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準則
其實道德二字是連用的，成為一個概念，始於春秋戰國時的《管子》、《莊子》、《荀子》等書。荀況不但將道和德連用,而且賦予了它較為確定的意義,即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質、道德境界和調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德原則和規範。【道德的真實標準】
道德，是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和禮儀之邦以來幾千年的積澱。在古代中國社會有一整套完整的道德體系和標準，強調“忠、信、孝、悌、禮、義、廉、恥”和“三從四德”、“三綱五常”、“和為貴、忍為高”、“存天理、滅人慾”等等。這些道德標準和理念，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其中精華的部分形成了今天我們公認的一些道德標準，如“誠信”、“禮讓”、“廉潔”等；而對於那些明顯屬於糟粕的，雖然還有殘存在人們思想中的部分，但多數已經被人們所摒棄，如“三綱五常”、“滅人慾”等；但還有很大一部分道德標準是很難對其一概而論，如“忠”的對象應該是誰？怎樣做才能真正做到“忠”？怎樣才算“孝”？用什麼方式維繫“和”？等等中華民族自古尊師重教，並將這一傳統視為社會文明進步之基。教師不僅是授業的經師，更要做傳道的人師，其道德操守、行為舉止，向來受到嚴格的約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禮記·學記》）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師道尊嚴”。社會重視教育，尊重教師，首先是由於教師德高身正，嚴於自律，所以教師必須從自身做起，修身養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贏得社會尊重。這個簡單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師德標準
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範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么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係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係，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準，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係，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布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準，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範，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準。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藥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么會有那么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範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么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裡，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徑。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範疇，後面的“篤行”
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範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覆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明清書院的師德規範
朱熹以後，他的門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據《白鹿洞教條》制訂了一個既能為書院學生所套用又能對師長有所借鑑的《程董二先生學則》。這個學則和《白鹿洞教條》一樣，為明清兩代的書院和官學普遍採用。
順帶說一下，古代書院和學校的“學則”，其稱不一，又叫“教條”、“學則”、“軌範”、“揭示”、“規訓”、“戒勉”等，實際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內容對包括教師和學生在內的學校全體成員都有約束作用。之所以對教師和學生不作分別的要求，依據的是《易經》上的一句話：“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就是說，在古代的學府里，師生之間應是朋友的關係，其主要教學（講習）形式，即所謂“朋友聚會一番，精神收斂一番，講論一番，道理開發一番”，這對於以做人教育為主的書院來說，更是如此。
相對於《白鹿洞教條》的微言大義，《程董二先生學則》則具體到了書院師生的日常起居和行為規範。如“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等，其好處是便於操作執行和監督，但未免瑣細，流於形式，容易使人捨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審定時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古人國小之遺意”，用來約束一下孩童還差不多，如果用來規範成年人，就不免過於淺陋了。
明清兩代，沿襲宋代書院講學風氣，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勵志清修，“濂洛諸儒此集成，虛堂遙應四山鳴”，書院教育遂有了較大的發展，漸漸成為當時教育的主流。對於化育人才、砥礪氣節、涵泳風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書院普遍重視學子修身進德，因此，選聘師長，最看重的一條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學者戴震說：“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來，書院之立，鹹若是。”可見，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碩儒，是很難成為書院士子們的人生導師的。
清代豫南書院對於教師師德訂有四條規範：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討以踐實學也；其三，重師友以求夾持也；其四，謹交遊以遵禮法也。其中第三條，還特別要求教師能夠與學生“同堂共學，朝夕追隨，賞奇析疑，互征心得”，強調教師與學生要在一起互動交流，自由探究學問，教學相長，創設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亦名教中活潑潑地也”。
群玉書院中專門設有“親師齋”，其銘曰：
“主善為師德業所資，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亦趨亦步，朝斯夕斯，薰陶既久，其益無涯。”
教師要抱一顆慈愛之心，使不聽話的孩子能夠敬重你，膽怯的孩子能夠喜歡你，一天到晚都願意追隨你、親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長時間地薰陶滋養著孩子們，將會使他們終生受到教益。這樣的師德標準，即使放到今天來看，也是令人嚮往不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