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作為最早使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經濟運行的中國學者之一,史正富教授優秀的學術背景和近20年投資公司的經營實踐,使他對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有著與一般經濟學家不同的認識和見解,即跳出西方經濟學的範式,自主建構基於中國經驗的理論體系,《超常增長》即是作者創造性解釋中國成功經驗,探討中國未來道路的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成果。《超常增長》是國內少有的對中國經濟作70年長周期分析的原創著作,特別是書中對2013-2049年中國經濟成長前景的分析,有助於我們樹立對中國經濟未來的信心,增強對中國道路的自信。
內容提要
史正富編著的《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以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圍繞基於超常投資力與超常購買力之上的超常增長,對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增長與低波動進行了系統分析,認為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通過改革開放與自主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本書還研究預測了中國至21世紀中葉的經濟高速增長趨勢,提出了深化體制改革、打造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建立國家理財體系等建議和構想。
作為國內第一部系統分析至2049年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前景的原創著作,《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對於解答中國發展的種種疑問,進一步推動改革發展,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本書以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為研究對象,圍繞基於超常投資力與超常購買力之上的超常增長,對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高增長與低波動進行了系統分析,認為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根本原因在於通過改革開放與自主創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三維市場體制;本書還研究預測了中國至21世紀中葉的經濟高速增長趨勢,提出了深化體制改革、打造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建立國家理財體系等建議和構想。
作為國內第一部系統分析至2049年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前景的原創著作,本書對於解答中國發展的種種疑問,進一步推動改革發展,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目錄
引言
第一章超常規的中國經濟成長
一、超常增長率
二、超低的經濟波動
三、快速的消費增長與效率提升
四、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
五、中國克服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實踐
第二章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與超常投資力
一、競爭性地方政府與三維市場體制
二、地方投資激勵與投資水平
三、地方投資激勵的長期收益
第三章美聯儲與國際超常購買力
一、國際超常購買力的發生與成長
二、資產泡沫與消費赤字
三、產業外流與貿易赤字
四、財政赤字與美元過度發行
五、超常購買力的界限與危機
第四章中國經濟成長的新歷史階段
一、消費升級與產業升級
二、城鎮化
三、生態與環境
四、能源與資源
五、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
六、國防建設
七、積累、投資與消費
第五章新增長階段的超常增長
一、走向2049年的增長圖景
二、尋找內生的超常購買力
三、超常購買力的投放領域
四、打造國家發展戰略基金
第六章新增長階段的制度安排
一、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四大支柱
二、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比較優勢
三、中國三維市場體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四、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
附表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引言
第一章超常規的中國經濟成長
一、超常增長率10
二、超低的經濟波動15
三、快速的消費增長與效率提升23
四、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危機27
五、中國克服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實踐32
第二章中國特色市場經濟與超常投資力
一、競爭性地方政府與三維市場體制35
二、地方投資激勵與投資水平43
三、地方投資激勵的長期收益53
第三章美聯儲與國際超常購買力
一、國際超常購買力的發生與成長58
二、資產泡沫與消費赤字59
三、產業外流與貿易赤字62
四、財政赤字與美元過度發行65
五、超常購買力的界限與危機71
第四章中國經濟成長的新歷史階段
一、消費升級與產業升級75
二、城鎮化81
三、生態與環境82
四、能源與資源84
五、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97
六、國防建設100
七、積累、投資與消費102
第五章新增長階段的超常增長
一、走向2049年的增長圖景106
二、尋找內生的超常購買力112
三、超常購買力的投放領域115
四、打造國家發展戰略基金127
第六章新增長階段的制度安排
一、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四大支柱133
二、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比較優勢141
三、中國三維市場體制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151
四、中國三維市場體制的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164
附表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精彩片段
過去30多年,中國式超常增長創造了史無前例的“中國發展奇蹟”。回顧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增長奇蹟,究竟是曇花一現,還是中國為人類發展史貢獻的東方智慧?展望未來,這一超常增長能否持續,又如何持續呢?智者有言,如何解釋歷史,就決定了你如何選擇未來。因此,回答上述問題的關鍵首先在於回答中國發展奇蹟是如何產生的。
有人認為這歸因於壓低消費。過往34年,中國GDP中的消費占比約59%,投資占比約38%,相比常規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的消費占比低,投資占比高。然而,中國消費規模或消費水平的增長卻是令人驚異的。同一時期,中國的社會消費總額從1979年的2000多億元,上升到2011年的約23萬億元。以1990年不變價計,則年均增長率高達9.0%;按人均消費計算,年均增長約7.9%,在中等規模以上的國家中名列前茅。
有人認為這是依靠過度投資。如上所述,中國的投資率確實顯著高於西方已開發國家,也超出東亞其他儲蓄率較高的經濟體。但是,以資本產出比這一綜合指標來看,改革開放之初的10年,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為3.38,近10年達到3.95。橫向來看,這一數據並不高於一些已開發國家,如美國1965年到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更是達到22.64;日本從1980年到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達37.16。縱向來看,中國資本產出比雖然在提高,但並非過度投資所致,而是國家重型工業化和大規模城市化這一歷史進程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律的反映。隨著這一階段的深入和第三產業的成長,資本產出比將趨於穩定或微降。
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結果。的確,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保證了勞動力的有效供給,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成長貢獻巨大。但是,人口紅利同樣先後作用於日本、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亞洲各國,觀察這些國家,不難發現其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異,這意味著人口紅利並不必然導致經濟成長。
那么,中國式超常增長的根本原因何在?本書的回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包含了戰略性中央政府、競爭性地方政府和競爭性企業系統的三維市場體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戰略領導力、地方政府的發展推動力與企業的創新活力有機結合的新型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特徵性制度安排的形成與演進,標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34年的高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觀。說它是奇觀,不僅僅由於經濟增速快,更為要者,中國增長道路已經突破了目前已知的已開發國家工業化模式。
眾所周知,現代近200年來的國家工業化,是從英國發軔並率先完成的。此後擴展至歐陸以及美、加、澳、新;在亞洲,則是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形成了本質相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基本制度便是基於私有企業的市場經濟、基於政黨競爭的議會民主、基於立法博弈與程式公正的法治社會,以及基於國家(地區)利益的國際競爭。這一套制度架構之下的國家(地區)經濟發展,至今仍被廣泛接受為正統的、或者說是“正常”的“現代化”模式。
然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卻走出了一條與上述主流模式不同的發展道路。從增長速度、經濟周期、政府結構功能,到收入分配與財富的社會分布等重要方面,中國經驗都展現出與先發達各國不同的新特徵。如果把上述先已開發國家(地區)的發展模式作為“常規”的經濟成長,那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就是“超常規”的。
最先發現和論述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是林毅夫教授;不僅如此,他還從中提煉與逐步發展了“新結構經濟學”。①他提出一國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決定該國具有自生能力的優勢產業,故產業升級的前提是要素比較優勢的變遷;而比較優勢與優勢產業的發現與成長必須基於市場內的企業競爭,但也非常需要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優勢產業甄別、產業升級的促進與引導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應該說,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既揭示了諸多開發中國家盲目奉行“趕超戰略”的失敗教訓,也論證了市場經濟中政府實施發展政策的成功可能。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為理解中國發展經驗提供了現代經濟學的學術基礎。
但是,政府如何保證甄別出來的扶持產業真的是符合比較優勢、具有自生能力的產業呢?要解答這一問題,就必須理解經濟制度的運行。就中國而言,就是要解讀當下正在運行中的經濟制度。
對於中國當下經濟制度的運行,學術界的研究不多,這是因為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把它當做過渡性的臨時制度安排,並認為最終是要隨著改革的深人“轉型”成為某種西方常規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為數不多的研究中,旅美中國學者錢穎一教授與許成鋼教授率先提出過中國政府的M型結構理論,即中央政府統一政治領導下的地方分權結構,促成了中國非國有部門經濟及橫向市場聯繫的發展。②錢穎一教授後來又與史丹福大學的巴里·溫加斯特教授合作,將上述地方分權思想上升為“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制”,強調了將中央—地方權力劃分制度化的重要性。①但是,他們沒有正面解析中國政府M型結構或“經濟聯邦制”的實際運行過程。此後,若干學者就地方分權對經濟成長以及基礎設施發展、城鄉差距、官員晉升、財政支出方誌著中國已初步形成一種與西方常規市場經濟有著系統性差異的、新的經濟制度類型。
在這樣一個三維架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中的企業著力創新、謀求發展,是資源配置的微觀主體;競爭中的地方政府通過招商引資等多種方法構造了可持續的“投資激勵體系”,降低企業投資創業的投資成本,從而提高企業均衡投資水平,並通過提供類似“總部服務”的職能幫助企業突破部門官僚主義的障礙,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一方面總攬全局,把握髮展與穩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機,審時度勢地果斷融入全球分工體系,有效吸納了美國消費赤字、財政赤字、貿易赤字提供的“國際超常購買力”,從而為中國經濟高投資和高增長創造了額外的市場機會。
正是這樣一種中國體制產生的超強投資驅動力和國際市場的超常購買力,使中國的經濟成長得以避免常規市場經濟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在1994年後的20年中持續高位運行,創造出超常增長與超低波動並存的奇蹟。
當然,中國30多年的發展,是一個複雜的多面體。輝煌的背後也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所有者缺位與壟斷經營、收入差距過大與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規模過大、市場失序、官員腐敗、環境污染等。這些問題或是中國當前發展階段的伴生現象,或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內生結果。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決不可能通過進一步市場化,而只能訴諸政府行政改革。如果說前30多年改革的主題是解構計畫、創造市場的話,那么,下一輪改革的主題就是政府部門的組織變革和業務流程再造。
隨著改革的進一步完善,新的增長階段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制度基礎仍將有效運行,但是,國際超常購買力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將消失殆盡。長期來看,雖然消費升級、產業升級、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等預示著未來巨大的市場需求和發展空間,但它們只是市場經濟常態運行下的需求,對應的只是市場經濟的常規經濟成長。如要實現前述超常增長,則需要市場體系之外的某種第三方需求。過去,它是以美元超發為基礎的國際超常購買力;今後,有什麼類似的長期購買力可以替代它呢?問題的提出實際已經預示了問題的答案。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常規運行下,中國的儲蓄規模必然過大;另一方面,未來增長的供給方面存在著諸多約束,從能源保障、生態環境建設,到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等各個領域,都需要長期巨大的資金投入。相對自然環境良好的歐式等具體問題的影響,進行了統計實證研究,但也未真正涉及中國當下經濟制度如何實際運行這一主題。
張五常教授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書在這方面取得了關鍵性突破。根據張五常教授的理論,當下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基於地方競爭的分層契約制;由於地方為發展而競爭,地方政府實際上參與企業發展的引導激勵、土地投入以及支持服務等具體方面,因此政府從企業取得的財政收入中就有一部分不再是“稅”,而是經濟學意義上的“租”。對“稅”的最大化追逐意味著政府對市場運行的破壞,而對“租”的追求則會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場運行水平。顯然,這一理論為用現代經濟學方法解釋中國當下經濟制度的運行提供了全新範式。
本書承接張五常教授的理論貢獻,將對競爭性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主體這一關鍵事實加以進一步深入考察,試圖揭示它對政府行為方式、市場體系運行及巨觀經濟績效的影響機制。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說明中國經濟超常增長的制度支撐,同時也為林毅夫教授新結構經濟學中政府產業甄別問題提供有意義的微觀基礎。
中國經濟成長的超常規性可以從制度安排與經濟運行兩大角度分析。下文即從經濟運行的角度進行討論。
從經濟運行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呈現出兩大顯著特徵。
一是經濟成長率前所未有。一方面,高速經濟成長的時段已達34年,且多數經濟學家預測這樣的增長表現至少會延續到2030年。也就是說,經濟高速增長的時間跨度至少將達到50年以上。這一紀錄超過了迄今為止所有國家的增長紀錄。另一方面,在這34年的時間跨度內,中國達到的經濟成長率最高。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1978-2011年的34年中,國內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長率為9.98%,人均GDP增長率達8.80%。①即使被世界銀行稱為“奇蹟”的日本及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它們的經濟成長率也未達到中國的高度。②P6-9美國家而言,這是打造國家基礎資產所必需的“額外投資”;相對國民幸福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目標而言,這是構造和諧社會必需的基礎工程。可見,實現未來超常增長的關鍵,在於尋找到能使過度儲蓄與額外投資相聯結的恰當機制,從而使兩方面的難題同時解決。
為此,設立綜合性的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就不失為一種選擇,即實施對生態資產與戰略性資源的長期投資,在為常規市場運行注入超常購買力的同時,建設並永續運營國家戰略性基礎資產。這是本書提出的關鍵構想。可以說,對生態建設、國土整治、能源資源、人力資本等戰略性瓶頸要素的投入,即這些作為超常購買力出現的投資並不是可有可無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國長期發展與人民長期福祉所必需的戰略性基礎工程;只要運作正常,它極有可能成為回報較好的長期投資。
可以充分預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百年華誕之時,在GDP總量和人均GDP上,中國都將成為世界領先國家。屆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在全球範圍的制度競爭中,顯示出巨大的制度優勢;作為有別於西方經典模式的發展道路,它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礎時,也為人類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案,從而為世界範圍的文明和制度多樣性貢獻出中國智慧。有了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中國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穩、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