真跡改為宋元畫,但均屬於邊氏傳派作品,從中亦可想見邊氏畫跡被廣為改款的情況。
流風影響
邊景昭創立的花鳥畫風,在當時已蔚成一派,邊氏傳人的作品今已罕見,大約也多被改款為宋元畫,唯邊楚善有件傳世作品《夏景聚禽圖軸》藏於日本。
邊氏畫風對明代宮廷繪畫亦頗有影響。宣宗朱瞻基的諸多御筆花鳥即仿邊氏,如《花下狸奴圖》、《猿戲圖》、《三羊開泰圖》、《壺中富貴圖》、《子母雞圖》(均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等,均屬細膩而清雅、寓吉祥含意的工筆設色畫,正德三年張世通跋《宣德寶繪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中即指出:“國初邊景昭有八節長春之景,當時御筆亦多仿其意,於令節賜大臣。”成化年間馳名的林良,以水墨法見長,但最初也宗法邊景昭一路,如《廣州府志》所載:“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榮枯之態,飛動之勢,頗有心得,遂成一家。”存世作品中,《山花白羽圖軸》(上海博物館藏)運工筆重彩法,風格就很接近邊氏。稍後弘治年間的呂紀,淵源更來自邊景昭,“兩浙名家,使臨唐宋以來名畫,遂入妙品,獨步當代。”即使呂紀後來自成一派的成熟畫風,其工致清麗的花卉翎毛畫法,仍深受邊氏影響,唯樹石背景更見勁健粗獷,在工筆與寫意、色彩和水墨的結合上更顯和諧統一。
在明代宮廷繪畫鼎盛時期,邊景昭的花鳥深受讚賞,評價甚高。詩曰:“邊公花鳥冠當時,內苑皆稱老畫師。留得宣和遺蹟在,令人披玩動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