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五代後唐清泰末，遼（契丹）帝耶律德光扶植石敬瑭攻滅後唐稱後晉皇帝後，從石晉王朝攫取了幽雲十六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區）之地並以此為基地，不斷襲掠中原。後周建國初，遼又扶植北漢政權割據河東（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晉源鎮），作為附庸以禁止燕雲。960年（遼應歷十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北宋。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遼宋對峙時期。北宋初年，在審慎分析當時全國形勢後，決定暫時放棄北進的軍事目標，採取先南後北的方針，集中力量消滅南方割據勢力，對遼採取守勢。
974年（宋太祖開寶七年，遼景宗保寧六年），遼主動調整與宋的關係與宋議和，得到了宋朝的回響。雙方開始通好，互派使節，吉凶節日皆有慶弔饋遺，沿邊任人互市。九年，宋在鎮、易、雄、霸等州置榷務，加強了對互市的管理。但這種和好的局面只維持了五年，當宋朝削平南方割據政權回軍北向後，遼宋關係開始惡化。
遼宋戰爭
參見：宋滅北漢之戰、高梁河之戰、滿城之戰、雁門之戰、瓦橋關之戰、岐溝關之戰、君子館之戰、澶州之戰宋太宗趙光義繼位後，南方統一大局已定，遂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親率大軍攻北漢。先敗遼援軍，繼破太原滅亡北漢，為進取燕雲創造了條件。
七月，宋太宗乘勝率師北征，意欲收復後晉割讓與遼的燕雲諸州，引起遼宋正面衝突。宋軍一路東進，遼易州、涿州守將開門迎降。宋軍直抵南京城下，宋太宗駐蹕城南，分兵遣將，備御東南，攻擊西北。遼五院詳穩奚底、統軍使蕭討古和乙室王撒合與宋軍戰於沙河，遼軍失利。薊、順二州又降。遼南京守軍人數不多，留守韓德讓率軍民堅守，城垂陷，惕隱耶律休哥和南院大王耶律斜軫將五院、六院援軍趕到，左右夾擊，敗宋兵於高粱河。同時宋軍發生譁變，太宗倉卒撤軍，為遼軍追襲，乘驢車逃歸。此即高粱河之戰，也稱圍城之役。
乾亨四年，遼景宗死，聖宗隆緒幼年繼位。宋君臣認為：“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正是北伐的絕好時機。於是宋太宗決定再次出兵，收復燕雲。986年（宋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宋大舉興兵，三路北伐。以天平軍節度使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彰化軍節度使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靖難軍節度使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檢校太師、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雁門。並選在遼帝春捺缽的三月出師。遼方初無戒備，宋東路軍曹彬連下歧溝（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涿州、固安、新城，軍聲大震。西路潘美兵進寰、朔、雲、應等州。中路田重進出飛狐北，俘遼西南面招討使大鵬翼等，進軍飛狐、靈丘、蔚州。遼遣宣徽使蒲領（耶律阿沒里）馳援，同時徵兵諸路，下詔親征。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避開宋軍兵鋒，乘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其餘眾；晝則以精銳虛張聲勢，使宋軍疲於防禦；同時設伏於林中，絕宋糧道。曹彬以糧餉不繼，退師雄州。五月，聞中、西兩路進展順利，再回師涿州。所帶軍糧又盡，而遼親征軍已至，東路軍再退。遼軍追至歧溝關，宋軍大敗，溺死於拒馬河者不可勝計，棄戈甲若丘陵。西路軍撤退時又失大將楊繼業。
高粱河和燕雲兩次大戰的勝利，鞏固了遼對河北、河東北部的統治。宋朝兩次北征失利後，也放棄了武力收復燕雲的方針。此後，宋對遼取守勢，而遼卻不時伺機南下，掠奪宋河北州縣，向南擴張境土。當遼聖宗鞏固了統治地位以後，又開始大舉南下，與宋爭奪河北了。
澶淵之盟
參見：澶淵之盟999年（宋真宗鹹平二年，統和十七年），遼軍南下，於瀛州俘宋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十九年，又勝宋軍於淤口、益津。二十一年，南京統軍使蕭撻凜攻入望都，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雲州觀察使王繼忠。二十二年九月，聖宗、太后蕭綽親率大軍南下，攻遂城、望都、祁州、定州、瀛州，下德清，兵臨澶州城下，宋廷震動。在宰相寇準的主持下，宋真宗親征，雙方隔河對陣。遼將蕭撻凜出營，誤觸宋軍伏弩，重傷致死，遼軍士氣受挫。王繼忠乘間調停，主南北議和。他致書宋真宗，通報遼方有息民止戈之意。宋真宗也復書願息戰以安民。於是，議和使者頻繁往來。遼要求收回後晉所割關南地，宋則取寸土不讓而不惜金帛的方針。經反覆談判，終於以宋方向遼提供助軍銀帛達成協定，從此雙方結束軍事對峙狀態。
澶淵之盟規定：
一、遼宋為兄弟之國，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世以齒論。
二、以白溝河為國界，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三、宋方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10萬兩，絹20萬匹。至雄州交割。
四、雙方於邊境設定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既為兄弟，吉凶慶弔，生辰節日，便當互派使節，雙方經濟、文化聯繫加強。澶淵之盟是在遼、宋都無力完成統一的情況下簽定的和平協定，它使雙方從互相對峙，轉為和平往來，統治者得以鞏固各自的統治地位，致力於境內的治理。人民也得以免受戰亂之苦，有了從事生產的和平安定環境。此後120年間，遼宋不曾兵戎相見。
契丹人十分重視與宋朝的友好關係。澶淵之盟後，宋使首次入遼，“所過州縣，刺史迎謁，命幕職、縣令、父老送於馬前，捧卮獻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漿水於門。令接伴使察從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所至民無得鬻衾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行從芻秣之事，皆命人掌之”。此後，對宋使也非常熱情，每有宋使入遼，遼朝大臣必爭相問慰，並一一詢問前曾使遼諸人平安與否，令宋使十分感動，回宋後紛紛上言建議宋方也應依例熱情對待遼使。遼聖宗恪守信誓，對宋“歲獻方物，皆親閱視，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釁”。
盟後領土交涉
遼興宗即位後，自視國力強盛，又欲廣土擴地，再立新功。於是，在蕭惠、劉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謀取後周占領的二州十縣。西夏建國後，連續在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延川、宜川、洛川三河匯合處）、好水川（今寧夏隆德東）大敗宋軍，宋朝的軍力被牽制在西北。遼君臣認為“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正是取關南十縣的大好時機。重熙十年（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十月，宋河北轉運司得知遼朝的動向，請調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給遼朝遣使出師提供了藉口。次年正月，遼朝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又作蕭英）和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指責宋於河北“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要求宋交還關南十縣。同時會兵南京，聲言南伐，以武力為談判後盾。宋朝一面調兵、遣將、買馬、修路、治河、屯糧，作軍事防禦的準備，一面派出談判使者，並堅持許和親、歲幣而不許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張茂實至遼。弼以“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的道理打動遼興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棄軍事行動。九月，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再定盟約。遼放棄對關南十縣的要求，宋則“別納金帛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並迫使宋朝將所輸銀絹名目改為“納”、“貢”。
澶淵之盟簽定之初，遼宋雙方都能謹守條款，少有爭執。和平既久，邊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況發生，或由邊民典賣土地導致邊境地界不明。宋朝一邊能及時督促地方官員，約束百姓，避免生事。遼朝則對邊民侵占邊地的行為不加約束。重熙年間（宋康定、慶曆年間），因遼邊民過境耕種，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請旨定奪，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爭競”，曾與遼朝重新劃定朔州一帶地界，將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嶺南移至黃嵬大山北麓。宋朝的遷就姑息助長了遼邊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為，道宗鹹雍年間，仍屢有遼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雙方也曾派員再次明確地界。河北有邊民違約在界河捕魚，河東則發生了鹹雍、大康年間的地界之爭。
宋神宗即位後，起用王安石實行新法，以期富國強兵。為了鉗制西夏，派遣王韶經營熙州（今甘肅東鄉族自治縣西南）、河州（今甘肅臨洮）、洮州（今甘肅臨潭）地區，成功地招撫和征服了這一帶的吐蕃部落，增強了宋朝在黃河上游地區的實力，對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脅，也直接影響了遼利用西夏牽制宋的效果。宋夏雙方再定誓約，關係也趨於緩和。為了分散宋經略河西的精力，試探宋方的虛實，遼朝以宋邊民侵耕遼屬土地為藉口，挑起了河東地界的紛爭。鹹雍十年（宋熙寧七年，1074年），遼遣林牙蕭禧使宋，指責宋朝在“雄州拓展關城”，在應、朔、蔚州遼境一邊“營修戍壘”、“存止居民”，要求雙方派員“同共檢照”。宋神宗許以雄州“創蓋樓子箭窗等，並令拆去”，又先後兩次遣使至河東邊界與遼方共同勘驗地界，都沒能解決問題。蕭禧違制留居宋境不歸，宋神宗憂形於色，以“國家與契丹通和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為由，滿足了遼的要求。除重熙年間新定地界外，又承認了遼在應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邊地。熙寧八年（遼大康元年，1075年）遣知制誥沈括使遼回謝，次年雙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新分劃，九年各開壕立堠置鋪，宋又向遼出讓了大片領土。遼此次與宋交涉，前後歷時三年，不論是談判還是劃界立標，多有故意拖延的情況，其根本目的當不在得地，而在窺探宋方的軍事動向，以確保自身的安全和採取相應措施。
自澶淵之盟後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談判方式解決的。遼方深知宋迫於西夏的軍事壓力，不願與遼重開戰局，屢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壓，同時以武力解決虛聲恫嚇，冀以在不破壞盟約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實惠。這一點，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燾“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的認識，是符合實際的。由於遼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這一弱點，故每次都能如願以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