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辛亥前夜—大清帝國最後十年》內容簡介：僅靠“驅逐韃虜”就能摧垮延續267年的龐大帝國？清末資政院頂撞攝政王、否決皇族內閣，權力到底有多大？晚清政要在夾縫中輾轉騰挪，為何在教科書里成為反動面孔？中國在晚清七十年（1840～1912年）這段漫長的歷史階段到底發生了些什麼？
難道真如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帝國的危機發自鴉片戰爭，然後歷經膚淺的洋務運動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維新，爾後一路狂飆至辛亥革命的發生，帝國大廈隨即猝然倒塌？《辛亥前夜—大清帝國最後十年》將作謹慎解答。
編輯推薦
革命話語系統下，晚清新政被有意無意地抹黑甚至扁平化。《辛亥前夜—大清帝國最後十年》作者以難得的耐心與公正、獨特的視覺與風格講述那段時期的人和事，猶如一個頑皮的孩子在轉動多稜鏡，每個稜角都折射出詭麗多姿、耀人眼目的光彩，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大餐！
——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端木賜香
專業書評
不能不佩服李剛先生研究視角的犀利與獨到。無論是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攝政王載灃、李鴻章直至宣統時代的“王室內閣”成員載澤、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在李剛筆下都凸顯出鮮為人知的一面。……歷史可以作為今日的鏡鑒。讀史可以觀興亡，知得失。
——紐西蘭《先驅報》
辛亥革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是中國社會對清政府十年新政改革的一次大檢驗，但是這個苦撐七十年的龐大帝國沒有通過考驗。本書帶給我們諸多深深的思考。
——南開大學教授楊棟樑
一部嚴肅而且平易好讀的辛亥前史，開卷有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
回顧這段歷史，一個基本的問題是這些人物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這些目標對不對？有的是保衛祖國，有的是發展實業，有的是推翻滿族統治，有的是改變政治制度，還有追求民主科學。我認為這些目標都對，但最根本的目標是什麼？是“人的權利”。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
清朝末年，朝廷實行新政，效仿日本，試圖改革。但不久，政府垮台，軍閥混戰，社稷大亂。新政改革失敗，辛亥革命爆發，其原因何在？近代中日兩國轉型有何異同？推薦讀本書。
——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鄭小平
作者簡介
李剛，新銳歷史學者，畢業於南開大學世界史專業。他是近年來國內少有的一直堅持對中國歷史進行深度思考和嚴密論證的青年學者。其作品厚重嚴謹，文風流暢，不僅在國內有穩定的讀者群，在海外華人中也漸受關注。
曾出版《犁與刀:百年中日問題憂思錄》《鐵血中日:千年五戰》；
發表《清末憲政改革中的日本因素》《"琉球交涉"期間中日外交策略考》《試論中日傳統復仇文化》以〈趙氏孤兒〉與〈忠臣藏〉比較分析為例》《古代反腐難解興亡怪圈》《"鐵路國有"緣何引發帝國崩潰》《中國歷代王朝政治體系的優與劣》等文章，並就“日本農業政策與農村現代化”專題發表系列研究論文。
目錄
第一章 頑固派退出政權核心
從瑪噶爾尼到“辛丑條約”
義和團運動的失控
第二章 黃沙漸沒中堂墓：一個時代在結束
最後的出場
李鴻章其人
“洋務運動”的歷史性終結
第三章 “新政”上諭：“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
她比康有為走出更遠
慈禧太后的“政見”
第四章 張之洞：手握經卷的堅定改革家
張之洞的崛起歷程
“會奏三折”足使他名垂千秋
第五章 袁世凱：從朝鮮監國到政壇巨子
豫中豪門走出來的北洋大臣
新政初期的變法舉措
他萌生了立憲的願望
第六章 五大臣出洋考察終成行
政治考察前的國內外大背景
出洋考察對憲政改革的推動作用
第七章 立憲上諭在爭論中出籠
激烈的廷辯
哪些人在推動改革？
立憲上諭引發新一輪紛爭
第八章 黨爭紛擾中的官制改革
“責任內閣制”遭遇挫折
沒有最終的贏家
第九章 聚焦北京：立憲應否預備？
“九年預備立憲”：一個激進的改革方案
九年里都要做什麼？
第十章 皇族少壯派與地方權臣在角逐
攝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
中央政府與地方督撫紛爭的背後
第十一章 議員們在行動
攝政王向議員們做出讓步
立憲派緣何更激進？
……
文摘
晚清七十年，清政府無論情願或不情願，都必須去應對這樣一個時代命題：應對變局。其實身處絕境的清王朝無時不在變化—在不同領域，步伐或大或小，它變革的最大動力來源於王朝存亡的壓力，這就是它能在七十年間艱難應對多重激烈矛盾的根本原因。
但是它變革得並不及時，它被內外矛盾打擊得千瘡百孔，但它在四萬萬臣民中總能選拔出優秀的“裱糊匠”，技術上的小修小補讓這座殘破的帝國大廈足足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危而不倒。
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長河中是短暫的，但是對於身處其中的人來說，已經繁衍生息了至少三代。碰巧，在這半個多世紀中，有一個女性一直充當著差強人意的掌舵者角色，此人便是慈禧太后。
1894年之前，慈禧太后在中世紀的霉味和聲色中享受並煎熬著。慈禧太后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角色。
“同治中興“在後人眼中不過是無稽笑談，再經甲午戰爭和庚子之變，洋務自強運動的有限成果被一再消耗，最終消耗一空，曾經亞洲最大的聯合企業—漢陽鐵廠舉步維艱，曾經亞洲最大的艦隊—北洋海軍灰飛煙滅，曾幾何時，它們都被西方進步人士視為中國覺醒的大標誌。洋務運動破產之後，清王朝陷入進新的歷史漩渦—它已經到了再不推行深度變革便不能再維持基本生存的地步。
實際上，清王朝本來可以更加從容些，但是，在庚子之前的六十年間，它卻一次又一次拱手將歷史的機遇還給歷史本身，親手把革命的怒火在千百萬準革命者的胸腔中點燃。
序言
本書得以再版並作修訂，適逢辛亥革命發生100周年。
武昌起義之後不到三個月，即1912年1月2日，張謇即被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任命為實業總長，第二天，他與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進行了一番坦誠交流，在當天的日記中張騫這樣寫到︰“與孫中山談政策，未知涯畔”。孫中山這個以“革命救國”為己任的革命家，素有在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極權帝國實現“民主、民權、民生”的夙願，民元之前他發動十次起義，屢敗屢戰，百折不撓。張謇這個以“實業救國”為畢生追求的實業家，也有自己的“三民主義”——“育民、濟民、富民”，他從體制內毅然走到體制外，從事工商投資。他們都對自己國家愛得深沉，愛得惆帳。
與此同時，張謇與清末民初政壇大佬袁世凱有超過十五年的深度交往，袁世凱的缺陷和能力他都心知肚明，最終，張謇決定再一次支持袁世凱。1913年10月，袁世凱在北京被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十三年之後，張謇卻在一次飽含深情的演講中這樣說道︰“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過一朝一姓之變革而已，不足為異。孫中山之革命，則為國體之改革，與一朝一姓之變革迥然不同。所以孫中山不但為手創民國之元勛，且為中國及東亞歷史上之一大人物。”
而對於袁世凱的悲劇性結尾，張謇不無遺憾︰“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
張謇的前後態度是不是矛盾的？袁世凱騙得了張謇嗎？
應該說上述三人都是近代中國一等一的大人物，三人之間的相互折服、相互切磋，絕不是智商高低或品格高下這些因素博弈的結果，三個人之間大妥協、大離散、大愛恨的背後，有辛亥前後中國的“大勢”在起決定作用。
只有將具體的人、具體的事，剝去他（它）被後人強加上去的神聖或卑鄙外衣，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才有討論的前提和研究的意義。當然，所謂“歷史的真相”，永遠都是相對的，永遠受限於觀察角度和現存歷史材料。
對於辛亥革命這場中國式大革命，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如此評價︰“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清朝打倒了以後，我們固然掃除了一種民族復興的障礙，但是等到我們要建設新國家的時候，我們又與民族內在的各種障礙面對面了。”對於這樣的經典評價，本不該再贅言，但還是有必要說一句︰不要小看了“這是革命惟一的成績”這句話的份量。一個存續長達267年的統一政權，自有它存續如此長久的諸多支撐因素，推倒它，何其難？
中國人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之時，就在亞洲第一個開創出民主共和政體，儘管這個古老的國度依舊面臨諸多難題，儘管共和制度在此後的存續中歷經坎坷，但是即使如“竊國者”袁世凱，如混戰中的軍閥，也少有公然向“憲政”——現代政治的精魂所在挑釁的人。究其原因，就因為民主自由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是20世紀初期中國精英階層的最基本共識。辛亥革命的發生，使得中國政治歷程進入到鞏固民主共和的大時代。
辛亥革命的發生，伴隨著一個大帝國的崩塌。清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正統王朝，如果算上它入關前的存在時間，竟是中國自秦之後的家天下王朝中以不間斷的方式存續時間最長的一個朝代。當然，這一點絲毫不能說明它的制度水平和文明程度比其他朝代更具優越性，恰恰相反，如果用現代眼光來看，這個王朝在很多方面走進歷史死胡同之後更是登峰造極、錯上加錯。但有一點卻是爭議不大的，那就是它的“穩定性”更勝一籌。此外，直接導致這個王朝結束的方式也跟別的朝代大不一樣，前朝或亡於藩鎮割據，或亡於農民起義，或亡於外敵入侵。清王朝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地方督撫的強勢掘起，存續長達七十年之久，這不是一句“苟延殘喘”就能解釋得通的，所謂“僵而不死”也有悖於常識。
晚清七十年，清政府無論情願或不情願，都必須去應對這樣一個時代命題:應對變局。其實身處絕境的清王朝無時不在變化——在不同領域，步伐或大或小，它變革的最大動力來源於王朝存亡的壓力，這就是它能在七十年間艱難應對多重激烈矛盾的根本原因。但是它變革得並不及時，它被內外矛盾打擊得千瘡百孔，但它在四萬萬臣民中總能選拔出優秀的“裱糊匠”，技術上的小修小補讓這座殘破的帝國大廈足足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危而不倒。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長河中是短暫的，但是對於身處其中的人來說，已經繁衍生息了至少三代。踫巧，在這半個多世紀中，有一個女性一直充當著差強人意的掌舵者角色，此人便是慈喜太后。1894年之前，慈喜太后在中世紀的霉味和聲色中享受並煎熬著。慈喜太后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角色。
“同治中興“在後人眼中不過是無稽笑談，再經甲午戰爭和庚子之變，洋務自強運動的有限成果被一再消耗，最終消耗一空，曾經亞洲最大的聯合企業——漢陽鐵廠舉步維艱，曾經亞洲最大的艦隊——北洋海軍灰飛煙滅，曾幾何時，它們都被西方進步人士視為中國覺醒的大標誌。洋務運動破產之後，清王朝陷入進新的歷史漩渦——它已經到了再不推行深度變革便不能再維持基本生存的地步。
實際上，清王朝本來可以更加從容些，但是，在庚子之前的六十年間，它卻一次又一次拱手將歷史的機遇還給歷史本身，親手把革命的怒火在千百萬準革命者的胸腔中點燃。
完全是由於地理因素而非認知力，決定了中國人在18世紀之後的急劇衰落，但是一旦中國人有機會開眼看世界，其中就從來不缺乏對世界最先進、最進步觀念的感受者和推崇者。
戊戌政變之後，洋務經濟改革實際上還在被推行，因為帝國運行需要賦稅，賦稅來源越來越依賴於工商業，庚子國難才是這場運動徹底破產的真正標誌。在清王朝最後十年所推行的新政改革期間，開明者不勝枚舉，決定他們是否開明的，不是階級之分，不是族群之分，不是地理之分，而是信息，只要信息掌握得足夠豐富、足夠多維，輔之以人類的最基本的常識判斷，即使智力再平常不過的人，都可以成為先行者和先知者。
1906年下半年，考察日、美、歐政治經濟的五大臣考察團成員先後歸國。
戴鴻慈和端方這兩位出訪官員，一為漢臣，一為滿人，在8月26日聯名向慈喜太后提交了這樣一道奏摺——《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明確提出六項基本主張︰（一）建設“法制”國家，“舉國臣民立於同等法制之下，以破除一切畛域”；（二）“國事采決公論”，在中央和地方設立準議會機構；（三）“集中外之長，以謀國家與人民之安全發達”，在學術、教育、法律、制度等方面，全方位學習外國之長；（四）“明官府之體制”，將宮廷與政府劃清界限，皇室經費與國家經費明確分開．（五）“定中央與地方之許可權”，並先試行地方自治︰（六）“公布國用及諸政務”，籌備在財政上實行透明化及預算決算體制。並認為此六項應“宣示天下，以定國是，約於十五年至二十年，頒布憲法，召議員，開國會，實行一切立憲制度”。
同一天，皇族載澤也上密折，條陳“立憲”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如果該國策有條件被推行，統治階級求長治久安的政治目的與普通百姓的身家利害並無衝突。
針對立憲反對派所說的人民知識程度不足，不宜行憲的問題，載澤遣“不知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在這裡，他認為所謂“人民程度不足”，只能說明立憲需要做準備工作，但並不意味著這項改革就不去做；針對“立憲利漢不利於滿”反動自私言論，載澤赫然反駁︰“今列強逼迫，合中國全體之力尚不足以御之，豈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至於計較滿漢之差缺，競爭權力之多寡，則所見甚卑，不知大體者也”，“不為國家建萬年久長之祚，而為滿人謀一人一家之私有”，“忠於謀國者決不出此”。
慈喜太后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其實是出自流亡日本的立憲派巨擘梁啓超之手。1906年，梁啓超已經因戊戌政變被迫流亡長達八年之久，但是朝廷重臣端方等人卻主動聯繫他。
這兩份重要的歷史文獻就是日後“清末預備立憲”的最初理論創製來源。
1906年秋天，由北洋官報局印刷的官方出版物《立憲綱要》，從法理上進行深入分析，論述大清“臣民”應具有三種權利︰一為請求國家行為之權，即有權利要求國家做什麽，比如受理訴訟；二為請求國家不行為之權，即凡是法律所許可的範圍內，國家不得侵犯干涉，書中列舉了居住移轉權、身體自主權（非依法律不受逮捕、審問、處罰）、住所安全權（未經本人許諾，不得侵入其住宅及妄行搜尋）、書信秘密權、所有權之不可侵權、信教自主權、意思發表之自主權（有言論著作印行之自主）、集會結社之自主權、請願之自主權等權利；三為參與國家政務之權，如選舉、從政、服兵役等權利。此書還對憲法的真諦進行了凝鍊而精準的概括︰“蓋憲法之精神，全在保護人民之權利。”
作為一份官方出版物，對當時敏感問題的討論程度如此之深入、精神如此之超前，需要氣魄，更需要政治遠見和政治道德。其中的部分內容，也被後來的《欽定憲法大綱》所採用。
1907年，清政府開始改官制、行地方自治、設定地方準議會機構咨議局，1908年，正式頒布《欽定憲法大綱》。
“皇位永固”是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所追求的終極目的，它試圖效法德日，不效法英美。但是不應忘記，《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之後，臣民權利是多與少的問題，此前，是有沒有的問題。這就是憲政的“雙刃劍”效果，它在限制皇權的同時，必定釋放民權，而這一點，在中國兩千多年極權統治歷史上，聞所未聞。
民眾的積極性一旦被釋放，新政改革就可以取得相應的成績，據近年來的學者研究，新政成績主要表現有三︰
（一）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新政中後期，清政府基本上克服了“從前各省設局廠，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每因章程未善，難免有牽掣抑勒等弊，致使群情疑阻”的老問題，鼓勵、支持民間投資和創業，北京多次下發上諭，命各省“一概仔細恤商”，“飭行保商之舉”，甚至由官方出面組織企業考察團赴海外考察農工商業、引導辦理勸業場、參加世博會，形成“民之投資於實業者若鶩”的積極景象，袁偉時甚至認為，新政時期的最大成就是經濟自由；
（二）新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據統計，清末傳統士紳為144萬人，而1912年新式學生為其兩倍以上，這表明了知識分子結構的變化和重心的轉移；
（三）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廣泛傳播，比如憲政已經成為經營層的基本公識；比如自由的價值在中國的土地上第一次被認知，新政時期，自由結社、成立政治團體已屬合法行為，並在事實上出現了不同派別的準政黨組織，報紙批評政府甚至皇室巳司空見慣。政治參與本身就是發展的目標之一，缺此無以談發展，這便是清末部分性釋放民權、擴大政治參與的又一積極意義所在。
《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這三部大法分別在程式法和實體法領域為中國現代法律體系的確立奠定了基礎，這些基本法律略加刪改後繼續為中華民國新政權服務，說明它在司法精神上已經具備了現代性。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佩雷菲特曾有這樣的判斷︰“中國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幾次很快就失敗了的嘗試，它拒絕謙虛地向外國學習。只有中國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來自外部。一切好的東西則來自自己。”很顯然，清末新政是其中的一次例外。
清末新政畢竟使得“單純的封建專制制度已不存在，民主政治及有關法律有些在試行，有些在準備和確立之中，整個政治制度正在向資本主義近代化演變邁進。”
當時中國社會共形成三種重要政治力量︰一是清政府權力核心，儘管其統治根基受到動搖，但仍執掌政權；二是以官方成員載澤、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在野人士梁啓超、張謇等為代表的立憲派，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後，當年的戊戌黨人已經基本得到平反（康梁二人除外），實際上，梁啓超是這批人的精神旗幟，影響巨大；三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孫中山早在1894年就成立興中會，走上了越來越堅定的反清革命之路。
孫中山等革命派人士對新政從來不寄予希望，他指出︰“自義和團戰爭以來，許多人為滿清政府偶而發布的改革詔旨所迷惑，便相信那個政府已開始看到時代的徵兆，其本身已開始改革以便使國家進步。他們不知道，那些詔旨只不過是專門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而已。”革命，一直不是孫中山一個人的戰鬥。
清末新政為何最終輸給辛亥革命？
首先，嚴重的經濟困難是造成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前期洋務運動的經濟建設並不是沒有取得任何成績，但是成績不大，教訓不少，並且在與日本的競爭中完全敗下陣來。在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破產的邊緣，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改革運動發生了，那便是戊戌變法之前一段短暫時光，但是政治的有限鬆動立即迎來頑固派的強勢反撲，在外國強權的壓力下，中國人和西方人一起釀出了辛丑悲劇。前有甲午之辱，後有辛丑之變，使得清政府陷入“天下之財，悉應賠款”的艱難境地。雖然新政後數年，官方投資很快超越了洋務運動三十年國家投資的總額，雖然新政十年中國民族經濟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一戰期間，但是單薄的底子和政策的連續失效使清政府“不但未能蒐集到改革所需的資財，反而激發了民眾對清廷和憲政改革的牴觸情緒。”
再者，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沒有從新政中受惠，在周錫瑞的專著中有這樣的數據統計︰“十九世紀最後幾年和二十世紀最初幾年，是中國主要城市迅速發展成長的時期，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以3.5%～9.8%的年增長率增長，它大大超過了0.4%～0.5%的人口每年增長率”。但與此同時，大多數臣民的貧窮程度在惡化，清末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甚至一直沒有恢復到1840年之前。
第三，“新政”期間整飭吏治工作也完全失敗，貪官污吏更加肆虐，慶親王奕勖是一個很典型的角色，慈喜太后對他放心、倚重他，不在乎他貪污腐化，只在乎他的忠心耿耿。此外，地方官員借調查戶口、辦學、練軍、設定咨議局等新政措施，從中盤剝，甚至激起流血民變，基層官員的濫政，“既增添了‘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第四，統治者不肯讓渡權力，反而進一步收攏權力導致精英階層離心離德。嚴復有這樣一段評論︰“十多年前，先有普魯士亨利親王，後有一名日本軍官向滿族王公們建議，中華帝國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其次，將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室中央政府。滿族王公們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無所作為。誰能說這些建議是錯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兩位先生都不知道，他們恰好將一件鋒利的武器給小孩玩耍，或拿一塊馬錢子鹼當補藥給嬰兒吮吸。”從根本上來說，1908年之後，清末皇族這種濫權行為源於專制政府的自私和不安，但是歷史上並不是沒有發生過舊體制中的統治者識時務地讓渡權力的事件，這取決於統治者的素質，需要大智慧、大氣魄。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必定永垂於史冊，其後世家族也會成為被人民真正擁戴的黃金貴族。很遺憾，載灃也許是個溫和的父親，但他和他的同輩們擔當不了這個歷史大角色。
第五，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外國列強勢力的干涉，也是導致清末社會崩盤的一個重要因素，它們套在清政府頭上的枷鎖，同時也是強加給四萬萬中華民族同胞身上的枷鎖。
最後一點，也是最為根本的一點:對於清政府來說，它的新政變革錯過了最佳時機，各種社會矛盾已經到達一觸印發的地步，不要說載灃等後期主政者頻頻失策，無論他們再真誠、再讓步，改革也不能有序展開，朝著既定的方向推進，因為清政府在前六十年的時間裡都沒有給中華民族復興提供機遇，以革命黨為首的激烈反抗者便也不可能再給這個王朝存續的機會，最後翻船落水的是所有的人。內事不修，外事不舉。中華民族內部改革和蛻變的失敗，導致帝國主義的侵略更具備千載難逢的好機遇。
從洋務運動徹底失敗到辛亥革命發生的十年，也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十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真正的大時代，這一時代的魅力和價值，並非千萬雄師的血戰，而是立憲真假之爭。重視清王朝的最後十年，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肯定它的某些新政措施，並不是為一個已經消失在歷史煙塵中的末代王朝惋惜，而在於它是中華民族面臨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第一個進行全方位、多維度的自主改革的時期。
清末新政改良者沒有做到從根本上消弭革命的火種，火種藏於地下，蓄勢待發，清末新政最終輸給了辛亥革命，那時，連一向反對暴力革命的梁啓超也對自己的觀點作了修正︰“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牧草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鴣千里之勢。”
清末清政是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砍掉它，中國史、中國人就存在履歷斷檔；連上它，才能更好地讀懂中國。
作者
2011年3月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