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生
譚溫江幼年先後讀過村私塾和同盟會創辦的新式學堂，後和很多山東人一樣去東北謀生。在東北時考入東北講武堂，歷任奉系軍閥排長、連長、營長、團參謀長等職。1925年，河南地方軍閥孫殿英部進入山東，被山東督辦張宗昌收編，後改編為直魯聯軍第35師，譚溫江調任該師參謀長。
1928年，孫殿英投靠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12軍軍長，譚任其第一師師長。1928年7月，奉孫殿英之命，譚溫江率部以軍事演習之名控制清東陵，盜掘了慈禧太后的普陀峪定東陵和乾隆皇帝的裕陵。事後，譚作為替罪羊被閻錫山逮捕並受到審訊。後來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由於擔心擁兵數萬的孫殿英會倒向蔣軍，於己不利，閻將譚溫江釋放。
晚節
天津人民公園譚溫江被釋放後，已看透孫殿英的為人，不再回孫部任職，而隱居天津作了寓公。其間不斷接觸進步人士，思想有所轉變，盡力支持人民解放事業。全國解放後，譚溫江曾擔任天津市人民公園管理所副所長、天津市政協委員，他是當年那些軍閥將領中能保持晚節，最後尚能為人民服務的少數人之一，於1969年7月8日病故，終年70歲。
東陵遺恨
溥儀身居天津張園
東陵大盜孫殿英琉璃廠，北平著名的古玩街，當時這裡有家規模最大的古玩店“尊古齋”。1928年8月的一天，“尊古齋”的老闆黃百川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此人攜帶來了一些十分罕見的珍寶急於出手，雙方最後以10萬元秘密成交。不料事情敗露，二人均被北平警備司令部拘捕。經審訊，涉嫌出售東陵珍寶的神秘男子正是12軍的那位“愛民師長”譚溫江。譚溫江的被捕，讓人自然聯想到他的上級——12軍軍長孫殿英。面對世人懷疑的目光，孫殿英即向他的頂頭上司、時任第3集團軍第6軍團總指揮的徐源泉遞交了兩個報告，報告裡詳細記載了一次剿匪戰鬥，報告稱從馬匪手中繳獲兩隻大箱，並列報清單。這就回答了譚溫江攜帶的珍寶來自哪裡的問題——是從當地土匪手中繳獲的。
東陵一帶兵匪混雜，土匪盜陵的確有著很大的可能性。而在此時，因銷贓而被捕的譚溫江一直拒絕承認自己參與盜陵，關於珍寶來源，他也解釋是繳獲自土匪，和孫殿英的報告如出一轍。因為查無實據，案件的審理陷入僵局。
東陵盜案沉寂了一段時間後，突然又似乎柳暗花明。在前往青島的一艘叫“陳平丸”的輪船上，青島警察廳抓獲了兩名逃兵，從他們身上搜出了36顆珍珠，還有國民革命軍第12軍的標誌。一名叫張歧厚的逃兵招供參與了盜陵。當時的報紙記載了他的自供：“今年五月(公曆7月)間……由軍長(孫殿英)下命令，教工兵營用地雷將西太后及乾隆帝二墳炸開……我這三十六顆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墳里拾的。我因當兵不易發這些財，再跟著隊伍打仗去也無益，所以才由楊各莊偷著跑到天津賣了十顆珠子，賣了一千二百元錢……”
張歧厚的供詞是當時惟一明確牽涉到孫殿英的重要證據。
形勢陡轉直下，南京的國民政府迫於輿論壓力，開始催促平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儘快破案。1928年11月，當時的四大集團軍首腦都派出自己的代表組成高等軍法會來會審此案。
溥儀身居天津張園，聞祖陵被掘，悲憤無比，強烈抗議孫殿英的罪行。
終結
可直到1929年4月底，也就是東陵被盜將近一年後才開始預審，且一直未對外公開。而經過匆匆一個半月的審理後，高等軍法會在6月中即宣布預審終結。
今天，我們僅能從當年新聞報導的字裡行間，窺見預審判決草案的結論：東陵盜案系遵化駐軍勾結守陵滿員，盜墓分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那個叫張歧厚的逃兵供出了孫殿英，但法庭似乎並沒有僅據口供而採信。因為結論中的“遵化駐軍”究竟指的是哪支部隊，幕後主使究竟是譚溫江還是孫殿英，判決草案顯然含糊其辭。
其實，就在東陵案件審理的過程中，中國政壇已是危機四伏。1930年4月，中國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軍閥大混戰爆發了。經過權衡，孫殿英最後叛蔣歸順了閻錫山和馮玉祥。
孫殿英投靠閻馮後，被羈押在閻錫山轄區內北平陸軍監獄的譚溫江獲得釋放。當時的上海《中央日報》在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發了一則短訊息，輕描淡寫地說到東陵要犯“其後不知何故又將其釋放”。好一個“不知何故”，自此，東陵盜案不了了之，成為民國歷史上最大的懸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