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漢[解放後大同首任市委書記兼市長]:趙漢，原名王兆漢（1919年-1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經歷

早年時期

1927年起在高辛莊村讀小學。

1931年7月起在縣立第八高級國小讀書。

1934年7月至1937年7月在省立定縣第九中學讀書。在黨的教育影響下，開始參加抗日活動。1938年2月至4月參加定縣游擊隊，同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前的社會工作

1938年4月至11月任中共定北縣區委書記兼青年會主任。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任中共定北縣委宣傳部部長兼青委書記。

1939年2月至1940年4月任中共定北縣委組織部部長兼青委書記。

1940年4月至1942年1月擔任中共定北縣委書記兼縣議長。這期間，敵人抓走其9位親人，威脅和逼迫其投降，但不為所動，堅持鬥爭。

1942年1月至1943年9月任中共望定縣委書記兼縣支隊政治委員。

1942年6月任中共晉察冀區第三地委委員。

1943年被中共北嶽區委選派為出席黨的七大代表。

1943年10月赴延安，途中因病住晉綏後方醫院。

1944年4月到達延安，在中共中央黨校一部學習。參加整風運動。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負責研究晉察冀幹部工作，後任機要秘書。

1946年秋被派回晉察冀邊區工作。

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任中共雁北地委組織部部長。

194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晉察冀邊區第三地方委員會副書記兼冀晉軍區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7年11月至1948年11月任中共雁北分區地委書記兼北嶽軍區雁北軍分區政治委員。冒著生命危險赴山西大同與敵人談判，贏得大同市的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任大同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

1949年1月至9月任中共大同市委書記。

1949年2月至5月任大同市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解放後的社會工作

1949年4月至9月任大同市市長。

1949年12月至1951年4月任大同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主席。

1951年3月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歷任辦公室主任、辦公廳主任、秘書長。

1960年9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主要成就

1962年主持起草《關於黨的組織工作的若干經驗教訓》，總結黨的建設與經濟工作的結合、提高幹部質量等經驗。1963年在福建調查後，提出培養選拔新生力量的問題，並在《人民日報》發表《積極地培養和大膽地提拔新生力量》的文章，提出培養新生力量是黨的一項戰略任務等觀點。1965年率先提出提拔青年幹部到領導崗位任職。著有《談談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一書。

人物事件

學生時代的趙漢，先後就讀於河北省立第九、第六中學。學校里他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他一面如饑似渴地讀書，一面積極探求革命真理。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本縣早期共產黨員李濟寰、李光宇等人的影響和啟發下，棄學從戎，投身於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2月，他參加定縣抗日游擊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年他在日記中這樣寫到“這是我生命史上光榮的記載……”從此，他全身心地投身到革命鬥爭最前列。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兄弟姐妹們亦相繼參加了革命工作。這一時期，他先後擔任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等職，在黨的領導下同敵人作殊死的戰鬥。1940年4月在他擔任中共定北縣委書記兼游擊隊政委時，準確靈活地運用革命的“三大法寶”，抓好黨的建設，鞏固發展黨的基層組織。要求各部門認真做好本職工作，注重培養和吸收先進分子入黨。同時，大力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晉察冀邊區行署制訂的“雙十綱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其兼任縣參議會議長階段，認真貫徹“二五減租”合理負擔等政策，切實保護了當地老百姓的合法權益，加深了黨同人民民眾的魚水之情，鼓舞了抗日民眾的鬥志，使一批批青壯年踴躍報名參軍，為堅持敵後游擊戰爭，沉重打擊敵寇做出了積極貢獻。1942年初，他改任中共望定縣委書記後，帶領全縣人民配合正規部隊成功地粉碎了敵偽軍瘋狂發動的“三一八大合擊”、“五一大掃蕩”，堅定了廣大人民民眾抗擊敵寇的必勝信念。為表彰他在抗敵鬥爭中的突出表現，1943年秋區黨委特指定他為中共七大代表，遂於同年10月間在聶榮臻將軍帶領下經晉綏解放區赴延安。

1945年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隆重舉行，他作為547名正式代表之一光榮出席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召開的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盛會。會後，組織上安排他留延安任中組部幹部科科長，負責華北地區幹部的調配工作。8月任中組部安子文副部長的政治秘書。翌年10月中組部派他到冀晉區黨委了解張家口退下來幹部的安置工作。完成任務後，他再三要求要到對敵鬥爭最艱苦的地方去磨練，經組織同意，他留在了冀晉區任雁北地委組織部長。1947年5月因工作需要改任晉察冀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7月，再度轉戰晉北地區任晉察冀雁北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期間，他組織指揮了解放廣靈、應縣、天鎮、陽高等戰役。1948年11月中共北嶽區黨委決定由他擔任新組建的中共大同市委書記兼軍管會副主任，準備解放大同城。隨後他按照黨的指示在山西渾源縣召集會議，選拔了269名幹部進行文化理論和城市政策學習，積極籌備入城的各項工作。他還親自給大家授課、做時事報告。與此同時，他派出部分幹部進行圍城政治攻勢和支前工作。在他參與撰寫的《告大同各界人士書》中明確指出：“晉北重鎮大同的解放已迫在眉睫，解放後即為人民所有，因此我們對解放後的大同是採取保護和建設的方針。”

1948年12月初，他與解放軍圍城部隊司令員王平以北嶽軍區名義，給國民黨大同守軍指揮官於鎮河、275師師長田尚志等人寫信，敦促其認清形勢，採取明智選擇，出城與解放軍代表洽商和平解決大同事宜。另一方面派出城、敵工幹部進一步摸清城內地形，收集守軍兵力部署、城防工事等情報，兼以散發傳單、宣傳品、向對方陣地喊話、釋放被俘人員等形式，展開全方位的政治攻勢，瓦解大同守軍。導致國民黨守城官兵軍心浮動、士氣沮喪、方寸大亂，數日裡開小差的，以整連、排建制向解放軍投誠的，臨陣脫逃的不計其數。1949年2月大同市警備司令部組建，他兼任政委。4月兼任大同市市長。其間他親自擬定《入城工作計畫》和《入城工作守則》，詳細穩妥地制定接收方略。

這一時期，他為了早日贏得大同和平解放，殫精竭慮、日夜操勞，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在城東駕遇造、陳家莊、三十里舖等地與國民黨大同軍政要員於鎮河、孟祥祉、田尚志等人接談。談判中他機智果敢、鬥智鬥勇，把握方針、有理有節，迫使國民黨大同軍政當局在人民解放軍強大的軍事壓力和政治攻勢面前，認清了形勢，遂於1949年4月29日上午9時到大同縣西墳村與解放軍代表正式簽訂和平解放大同協定書，最終實現了雲中古城免遭兵燹，人民免於塗炭的和平移交方式。4月30日解放軍集中北關作入城準備。5月1日解放軍入城接管政權，城內國民黨軍隊全部放下武器開赴指定地點聽候改編。5月2日人民解放軍舉行盛大入城式，大同各界載歌載舞夾道歡呼，美麗的晉北軍事重鎮古城大同從此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大同解放後，他代表大同市委、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公字號布告，闡明黨的方針、政策。同時集中精力整頓治安、搜捕敵特、肅清匪患、禁賭、禁娼、禁毒，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步驟維護社會穩定，鞏固革命秩序。

1949年12月8日，察哈爾省大同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勝利召開，會上他當選為協商委員會主席。1951年3月奉調北京任中組部辦公室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1954年各中央局相繼撤消，他參加了向各部委選調幹部的工作。同時中央組織部幹部隊伍也得到了加強和充實。中組部辦公室改稱辦公廳後，他仍任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1956年任中央組織部秘書長、部務委員兼研究室主任。1960年任中組部副部長。1961年赴蘇聯學習。三年困難時期，他兩次重返大同，深入井下了解大同礦工的生產、生活情況。1964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前夕，他被提拔為中組部常務副部長。

犧牲情況

“文革”初期，他被誣陷成“黑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於1966年12月14日在北京被迫害致死，年僅47歲。

人物紀念

“四人幫”倒台後，黨組織給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戰友吟詩“傷時飲恨去，妖興國脈危，歷史終扭轉，九泉可展眉。”對他的英年早逝深感痛惜。1979年1月17日，中央組織部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宋任窮部長親自主持追悼會，對他革命的一生、為黨的事業奮鬥的一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人物評價

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勤奮學習、孜孜不倦。主持大同工作時，他邀請了許多優秀的黨外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參加人民政協，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參政議政、獻計獻策。調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前後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撰寫社論10餘篇。其中《談談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關於黨的組織工作的若干經驗教訓》、《關於黨的幹部政策的幾個問題》、《永遠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性》、《一件根本性的大事——談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問題》等都對指導黨內幹部的學習，強化幹部隊伍建設起過重要的作用，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肯定。2000年中華書局出版《大同市志》李大宏李大鈞\文，著作權所有，不得轉載，違者必究。

趙漢[解放後大同首任市委書記兼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