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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深入進行，我們的改革目標很明確：一是放棄過去那種完全的計畫經濟模式，二是逐漸引入已開發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實際上計畫經濟模式中反映的是一套實物關係，只不過資源配置的方式是國家的計畫，而不是瓦爾拉斯式的市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羅認為在完全信息下，計畫和市場是完全替代的。而市場經濟模式中，經濟關係不是一套實物關係，而是一套貨幣關係。這套關係的本質特徵是：企業用貨幣購買生產要素和原材料生產商品，再用商品獲取貨幣，並在這種交換中獲得利潤；企業對未來的貨幣利潤預期決定著企業的投資行為以及產出和就業數量，而企業的利潤預期又取決於一國特有的貨幣金融關係。要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就要有一種分析市場經濟中貨幣經濟關係的理論。這一理論的特徵應該是分析貨幣經濟中的總量關係，而不是分析實物經濟的交換關係（以物易物）。我們在實踐上不得不參照已開發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的同時，在理論上會不知不覺的參照它們的理論，因為常識告訴我們至少這些理論的經驗背景是市場經濟的貨幣關係。但是這種常識會使我們陷於一種誤區，就是盲目的不加批判地接受他們的理論，而殊不知他們的主流貨幣理論揭示的恰恰不是貨幣經濟關係，而是一套實物經濟關係。原因是他們的理論家不願放棄對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信仰。通過本文的研究，作者希望能揭示西方主流貨幣理論的真面目，展示其內在的邏輯，為中國貨幣理論的發展，提供一些經驗和借鑑。
貨幣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貨幣經濟中巨觀總量的關係，因此又可以稱之為總量理論。這種經濟的根本特徵是以資本雇用勞動而不是勞動雇用資本為基礎，而且資本運動的目的是獲得以貨幣衡量的利潤，利潤是資本主義貨幣經濟存在的關鍵，也是資本雇用勞動這種經濟關係得以存在並不停複製自己的關鍵。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部總量關係的運動都以資本運動的目的為核心。只有牢記這一點，才能正確把握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運動規律。
正是以上特徵使資本主義總量關係表現為貨幣金融關係，而不是實物關係或技術關係。經濟體系的各種總量（消費、投資、資本、工資、利潤、國民收入等）都是以名義貨幣（而不是實物單位）來加總的。在此不存在貨幣的中性問題，或者說這種爭論毫無意義，因為貨幣關係是資本主義總量關係的本質。談論貨幣中性就意味著在人們的頭腦中，存在與貨幣經濟關係相對應的實物經濟關係，而這種對應僅僅是現實造成的一種假相，人們只是被這種假相蒙蔽了。
本文就是要揭示凱恩斯作為一個清醒者是如何掙扎著擺脫“蒙蔽”，而新古典理論家在這種“蒙蔽”中是如何建構並演繹其總量理論的。因此本文的研究內容帶有比較的性質，即比較凱恩斯的總量理論和新古典的總量理論，通過比較，揭示主流貨幣理論的邏輯真面目。在本文中，作者把新古典總量理論定義為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為基礎的主流的貨幣理論，具體說包括新古典綜合、貨幣主義、新貨幣經濟學、非瓦爾拉斯均衡理論和新古典總量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
現代總量理論開始於凱恩斯，新古典總量理論是在闡釋凱恩斯理論的過程中發展的。本文是在梳理總量理論的內在邏輯中展開的，通過比較研究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新古典的總量論實際背離了凱恩斯的本意，凱恩斯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貨幣經濟關係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實物關係 。本文共分六章，是按照以下的邏輯框架展開的：
第一章介紹凱恩斯的總量理論。雖然凱恩斯的總量理論存在一個演變的過程，但是有兩點是肯定的：一、凱恩斯始終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貨幣經濟關係而不是實物關係的運行規律，在凱恩斯的理論中不存在貨幣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兩分法，總量與相對價格都是就貨幣關係而言；二、在這種關係中他始終強調各種經濟主體尤其是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獨特角色，因為他們追逐貨幣利潤的動機和未來利潤預期對經濟活動起著支配性影響。以上兩點是從根本上區別於新古典的。正如上文所說，為保證貨幣長期中性，新古典總量理論總是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貨幣與實物的兩分；在新古典理論中，各種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和影響是相同的，資本主義貨幣關係的本質特徵不存在了。通過對具體理論內容的研究，我們能夠得出上述結論。
在本章的第一節詳細展示了從《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到《通論》，凱恩斯物價理論的演進。凱恩斯的物價理論不僅要說明物價的決定和波動機制，而且要以此為線索說明在資本主義貨幣經濟關係中產出和就業的決定與波動機制。在《貨幣改革論》中凱恩斯強調物價水平的穩定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認為物價波動影響儲蓄和投資的均衡，阻礙充分就業的實現。總量對相對價格的影響是通過影響企業家和儲蓄者的貨幣收益進而影響其儲蓄和投資行為而達到的。在《貨幣改革論》中，凱恩斯已經看到了在資本主義貨幣關係中產生失業的可能。在《貨幣論》中相對價格開始影響總量，凱恩斯是在這種過程中揭示資本主義經濟波動的根源。在他看來企業家的逐利動機及貨幣利潤的存在是使儲蓄和投資不相等，產出、就業和物價波動的決定因素，而貨幣利潤的存在是由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體系產生的。在《貨幣論》，凱恩斯提出了移動均衡的分析方法，把總產出分為消費品和投資品，並根據這兩類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分析貨幣收入和價格的變化，否定了資本主義自動達於充分就業均衡趨勢。在《貨幣論》中凱恩斯已經初步建立了貨幣經濟一般均衡的理論，它有別於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只是缺少對產出和就業決定機制的的深入研究。這種工作是在《通論》中完成的，凱恩斯最終建立了解釋產出、就業、物價的一般總量理論。
第二節、第三節和第四節主要是論述凱恩斯《通論》中的貨幣、利息和有效需求理論。凱恩斯以貨幣的利息率理論為基礎，通過貨幣利率和資本邊際效率的比較，建立了自己的獨特的相對價格理論，並以此提出解釋產出、就業的總量波動的有效需求原理。在《通論》中，凱恩斯繼承並發展了《貨幣改革論》和《貨幣論》中對企業家行為的分析，再次強調企業家的行為對資本主義貨幣經濟活動的支配作用。在這裡企業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企業家，而是置身於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關係之中，進行貨幣成本－收益核算的企業家。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關係（即貨幣、利潤、工資、利息、資產價格、儲蓄、投資、消費、就業和產出的關係）的本質特徵集中體現在企業家的投資決策中。然而在新古典的總量理論中，卻看不到企業家這種角色。
《通論》的核心思想是否定薩伊定律在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關係中的有效性，並用有效需求原理取代它。在早期的《通論》草稿中，凱恩斯認為薩伊定律只適用於物物交換（即貨幣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產（co－operative）和實際工資（real－wage）的經濟，他認為物物交換或合作生產的非貨幣經濟類似一種集體經濟（collective economy），在這種經濟中，分配給生產要素的總產出的份額是預先決定的.這種經濟中使用貨幣作為分配產出的工具，但是經濟目標不是最大化貨幣收益。在這種經濟環境中，所有的工人將會被雇用，只要他們產出的效用超過他們勞動的邊際負效用。換句話說，薩伊定律在合作經濟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套用於貨幣經濟中，因為在這種經濟中，企業貨幣利潤最大化的決策未必導致充分就業，或者說充分就業的產出對於企業來說未必帶來最大的貨幣利潤。因此這種經濟內在地缺少足夠的動力推動企業雇用工人以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也就是說，在凱恩斯看來，資本主義特定的貨幣金融關係使企業家扮演了薩伊定律的否定者，實際上是企業家的投資行為使投資需求不足進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企業家的投資行為決定於貨幣金融體系。
凱恩斯是通過資本邊際效率和利率的比較來說明投資不足的。資本邊際效率主要決定於企業家未來的預期利潤，而受貨幣金融環境，尤其是金融投機的影響，預期是不穩定的；同時流動偏好理論揭示了在資本主義貨幣經濟中長期利率存在下降剛性，利率決定機制是在貨幣－債券的兩資產模型中探討的。這樣不穩定的資本邊際效率和穩定的利率是企業家投資不足進而有效需求不足和出現非自願失業的根源。
凱恩斯的方法本質上是動態的，他所描述的經濟活動處於歷史時間中，經濟主體的預期受不確定性支配。經濟活動的這種特徵不能在靜態和比較靜態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和馬歇爾局部均衡的框架中進行分析，凱恩斯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傳統分析方法的局限，這點在比較他的資本邊際效率概念和新古典的資本邊際效率的概念中表現出來。但是由於他的移動均衡分析方法的不完善，並沒有徹底擺脫傳統靜態分析的局限（比如，繼承了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並把它和邊際分析法套用於巨觀總量分析），使他的理論也存在各種邏輯困難，並為新古典的復辟提供了理論線索。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剖析新古典綜合模型的內在邏輯，就新古典綜合理論本身的邏輯結構，理論界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解釋，因為這種綜合不是一個人的工作，希克斯、漢森、帕廷金、薩繆爾森、莫迪利亞尼、索洛、弗里德曼、克萊因等等都為這種綜合做出了貢獻，但是他們的理論並不完全一致。哈里斯認為新古典綜合有四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強調從個人效用最大化決策的基礎中得出巨觀經濟行為關係；第二個特點是在分析巨觀經濟均衡時，新古典綜合使用了價格具有伸縮性的假設，含義是價格對失衡的反應要比數量對失衡的反應快。第三個特點是關於貨幣中性的。哈里斯認為貨幣中性問題實際上涉及物物交易經濟與貨幣經濟之間有沒有本質差別的問題。但是，新古典綜合通過假設經濟的穩定狀態是充分就業並考察貨幣供給變動前後充分就業時的均衡價格水平與利率來分析貨幣中性問題。從而忽視了物物交易經濟與貨幣經濟之間的差別這一中心問題，忽視了貨幣經濟是否有充分就業趨勢的問題。最後，新古典綜合經濟學把瓦爾拉斯定理作為聯繫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物品市場和勞動市場的基本原則來建立他們的巨觀經濟模型。
哈里斯只是從一般意義上說明了新古典綜合的理論特點，沒有說明其邏輯特點，尤其是理論內在的邏輯矛盾。在本文第二章主要剖析了新古典綜合“實際”均衡系統。該系統是以總量生產函式為基礎的，為避免邏輯矛盾它必須是單一產品模型，模型中的一切變數都以單一產品來測度，因此該模型描述的是以物易物的經濟，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商品和勞務的交換是物物交換，這種交換不是實際上的買賣行為，而是有計畫的分配；因為貨幣經濟中的買賣存在買不來賣不出的問題，但是在新古典的模型中，分配取代了流通。這樣該模型不會產生有效需求問題，也不會出現非自願失業，貨幣、利率與投資支出對總需求的波動的決定作用不見了。該模型雖然以生產函式為基礎，但是並不存在實際的生產活動；由於以單一產品來測度變數，儲蓄、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區分、利率對投資的調節沒有意義，在凱恩斯理論中投資對產出的獨特作用，以及在此過程企業家的特殊角色都消失了。於是該模型出現了令人困惑的邏輯矛盾：由於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為分析方法，它原則要求沒有生產，因為瓦爾拉斯框架適合於存量商品的交換，但是模型的生產函式本身又表明產出是個因變數。
對新古典理論家來說，最大的困難是把貨幣和實際系統聯繫在一起，也就是他們如何處理貨幣中性和非中性問題。貨幣中性既與外生的貨幣供給假定有關，也與對政府干預的好惡有關。新古典理論家存在的困境是既想證明貨幣長期是中性的，又要說明貨幣影響實際經濟的過程，同時還要堅持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充分就業趨勢的信仰。在第三章我們通過系統剖析兩分法模型、實際餘額模型、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模型、財富效應模型進一步展現了新古典理論的內在邏輯，尤其突出新古典理論家處理貨幣時面臨的種種尷尬。帕廷金的實際餘額模型通過放棄齊次性假設解決了傳統兩分法的矛盾，但是不能保證所描述的是貨幣經濟；在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模型加進債券等非貨幣的金融資產，但是為保證貨幣中性，引起的流動偏好陷阱又使充分就業成為不可能，這意味著模型不存在穩定的均衡解；新古典理論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引進財富效應，但結果是貨幣是非中性的，名義變數和實際變數無法區分，不存在唯一與充分就業對應的均衡解。總之，新古典綜合的靜態模型要么服從邏輯的一致性，保持貨幣中性；要么表現出一種達不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趨勢，這兩者不能同時兼顧。換句話，如果模型要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解，考慮到名義貨幣供給，實際變數的價值將不會是唯一的。反之，考慮到貨幣供給的變化，在充分就業均衡時要使實際變數的價值是唯一的，邏輯的結果是充分就業均衡不會達到。新古典的總量理論之所以充滿矛盾，原因是在新古典理論家的頭腦中總存在“實際經濟”系統，貨幣金融系統只是它的附屬物。
第四章探討了新古典理論家如何將貨幣納入價值理論，並用價值理論的分析方法研究貨幣。希克斯的方法是用價值理論的邊際分析法處理貨幣，把貨幣作為存量資產，各種資產的預期收益充當價格的角色，以此套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並初步建立了現代資產選擇理論。但是希克斯沒有回答貨幣這種資產區別於其他資產的特質即為什麼只有貨幣能夠作為交易媒介而其他資產卻不能，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職能和其他職能（價值貯藏手段與記價單位）是什麼關係。希克斯在後來的文獻中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引起的問題是它分離了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和價值貯藏職能，而一種物品在充當交易媒介時不充當價值貯藏職能是不可能的 ，並且在他試圖用價值理論的分析方法分析貨幣時，放棄了價值理論的基本假定――最大化假定。
帕廷金的實際餘額模型遵循了價值理論的最大化假定，但是引發的問題就是上文所說的哈恩難題。繼實際餘額模型之後，克勞爾提出了貨幣先行約束模型，以克服帕廷金模型中貨幣與其他商品不能區分的缺點，克勞爾認為貨幣經濟的最重要特徵是貨幣購買商品，商品購買貨幣，但是商品不能購買商品，因此貨幣經濟中，只有貨幣是唯一可靠有效的購買力來源。由於買賣的分離，出售商品所獲得的貨幣收入不能在出售的同一時刻用於購買，因此，對商品的需求總價值在任何情況下不能超過交易者期初持有的貨幣數量。貨幣先行約束模型的問題是：1、貨幣本來是便利人們交易的，但是在這裡卻成了阻礙人們交易的因素；2、該模型所解釋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它不能解釋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信貸行為以及企業在未銷售商品時為什麼能夠雇用工人 。與貨幣先行模型強調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不同，薩繆爾森等人的疊代模型則強調貨幣的價值貯藏職能，及其在跨時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疊代模型的問題與希克斯相似，即分離了貨幣的兩種職能，而只強調一種。
上文的研究表明，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中是容不下貨幣的，更不要說去揭示資本主義的貨幣金融關係。最後，新古典理論家只有一條退路，就是回到兩分法，於是法馬提出了分離定理。他通過設計一個純粹的會計交易系統來取代瓦爾拉斯體系中拍賣人的角色，它不僅完全取消了作為媒介物的貨幣，而且銀行的作用實際也可有可無。在法馬看來貨幣的存在是政府管制的結果，如果沒有管制，貨幣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法馬把價值理論與貨幣理論相結合的方式是取消貨幣和貨幣理論。
在第五章探討了弗里德曼、布倫納、梅爾澤和托賓的存量－流量模型。如果一定要把貨幣納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只能把它當作一種資產，貨幣總量理論就成了資產選擇理論，但是由此引發的是存量－流量問題。弗里德曼的模型為了說明貨幣數量和一般價格水平以及名義貨幣收入的穩定因果關係，必須假定存在穩定的貨幣需求和外生的貨幣供給；同時他堅持認為長期存在貨幣經濟與實物經濟的兩分法，前者由貨幣數量論來解釋，後者由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來解釋。這樣標榜“貨幣重要”的弗里德曼實際上不是在揭示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關係，而只是提醒人們不要只注意兩分法世界的實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貨幣方面。重新回到兩分法，使弗里德曼沒能提供貨幣作用於實際經濟的詳細機制。於是布倫納和梅爾澤批評他缺少相對價格理論，並提出財富調整理論來彌補弗里德曼理論的缺陷。財富調整理論探討了貨幣、債券等存量變動對消費、投資、國民收入等流量的影響，但是流量對存量的影響仍然未予說明，原因是本質上該模型仍然是資產選擇理論。不能理清流量波動與存量調整的相互關係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來處理資產存量，時點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動，也無法處理流量對存量的影響。對待這個問題，托賓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帳戶和資本帳戶分開，然後探討資本帳戶的存量均衡問題，托賓把收入帳戶的變數視為外生的變數，即在假定產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價值的基礎上尋找資產存量市場的均衡。由此托賓提出關鍵性的行為假設，即支出決策和資產組合決策是相互獨立的，或財富積累決策和財富分配決策是相互分離的。這一假定叫“分離假定。”後來托賓認識到了分離假定的局限，在流量模型中，通過修改時間假定處理儲蓄流量和資產存量的關係。但是托賓可能沒有意識到修改後的均衡分析法已經不是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而是凱恩斯式的移動均衡。
第六章主要是研討非瓦爾拉斯均衡學派的總量理論。該學派的初衷是正確的闡釋和發展凱恩斯的理論，但是卻走向了它的反面。第一，凱恩斯的理論並不是一種非均衡的理論，而是一種失業均衡的理論；第二，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徹底否定了薩一定律，而克勞爾的雙重決策假說卻復辟了薩伊定律；第三，凱恩斯認為市場失靈是資本主義貨幣經濟關係決定的，而克勞爾、萊榮霍夫德等人卻把市場失靈歸於非完全信息等技術原因；第四、凱恩斯移動均衡理論本質上是反瓦爾拉斯均衡的，但是非瓦爾拉斯均衡學派卻在廣義上恢復了瓦爾拉斯均衡。第五、凱恩斯強調各種經濟主體在總量關係中的不同角色，尤其是企業家對總量波動的的支配作用。但是在非瓦爾拉斯均衡理論中，各種經濟主體的地位沒有不同，它揭示的不是資本主義的總量關係，而是一般意義上的總量關係。第六、凱恩斯是反對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的兩分法的，而在克勞爾的理論中兩分法又被找回，而且貨幣長期是中性的。總之，非瓦爾拉斯均衡的總量理論不是對凱恩斯理論的正確解釋，本質上它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凱恩斯的。
彼得.德魯克說:“當前的‘經濟學危機’乃是基本假定、範例、‘體系’的失敗，而不是這個或那個理論的失敗”。 這種危機與失敗表明在理論上把資本主義經濟世界劃分為實物經濟和貨幣經濟是錯誤的，更不能用研究實物經濟的靜態和比較靜態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來分析貨幣經濟中的動態總量關係，應該發展凱恩斯的動態分析方法，這種動態分析法不是在邏輯時間中分析經濟過程，而是在歷史時間中分析經濟過程。
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說到底是一套貨幣價值體系，表現為總量比例關係，這套比例關係與一國特定的貨幣金融體系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說，總量理論研究對象既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一般性是指研究市場經濟活動中總量運動的一般規律，而特殊性是指研究在一國特定的貨幣金融體系中，總量運動的獨特性。本文的比較研究是從一般性的角度進行的，特殊性要在以後的研究中繼續進行。
批判地繼承傳統的理論，是新理論發展的必由之路。批判新古典的總量理論並不是認為它的分析一無是處，而是明確它的方法所適用的範圍和條件，新古典靜態理論為人類生活勾勒了一副完美的靜止的圖畫，以之為參照，我們需要解決的是現實為什麼不完美，即“我們研究有關‘靜止’的規律，是為了弄清有關變化的規律” 。同時，總量理論的發展要借鑑和吸收馬克思和後凱恩斯主義貨幣理論的精華，尤其是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精華。在比較研究中，馬克思和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理論開闊了作者的視野，但是由於時間有限不能在一部論文中同時系統地研究。作者希望以後繼續進行相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