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位於宣武區西北部。東起宣武門外大街，西至校場五條。因韃子橋諧音得名。明代此街北有接待寺，地隨寺名。清代宣武門外大街有由北來的水溝，與接待寺的水溝相匯建一小橋，稱韃子橋，轉音為炸子橋。民國時期雅化為達智橋，1965年為今名。達子或韃子、騷達子、臊達子均為對蒙古人的蔑稱。或雲有蒙古人居於此者。
胡同十二、十四號為松筠庵。明嘉靖時楊繼盛的故居。楊為河北容城人，字仲芳，號椒山。因歷數嚴嵩五奸十大罪，觸怒嚴嵩，受盡酷刑，押赴刑場而死。乾隆時胡季堂先生主持在他故居內立祠堂。之前，高念東等官員曾居住於此。清末，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訊息傳來，民眾震驚。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起草上皇帝書，表示愛國的情懷，強烈要求變法維新。一千三百多舉人在此處的請願書上籤字，並向都察院投遞。就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此街河南會館即嵩雲草堂也是舉人聚集簽字的地方。嵩雲草堂是道光年間河南顯宦袁甲三創建的。清末是強國會活動場所。梁啓超發表的愛國維新的講話，打動許多人的心弦。這裡留下許多近代史名人的足跡，如楊度、張伯駒、徐謙諸人。松筠庵於1984年被市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綜述
達智橋胡同，位於北京宣武門外，東起宣武門外大街，西至金井胡同。據考證，北京地名凡以橋名街的地方，昔時都有水或河道通過，達智橋當然也不例外。《宸垣識略》在卷十“順承門（即宣武門）西河”條下記載，明正統五年（1140）天雨連綿，宣武街西河決，漫流成災，淹沒居民。翰林侍講劉球建議，於城外宣武門橋西，修減水河，以泄城中諸水。經過審議，欽天監正皇甫仲和說，宣武門西舊有涼水河，可疏浚以泄水熱。《宸垣識略》按稱，上面所說的涼水河究竟在什麼地方，已無法辨別所在。又說，“新城（指北京外城）未建進，無地無水，今其故道皆不可考矣。”根據這段記載，再準以地望，達智橋一帶或系當年涼水河所經過的地方，這裡有橋跨河，後即以橋名街了。又為什麼叫“達智”或“炸子”呢？據說是由“韃子”的諧音雅化而來。據《燕都叢考》一書的序言中說：“……近年來，街市數更，新名林立，如韃子橋之為達智橋墩……。”張江裁在前國立北平研究院印行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書後所寫的跋語中，也有同樣的想法。另外，有人以為達智橋緊臨校場，這裡可能曾駕駛證扎過蒙古軍隊，故名。綜觀清代各種坊巷籍志，都作“炸子橋”，顯然也在避開“韃子”之貶意。達智橋之稱，是民國後才改用的。1965年北京整頓地名時，改稱達智橋胡同。
達智橋胡同長200米左右，四米多寬，看來僅僅是一條小巷，但在昔日這裡雖說不上“鬧市”，卻曾有過一度繁榮。就有名的古蹟來說，有明代忠烈之士楊繼盛（椒山）的故居，名為“松筠庵”，在街的南側。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保字容城人，明嘉靖進士，官至兵部選員外。當時正是嚴嵩專權，楊繼盛對嚴嵩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乃彈劾嚴嵩十大罪惡。於是，被嚴嵩誣陷下獄，受盡酷刑，入獄三年終被殺害。臨刑前從容賦詩，天下傳誦。椒山的夫人張氏，曾上書願代椒山死，但是這一申請未予通報，在椒山遇難之日，張氏竟於同時自縊。為紀念楊椒山，清乾隆五十二年，就其故居立祠堂。據《京師坊巷志稿》引《嘯亭雜錄》：“松鶴（應為筠）庵在宣武門外響閘，乾隆丁未胡司寇季堂會諸僚友，醵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有古槐一株，忠愍手植。”故居的西南角有亭子，把楊椒山所寫的“諫草亭”。現在刻石尚在，但故居已拆為民宅。目前這一故居已被列為市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期早日加以修葺。
另據記載，清末由康有為主持的有名的“公車上書”的萬言表，是在松筠庵內起草的。此外，還有一個傳說，清末汪精衛謀刺攝政王未遂，被捕後曾在松庵筠內暫囚。
椒山故居對門有朝慶寺，早廢；接待寺，明剎。清光緒年間，“汴人就接待寺建嵩雲草堂”。據傳，嵩雲草堂曾是袁世凱的住宅。嵩即是嵩山，在河南省境內，也稱中嶽。後草堂改為河南會館，河南中學（又稱嵩雲中學）設於此。目前這個草堂的前半部已成民宅，後半部為204中學使用，另建了教室樓房，樓門設在上斜街。
前面說過，這條小巷曾一度繁榮過的另一原因是，清代的北京山莊漢員在內城沒有賜第，也不是“值樞廷”的人，一律住在外城，在外城的聚集之處就是宣武門外，即所謂“宣南”，因此，官宦士流雲集於此。隨之許多有名的餐館或娛樂場所也多設於此地。據記載，達智橋口內，曾有義盛居飯館，專營南味菜餚一些南省京官多飲宴於此。這個飯館曾與當時南半截胡同內有名的廣和居相媲美。
今天的達智橋，僅僅是北京一條普通的胡同昔日曾是車水馬龍，冠蓋雲集之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