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學

然而袁天鵬卻因此明白，“羅伯特議事規則更強調是在一個決策的環境下使用”。 2006年初，袁天鵬正式著手翻譯《羅伯特議事規則》一書。 正是這個質問，讓袁天鵬知道“大海歸”孫中山曾經翻譯過《羅伯特議事規則》。

新鮮“議事學”
袁天鵬1998年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在中國電信工作了一年之後，1999年赴美留學阿拉斯加大學。在北郵，他曾任令人艷羨的學校學生會主席一職，養成關心公共事務的習慣，到阿拉斯加大學後，有意識地投身學生組織活動。一開始，袁天鵬加入學生活動中心，幫忙組織和開展活動。
一段時間後，袁天鵬發現學生活動中心只是一個執行機構，決策機構是另一個叫“學生議會（student Senate）”的學生組織，他很想進“權力中心”過把癮。只是學生議員的產生與國會議員的產生相似，由全體學生投票選舉產生，一年一選，但選舉期已過。巧的是，有一天學生活動中心向袁天鵬透露，有一名學生議員因故退出，他可以申請中期替補。
袁天鵬於是向學生議會提出申請，希望能在學生議會中代表國際學生，並順利地加入了學生議會。這是一個擁有近20名成員的學生組織，“官僚機構”有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一名秘書，主席和副主席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的產生，完全模仿美國國家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方法。袁天鵬等10多名學生議員作為學生的“民意代表”參與議事和決策。
作為決策機構，學生議會的運作方式就是開會，每個周日下午都有例會。學生議會最重要的決策是形成撥款法案，負責分配每年從每一個學生收取上來的大約10萬美元會費，包括學生活動中心在內的所有學生社團都可以向學生議會申請撥款。
初入學生議會，袁天鵬用“無所適從”來形容自己的尷尬，因為他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議事環境，學生議員則你一言我一語，“說說就投票了，一件事就這樣過去，然後下一件事情”，袁天鵬看著發獃了，“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主席不能發言，不能表決”。
“我當時很困惑。”當北郵學生會主席時，袁天鵬也管著一筆經費，雖然很少，而且怎么花也會開會議一議，但要他最後拍板才形成決議，可是在學生議會這裡，袁天鵬看到主席主持會議乾脆利索，除了分配發言權，主席也不說別的，議員表決後主席也只報告投票結果，從沒有拍板定奪一說。
袁天鵬不傻，他看得懂“主席的權力、權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限制著，以保證它的公正、中立”。他還注意到，有時主席對某一個議題特感興趣，忍不住發言，主席只好把主持會議的權力讓給副主席，然後再發言。令袁天鵬感到新鮮的還不止這些。
會議中，任何一個議員只要有一個提出motion（提議），如果再有一個人second（附議）一下，一個會議議題設定就啟動了，主席無權擱置，必須進入辯論階段並進行表決，從而得出贊成或否決的結果。
辯論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發言，“首先要取得發言權，舉手或者站起來喊一聲主席，請求主席分配發言權”。主席分配發言順序也不是隨意的，如果一個贊同者剛發言完畢，那么接下來的一次發言反對者就有優先權，“避免某一方幾個人連續發言，以壓倒性的優勢影響會場的氛圍，讓另一方不敢說話”。幾個月的親身參與後，袁天鵬發現這種會議模式“非常有魅力”。
“辯論必須充分進行，主席無權中途宣布進行表決，必須確定沒有人再說話了，才可以表決。或者，有成員覺得這個議題無需辯論或辯論時間太長了，有權提出Motion（提議）立刻表決，如果有人Second（附議），可對這個程式性的Motion 先進行表決，如果過半數得到通過，再對前面實質性的Motion進行表決。”
袁天鵬發現，在這種會議程式中，主席只乾一件事——維護程式，而議事者可以提議、附議、辯論和表決，每一個會議程式的進行離不開朱席的主持，卻不受主席左右，每一個議事者的權利都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這是程式民主最根本、最務實的細節建設。”袁天鵬豁然開朗。
在一年的學生議員任期內，袁天鵬提出過很多Motion，有的失敗了，例如他自薦競選學生議會派往一個全美學生會議的代表，可惜表決未獲通過；有的很成功，例如他替一個中國學生社團申請撥款資助其舉辦一台晚會，會議辯論認為此舉可以讓各國學生了解中國文化，很有意義，於是同意撥款。“但無論成功失敗，感覺都很著迷，因為在程式的保障下，你的意見能夠得到充分的表達和辯論。”袁天鵬如此形容自己的感受。那天，他去參加了晚會，看著各國學生津津有味地品嘗中國美食和觀賞中國曲藝節目，袁天鵬真真切切感受到作為一名學生議員的成就感。
值得一提的是，加入學生議會不久，秘書便送給他一本《羅伯特議事規則》，翻閱之後，袁天鵬以為不過是一本會議手冊，束之高閣。然而一年後再翻閱，袁天鵬驚訝連連：“學生議會的會議程式都被清清楚楚的寫在這本書里。”
“議事學”就這樣進入袁天鵬的視野，而令袁天鵬震驚的是，“美國90%以上的組織都採用羅伯特議事規則”，它被廣泛套用於政府、企業、NGO等各種各樣的組織，小如國小班會，大到國民大會，都因它而富有成效。
美國版“紅寶書”
“一看書名叫《羅伯特議事規則》， 一個人寫的規則有什麼用啊？你是一個很偉大的人嗎？你有什麼權威性？”袁天鵬在心裡連續拋出三個問號，這種根深蒂固的中國式思維曾使他表露出一副不屑的神情。
從學生議會切身體會羅伯特議事規則的魅力後，袁天鵬終於悟出真諦：“它的核心原則，就是要謹慎仔細地平衡組織和會議當中人或者人群的權利。”具體而言，要讓強勢一方懂得他們應該讓弱勢一方有機會自由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讓弱勢一方明白既然他們的意見不占多數，就應該體面地讓步，同時，他們仍有權利通過規則來改變局勢。
《羅伯特議事規則》一書的導言裡記載著一件事，1867年，30歲的美國西點軍校工程兵種畢業生亨利·馬丁·羅伯特被提升為少校並派駐到舊金山，當時美國各州大量的移民正湧向那裡。羅伯特他和妻子在幾個社團裡面服務希望改進社區環境，不可避免地與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共事，“每個人都堅信自己州的議事規則是最準確的，誰當主席了，就按照自己州的規則行事……爭執實在是太常見了”。
讀到這裡，想起學生議會主席主持會議時權力是被制約和限制的，袁天鵬不禁莞爾，“羅伯特後來編寫議事規則可謂對症下藥”，羅伯特正是要把人們從議事規則的分歧所造成的混亂中解救出來。事實上，羅伯特於9年之後出版羅伯特《羅伯特議事規則》，緣起於他25歲時主持了一次失敗的會議。
那是1863年，重病復發的羅伯特被派到麻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擔任一個相對輕閒的職務。一次，他被請去主持一場會議。可他並不懂主持會議，也沒人事先告訴他會遇到什麼問題。他出於幫忙，決定盡力。羅伯特“天真地以為會議會自然而然地進行下去”，但會議上爭執四起，會場失控，羅伯特稱“遇到了極大的麻煩”。
“後來我決定一定要了解議事規則，否則絕不再參加任何會議。”這之後，羅伯特在軍隊事務之餘，開始系統地閱讀文獻資料，立志寫出一套議事規則。幾經周折，1876年39歲的羅伯特終於出版《羅伯特議事規則》，專門就會議的議事程式作為種種規定。
那時出版社擔心沒人會買這本書，不太願意出版，羅伯特還自己承擔了4000冊圖書的裝訂費用。豈料，這么一本由個人獨立編寫、沒有任何權威部門指定攤派的小冊子，居然迅速獲得廣泛認同，進而被官方定義為美國的議事規則。
“當今世界受惠於羅伯特先生甚厚，無論是公共領域中的聯合國大會、歐盟議會、美國國會的議事程式，還是私人領域裡如上市公司、合夥小店、興趣團體、學校班會等的議事章程，無不以羅伯特總結的議事規則為依據和藍本。”去年10月，孫滌教授在國內報紙上撰文介紹《羅伯特議事規則》。
巧的是，袁天鵬讀到了這篇文章，並與孫滌取得聯繫，幾番交往後兩人結成忘年之交。袁天鵬這才知道，孫教授與《羅伯特議事規則》的緣分比他還深。
那是1996年，孫滌當選為加州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主席，負責評判誰有能力和資格得到當年度的科研經費。“一時間我對自己的心虛氣短頗感煩慮，幾乎萌生讓賢之心。”就在那時，副校長送來一冊《羅伯特議事規則簡本》，並安慰他說，這本小冊子包含了主持會議討論的一切需要。孫滌發現，這位女校長自己還把小書揣在手袋裡，經常拿出來請教。
1997年，孫滌擔任信息管理系主任後，“更是經常得益於這本小冊子”。1999年起，孫滌受聘中國建設銀行總行總經理級戰略規劃委員會首席顧問，擔任建行重組改制和上市籌備負責人時，他把羅伯特議事規則引入中國，“第一次讓國人真切地感受到羅氏議事規則在今天人們最熱切關注的經濟生活和公司治理的領域有著多么重要而現實的意義”。
這個現實意義指的是——在保護“逐利”活動的同時保證“制衡”。以上市公司治理為例，每一個股東都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如無制約，大股東顯然願意操縱股價牟利，而受損的小股東則哭天喊地無人應。孫滌的構想是，在股東大會和董事會引入羅伯特議事規則。
“因為所有的決定都是在會議上做的，一個制衡的議事規則可以在會議上劃定發言的邊界和決策的邊界，決策便能確保每一個人逐利不逾界，從而保護每一個的利益。”袁天鵬解釋說，羅伯特議事規則特別是適用於利益相關者大會。
“不僅說，而且練”
袁天鵬並沒有在阿拉斯加大學讀滿2年的碩士課程，1年半後他便離開校園去“逐利”，在電信公司Sprint PCS謀得一份職業，負責3G網路工程協調，當上了一名項目經理。在這個“領導崗位”上 ，袁天鵬第一次嘗試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
遺憾的是，這是一個失敗的經歷。儘管是一種跨部門性的協調會，但與會的各部門代表並不具備決策權力，“開會變成一個溝通的過程，而不是決策的過程”，使用煩瑣的羅伯特式會議程式反而變得畫蛇添足，這種通氣會根本不需要“提議、附議、辯論、投票和決策”這個過程。然而袁天鵬卻因此明白，“羅伯特議事規則更強調是在一個決策的環境下使用”。
2003年8月，回到北京的袁天鵬和同學一起創辦了一家提供移動增值服務的科技公司。公司有過發展，卻不能長久。袁天鵬總結這其中的問題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公司內部股東之間的合作缺乏制衡，誠信成為幌子；一方面整個市場環境是以破壞規則的手段作為提升業績的最大推動力，競爭圍繞著“在人和技術當中尋找新的漏洞”而展開。
袁天鵬說，“舉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初級水平的請客吃飯，中級水平的直接送錢，中高級水平的賣你套房子打半折，高級水平的一個內幕訊息讓你股票大賺，類似這樣的過程，比誰破壞規則的技術手段更高超，永遠走在監管手段的前面”。
最終，袁天鵬發現自己不適應在這個環境下經營一個公司。因為心中有很多底線袁天鵬不願跨越，而“跨不過就不可能就超越他們”，2005年底他決定退出，便辭職了。經營公司這段經歷讓袁天鵬警醒，在破壞規則的大多數人面前，遵守規則者顯得那樣蒼白無力。
“反過來思考，破壞規則我比不過人家，我可不可以建設一些規則？”痛定思痛，袁天鵬又想到“羅伯特議事規則”，“賄賂的藝術”盛行恰恰是規則不健全，潛規則大行其道的結果。“能不能在公司決策會議上引入羅伯特議事規則，從企業內部進行機制制衡，不讓企業犯這樣的錯誤？”孫滌在中國建設銀行的做法啟發了袁天鵬。
2006年初，袁天鵬正式著手翻譯《羅伯特議事規則》一書。經過一年半持之以恆的努力， 9月份即將出版。一年半以來，除了妻子一如既往的支持，袁天鵬也在用自己的行動影響著身邊的朋友，使他們漸漸開始認識和接受。袁天鵬決定把推廣羅伯特議事規則確立為自己今後的事業，從聯繫業主委員會、大學、企業、以及行業協會、NGO等組織開始，提供免費的培訓，以務實的方式推動羅伯特議事規則在中國的發展。
“不僅說，而且練。”2007年4月，袁天鵬選了一所律師事務所作為第一個培訓對象，在合伙人會和團隊會上同時培訓。“這個律師團隊已經有了很好的程式意識和民主意識，但是在實踐上他們依然要非常努力地克服自己的思維習慣。”袁天鵬原以為律師的培訓會相對容易，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發言權要等主席分配這個程式，我幾乎花了一個月去糾正，現在還有人犯”。
袁天鵬遇到最大的麻煩是：“中國人開會只會發牢騷而不會提motion(提議)。”在團隊會培訓時，袁天鵬常常碰到這種情況，一個人站起來滔滔不絕地“擺事實講道理”，但問及如何改變如何行動，他卻答“不知道”或“我考慮不成熟”。袁天鵬根據羅伯特議事規則，再面對滔滔不絕的傢伙，就直接打斷，並逼問：“請直接提議？”
“議事規則要求你先說結論，讓大家知道你的論點是什麼，不需要你考慮成熟，大家可以辯論，一起修改，補充，這樣會議就朝一個建設性的目標前進了。開會的目的是為了出成果，而不是發牢騷，或者評論。”袁天鵬說，羅伯特議事規則下的會議程式可以保證這點，並且羅伯特議事規則還詳細規定了如何起草建設性的Motion(提議)。
“Motion是一個能力，更是一種面向行動的意識，要花很長時間去建設。”在這家律所培訓3個月了，袁天鵬感覺一切不過才剛剛開始。不久前，他還曾到業主委員會嘗試使用羅伯特議事規則，但面對亂鬨鬨的會場和各爭一執的利益相關人，袁天鵬發現 “還需要有更多的辦法和技巧，要把議事規則變成直白易懂的東西，還要研究中國人接受它的心理過程”。
到了如今，要考驗袁天鵬的是，培訓能力。“在中國要讓每個人接受，真的需要慢慢做”，這是一個大挑戰。有人便尖銳地問他：“孫中山都沒有推廣起來，你憑什麼？”90多年前，孫中山翻譯編寫了當時的《羅伯特議事規則》，取名《民權初步》。孫說，搞民權的第一步就是讓人們知道如何開會，不料被汪精衛等人嘲笑為“小道”，更有人視之為“可笑的程式”、“繁瑣哲學”。
正是這個質問，讓袁天鵬知道“大海歸”孫中山曾經翻譯過《羅伯特議事規則》。如今袁天鵬翻譯的已經是第10版（2000年修訂），輾轉近100年，“小海歸”袁天鵬接過未竟之使命，重新走上培訓國人“學習議事程式”之道路，這是歷史的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
“今日中國，市場經濟的長足發展使得人們產生了‘逐利’的強烈訴求，進而產生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受他人‘逐利’行為侵害的強烈訴求，因而‘制衡’的觀念已經廣泛建立。這是今天的中國為羅伯特議事規則的發展提供的機會。” 袁天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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