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振華[原中顧委委員、昆明軍區政委]](/img/7/be1/nBnauM3X1IjM0gDNzMjN5gTMzUTM4kDM0IDMxADMwAzMwIzLzYzLxE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謝振華[原中顧委委員、昆明軍區政委]")
人物生平
謝振華1929年夏，13歲便投身當地農民暴動的洪流中。
1930年4月，謝振華的父親被反動派殘酷殺害。
1930年參加紅軍游擊隊，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1年夏秋之間，謝振華參加主力紅軍，進入紅三軍團政工幹部訓練隊學習。結業後，被分配到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部任青年幹事兼青年訓練隊隊長。
193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3年初，謝振華調任紅三軍團新兵營教導員。
1933年夏，謝振華進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紅軍幹部政治班學習，這個班後改紅軍大學幹部政治第二隊。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都親自給他們這些學員講授過軍事課和政治理論課。
1934年4月，謝振華從紅軍大學畢業回到紅三軍團。同年8月，他擔任紅五師第十四團政治委員，是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中最年輕的團政治委員（時年不足18周歲）。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紅軍縮編，改任營教導員，參加了攻占婁山關、重奪遵義城等一系列戰鬥。後又從事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歷任紅三軍團政治保衛局執行科科長、陝甘支隊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
1936年5月，調任紅軍大學幹部科第二隊政治委員。
1937年1月，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
1937年底，謝振華把征來的1000餘新兵從晉西帶到八路軍總部駐地洪洞縣，與原先的總部警衛營合編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謝振華擔任團政治委員。
1938年1月，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同年4月，到延安馬列學院深造。
1940年6月，帶領100多名幹部到山東敵後根據地開展工作。同年10月，奉命去江蘇阜寧縣建立根據地，組建地方武裝。到達阜寧後，他招兵1000餘人組建了阜寧縣大隊，擔任縣大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新四軍重建，謝振華擔任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第二十四團團長，後兼任政治委員。從抗戰初期的團政治委員到抗戰結束時的團政治委員，在開國將帥中幾乎絕無僅有。這也是謝振華1955年沒有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最主要原因。
1945年9月，黃克誠率新四軍第三師主力開赴東北。謝振華留守華中，任淮海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後任華中軍區第六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新十旅副政治委員、第六軍分區政治委員兼新十旅政治委員，率部在華中堅持鬥爭。
1948年3月，華東野戰軍以第二縱隊、第十一縱隊和第十二縱隊組成蘇北兵團。謝振華歷任第十二縱隊副政治委員、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同年10月，他率部積極投入淮海戰役，和兄弟部隊一道完成分割黃伯韜兵團的任務，並取得圍殲杜聿明集團的最後勝利。
1949年2月，華東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奉命改編為第三野戰軍第三十軍，謝振華任第三十軍軍長。33歲的謝振華也是當時全軍整編後最年輕的軍長之一。隨後，謝振華率第三十軍
部隊參加渡江、上海等戰役。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後，謝振華奉命率第三十軍擔任淞滬警備任務。1949年7月，他調任華東軍政大學第二總隊政治委員。
1951年1月任軍事學院基本系主任兼黨委書記。
1952年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畢業後任志願軍21軍長。
1958年8月回國，任21軍長，69軍長。
1967年4月任山西支“左”領導小組組長，省革委會副主任。
1968年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副組長，省革委會副主任，省軍區司令員。
1971年4月山西省委第1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司令員。
1975年5月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
1977年12月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
1982年－1985年8月30日任昆明軍區政委兼雲南省軍區黨委書記。
1985年12月－1986年6月2日協助成都軍區做好原昆明軍區精簡整編工作。
2006年在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親自攙扶謝振華，並與其坐在一起。
主要事跡
長征途中的婁山關之仗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毛主席指揮二渡赤水。1935年2月2月18日，時任紅三軍團十二團二營教導員的謝振華和營長鄧克明率二營為先頭營，乘三隻小木筏，登上赤水河東岸，為軍團主力二渡赤水開闢通道。接著，率部奉命攻占婁山關。1935年2月26日，部隊得到急行軍命令：“我們必須準備走大路，也必須準備走小路；我們必須準備走直路，也必須準備走彎路。我們決不能損壞財物，因為我們還可能回來”。同一天，貴州軍閥王家烈也奉命率部隊從遵義出發，試圖在紅軍到達婁山關前將紅軍截住。1935年2月26日上午11時，彭德懷命令部隊跑步前進。官兵們都清楚，他們與王家烈的軍隊在兩個不同方向上與時間賽跑。紅軍如果不搶先攻下婁山關，就會遭遇兩面夾擊，腹背受敵。1935年2月26日下午3時左右，紅軍僅比敵人提前幾分鐘占領了婁山關。占領婁山關後，敵人瘋狂反擊。謝振華和二營營長鄧克明在陣地上召集四、五、六連連長開會，決定由‘模範紅五連’為主攻突擊隊，沿公路摧毀敵人設在彎道處的火力點。敵人以優勢兵力輪番進攻。如果不將敵人的反撲擊退，已在紅軍之手的婁山關便會得而復失。危急時刻，五連連長高書官迅速調整力量，親自帶領4名輕機槍手在前開道，二營營長、政委率四、六連從公路左側登上制高點，與一、三營形成交叉火力，阻擊敵援軍向前推進。在婁山關戰鬥中，謝振華還救了十二團政委鍾赤兵。當時，鍾赤兵負了重傷，敵人就要來了。謝振華派了幾個人把他抬下來，送到休養連，後來一直抬著他走，且用擔架抬著過雪山、草地。婁山關一仗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指揮紅軍取得的一大勝仗。這一仗是關係到紅軍能否在敵軍到來之前及時消滅守關的黔軍，並再占遵義，扭轉戰局，決定紅軍命運的關鍵仗。在婁山關一仗立下奇功的謝振華，當時就受到彭德懷的稱讚：“你們打得好，追得快，要繼續追下去，不給敵人以喘氣的機會。”
上海戰役
1947年謝振華升任華東野戰軍12縱副政委，次年升任12縱司令員。淮海戰役圍殲黃伯韜兵團，12縱的任務是從東北面插入阿湖鎮、新安鎮地區，切斷徐州至海州的鐵路，阻擊敵軍向徐州靠攏。淮海戰役
謝振華指揮12縱按照預定目標迅速攻占了阿湖鎮、新安鎮，控制了鐵路。在打援的戰鬥中，謝振華打得十分聰明，他指揮手下的兩個旅在阿湖鎮和新安鎮之間，從兩翼向敵軍展開進攻，既切斷了海州與碾莊之間的聯繫，又阻滯敵63軍向西撤退的行動，在12縱的攻擊下，敵63軍向西南潰退，被兄弟部隊殲滅。
在圍殲徐州集團戰鬥中，謝振華指揮12縱攻占了徐州飛機場，堵住了李彌兵團逃跑的通路。在圍殲杜聿明集團戰鬥中，謝振華之敵是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新5軍，在攻堅殲滅戰中，12縱消滅了新5軍1個團。
1949年12縱改稱30軍，謝振華任軍長，年僅33歲。上海戰役期間他率30軍急行軍400里，在浦東全殲敵51軍，血戰高橋奪取了吳□南口。
穩定山西形勢
毛澤東聽完對謝振華、曹中南情況的介紹後說：看來這兩個人的條件都還好，一個有豐富的作戰經驗，是老紅軍出身，經過了長征，完全可以信得過；另一個長期搞地方武裝鬥爭，對地方上、部隊上的政治工作比較熟悉。我看就讓曹中南進入省核心小組裡，讓謝振華負責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個山西的形勢穩定下來。1967年劉格平奪了山西的大權後，山西內亂不已，周恩來提議將69軍從河北調入山西，擔負支左和部分廠礦軍管任務，以確保煤炭基地的正常運轉，當時謝振華是69軍軍長，曹中南是政委。
謝振華率69軍入晉後，穩定局勢，制止武鬥，保持一碗水端平，維護社會秩序，減少工農業生產下滑趨勢，減少人民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是，山西派性鬥爭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鬥仍然不斷，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有的派性組織甚至衝擊六十九軍部隊駐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於是召開會議解決山西問題。1969年8月至9月，謝振華奉中央指示，在北京清河地區主辦兩大派性頭頭學習班，並擴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機關和關係到國計民生的13個礦及10個基本建設單位的兩派幹部、頭頭等幾千人參加。
毛澤東指出：“山西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主要是劉格平、張日清所支持的兩派長期打內戰所造成的結果。”
中共中央再次召開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月會議”。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發布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二三布告”。謝振華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山西省軍區司令員。
謝振華根據“七·二三布告”精神，經中央軍委批准，調動了北京軍區駐晉各部隊及從河南調入的第1軍一個師共20多個團的部隊，組成了上百個宣傳隊，由數十名軍、師級領導幹部帶隊，到山西各地、市宣傳“布告”精神，並統一負責“支左”工作，努力促進對立兩派的大聯合。
謝振華根據周總理關於迅速恢復和健全政府部門職能的指示精神，認真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他對縣以上領導幹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數。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領導幹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叄年，全省縣級以上領導幹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復職，有的還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為當時全國落實幹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經過20多天對兩派的積極工作，謝振華率部收繳武器7萬餘件，拆除了各機關、學校、工廠內構築的武鬥工事，解散了武鬥隊達數千人，平息了武鬥，下令槍斃了“紅總站”的指揮人物楊承效，穩定了局勢。
他堅持抓工農業生產和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山西省1970年糧食產量第一次在歷史上突破百億斤大關。
四進山西
一進山西反蔣抗戰
謝振華將軍第一次進山西是在1936年初春，那次是為了反蔣，目的也是為了抗日。
1936年2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作戰，爾後相機向北發展的戰略計畫，發起了東征戰役。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指揮下，從陝北清澗以東的溝口、河口等地渡過黃河天險，突破國民黨晉綏軍防線，占領黃河以東數百里地區，完成了東征戰略的第一步任務。時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的謝振華一同隨主力渡過黃河進人山西境內。
山西軍閥閻錫山企圖集中兵力打擊我軍，驅逐我軍於黃河以西。我抗日先鋒軍決定以一部兵力繼續圍攻石樓守敵，主力則迅速進占柳林、離石、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一線的有利陣地，準備打擊敵人的增援，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畫的第二步任務。緊接著，我抗日先鋒軍在關上村戰鬥、兌九峪戰鬥中相繼取勝，擊退了晉綏軍的多次反撲。
在歷時75天的東征戰役中，紅軍共殲敵7個團，籌款3O余萬元，擴充隊伍近萬人，並在山西20多個縣展開了民眾宣傳工作，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在山西廣大農村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點燃了抗日烽火，推動了華北和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彭德懷說：“進軍山西是紅軍到達陝北後的第二個偉大勝利。”
二進山西聯蔣抗戰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與此同時，中國的全國抗戰也正式開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立即統一部署，紅軍各部隊厲兵秣馬，待命開赴前線；抗大學員提前畢業，趕赴前方各部隊，向日寇發起堅決的抗擊。
8月下旬，謝振華從延安出發，第三天便趕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涇陽縣雲陽鎮。他立即向八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黃克誠報到。黃克誠對謝振華說：“組織上決定你到山西前線做統一戰線工作。”
謝振華愉快地接受了命令，並跟隨八路軍總部一起行動。他從雲陽鎮乘火車到芝川鎮，再由芝川鎮坐船渡過黃河到達山西省萬榮縣榮河鎮。接著，又隨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從榮河鎮出發經新絳縣到達曲沃縣，在這裡搭上閻錫山的窄軌火車趕往太原。9月5日到達後，謝振華跟隨周恩來一同住進了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
1937年10月初，日寇入侵中國的勢頭很猛，從忻口前線敗退下來的國民黨部隊，像潮水一樣，漫山遍野退往晉西南。太原眼看要失守，閻錫山提前撤走了他自己在戰動總會的幹部，逃進了呂梁山區。
針對這種危險情況，周恩來立即讓我們的幹部先撤往汾陽，並對程子華、謝振華等人說：“要想辦法不讓敗軍騷擾老百姓。閻錫山撤走了他的幹部，你們必須守住崗位。他拆台，我們乾，和華北人民生死在一起！”
很快，戰動總會決定由人民武裝部的幹部分別帶幾個工作組，到各地發動民眾組織武裝，抗擊日寇。程子華到晉西北，唐天際到晉東南，謝振華到晉西高陽地區，謝嵩到晉南臨汾地區。
謝振華一到晉西地區，就發揮我軍政治工作的優勢，向當地民眾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鼓勵青年踴躍參加八路軍游擊隊。當地抗日民眾看見年僅21歲、英俊幹練的謝振華穿著一身整潔的軍裝，左臂戴著藍底白字的“八路軍”臂章和緋紅色“戰地動員”臂章，帶一支精幹的隊伍，在城鎮，在鄉村，貼標語，作演講，宣傳抗日，打擊漢奸，感受到老紅軍出身的八路軍有一股英雄豪氣，而搞戰動工作的八路軍更有一身英雄虎膽，所以，對謝振華肅然起靜，都積極地配合他的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細緻地工作，謝振華單槍匹馬擴兵千餘人。按照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的要求，謝振華在組織新兵入伍時，讓當地青救會、婦救會給他們戴光榮花，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熱烈歡送。對新兵家庭發光榮牌匾掛在大門口，家庭條件困苦的發給安家費、救濟金。民眾高興地說：“還沒見過這樣的擴軍，八路軍和紅軍一樣，與咱們老百姓是一條心。”謝振華說：“我們本來跟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嘛，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
1937年底，謝振華奉命將擴招的這千餘新兵從靈石上火車南下，帶到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駐地。很快，他們與總部警衛營合併，編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由總部作戰科科長王鶴壽兼任團長，謝振華任政委。
1938年2月，謝振華奉命與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一起離開山西，進駐陝北洛川，開始了新的抗日征程。
三進山西保衛建設
1958年7月，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一軍軍長的謝振華，被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任命為第二批撤軍代表團團長，率第二十一軍和第五十四軍離開朝鮮回國。二十一軍回國後駐防地點在山西省，軍部駐省會太原市，所轄3個師分別駐同蒲鐵路沿線的忻州、臨汾和榆次。這是謝振華第三次奉命進入山西。
7月20日到8月1日，二十一軍先後分兩批從朝鮮的肅川出發，經新義洲過鴨綠江回到離別5年的祖國。部隊離開朝鮮時，駐地民眾扶老攜幼，共敘友情，送了一程又一程；部隊登上火車，送行的民眾揮灑著惜別的淚水簇擁在火車旁；火車開動了，已經走了很遠，許多民眾還戀戀不捨，久久不願離去，頻頻揮手致意。這感人肺腑的場面，充分體現了中朝兩國人民在戰火中用鮮血凝成的深厚友誼。在踏上偉大祖國的土地後，二十一軍指戰員從丹東、瀋陽，到北京、天津，再到保定、石家莊，最後到山西各駐地，無不受到各地民眾聲勢浩大的熱烈歡迎和盛情難卻的熱情接待，使每一個同志受到極大鼓舞。
二十一軍駐防山西後不久，軍政委吳融峰因公借調到國務院某部委工作，謝振華奉命負責軍里全面工作，軍政一把抓。這時，正值“大躍進”時期，謝振華率領指戰員開鐵礦，挖煤礦，修水庫，無償幫助山西地方建設。據時任二十一軍一八三團參謀長的薛克揚回憶說：“當時勞動量非常之大，一個兵頂三個老百姓的活，都拿出在朝鮮挖坑道時的幹勁來報答祖國人民對子弟兵的厚愛。而且大家在苦幹、大幹中加巧幹。當時挖礦時因電力不足，照明採光比較差，戰士們就動腦筋想辦法，把玻璃鏡子放在洞外，將太陽光折射進洞，增加了採光度。”
謝振華到連隊檢查時，發現這個辦法好，可謂無本萬利，就向整個軍里推廣。這樣既節約了能源，又提高了勞動效率。
時任二十一軍一八七團政委的劉健身回憶說：“1959年春，因蘇聯赫魯雪夫集團背信棄義，將援建中國工農業生產的契約撕毀，專家撤回，圖紙帶走，致使在建的許多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太原市的一個軍工廠就是一個‘半拉子’工程，當地方求援時，謝軍長二話沒說，就派一八七團啃這塊硬骨頭。緊接著，兩千多人的隊伍開赴工地，日夜不停地勞動了4個多月，終於把這個騎虎難下的工程圓滿收尾，受到了地方有關領導同志的讚揚。”
四進山西主持省委
1967年陽春三月，在“全面奪權”之風颳遍大江南北之時，中央軍委對全軍有關部隊實施換防。謝振華奉命率六十九軍從河北省省會保定市移駐山西省省會太原市，執行中央軍委賦予的“支左、支工、支農”任務，不久，又擔負起“軍管、軍訓”兩項任務，即後來人們常說的“三支兩軍”。
這是謝振華第四次率部進駐山西，主要任務是為了穩定局勢，制止武鬥，保持一碗水端平，維護社會秩序，減少工農業生產下滑趨勢，減少人民民眾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是，山西派性鬥爭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鬥仍然不斷，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有的派性組織甚至衝擊六十九軍部隊駐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於是召開會議解決山西問題。周總理在會上強調要嚴禁打、砸、搶、抄、抓，立即剎住武鬥歪風，命令拆除一切武鬥工事，不準衝擊軍事機關，不準揪斗、圍攻解放軍指戰員，並決定整個山西駐軍的“三支兩軍”工作由省軍區交給六十九軍黨委領導實施。
1968年，兩派組織尤其是“總站派”抗拒執行中央歷次發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繼續搞打、砸、搶、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破壞社會秩序，衝擊解放軍機關和部隊，毆打、綁架、殺傷指戰員，先後製造了汾西的“4。2”事件和晉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他們還在晉東南地區非法搞了一個“318次列車”，阻斷了全省南北公路和鐵路交通幹線的緊張運輸。謝振華對此十分憤懣和焦急，及時把山西目前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當即利用6月份召開全國煤炭會議的機會，作出了重點解決煤炭系統問題的指示。會議決定由六十九軍派幹部開辦兩大派主要頭頭的學習班。
1969年8月至9月，謝振華奉中央指示，在北京清河地區主辦兩大派性頭頭學習班，並擴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機關和關係到國計民生的13個礦及10個基本建設單位的兩派幹部、頭頭等幾千人參加。通過學習班的學習，基本抑制了資產階級派性的膨脹，為日後徹底解決山西問題帶來了良好的開端。
但是，一些事情總是有曲折反覆的，即使已經召開了黨的“九大”，山西這個“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幫”暗中挑動，三晉大地的武鬥總是不斷發生，就連謝振華率領的支“左”部隊也受到圍攻。山西嚴峻的形勢驚動了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山西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主要是劉格平、張日清所支持的兩派長期打內戰所造成的結果。”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哪怕是炙手可熱的林彪、“四人幫”一夥支持山西造反派奪權後建立起來的領導班子也只剩下一條路：撤換！
於是，中共中央再次召開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月會議”。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發布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二三布告”。毛澤東審閱了布告後，親筆批示道：照辦。
後來，經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屆黨代表大會選舉並報中共中央批准，謝振華被選為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同時，中央軍委也任命謝振華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山西省軍區司令員、山西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這樣，謝振華正式開始主持山西省黨、政、軍全面工作。
重任在肩的謝振華立即展開了艱難的撥亂反正工作。他根據“七二三布告”精神，經中央軍委批准，調動了北京軍區駐晉各部隊及從河南調入的第一軍一個師共20多個團的部隊，組成了上百個宣傳隊，由數十名軍、師級領導幹部帶隊，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傳“布告”精神，並統一負責“支左”工作，努力促進對立兩派的大聯合。
經過20多天對兩派的積極工作，謝振華率部收繳武器7萬餘件，拆除了各機關、學校、工廠內構築的武鬥工事，解散了武鬥隊達數千人，平息了武鬥，穩定了局勢。
接謝振華根據周總理關於迅速恢復和健全政府部門職能的指示精神，認真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他對縣以上領導幹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數。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領導幹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三年，全省縣級以上領導幹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復職，有的還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為當時全國落實幹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謝振華為了促進生產，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大環境下，憑著自己堅強的黨性，頂住了“四人幫”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的巨大壓力，堅持抓工農業生產和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經過真抓實幹，山西省1970年糧食產量第一次在歷史上突破百億斤大關，工業產值也接近歷史最高水平，大型企業都恢復了正常生產，尤其是大同、陽泉兩個煤炭基地為保證全國各地工業和電力的需要，努力增產煤炭，為全國工業生產做出了重大貢獻，受到周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的表揚，被評為紅旗煤礦。為此，新華社還作了專題報導。
謝振華把山西的工農業生產搞了上去，對“四人幫”企圖搞亂山西，在亂中奪權是有力的遏制和打擊，極大地觸怒了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幫”及其爪牙。他們對謝振華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伺機準備採取陰謀手段搞倒謝振華，他們用“反對陳永貴就是反大寨紅旗，反大寨紅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來陷害謝振華。
1974年初春，“四人幫”變本加厲，把歌頌共產主義風格的晉劇《三上桃峰》歪曲成“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翻案的大毒草”，並藉機打倒了謝振華，罷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職務。粉碎“四人幫”之後，陳永貴仍利用他的權利阻撓為謝振華平反。直到1981年，在鄧小平、陳雲等同志關懷下，謝振華才得以徹底平反。
個人榮譽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第10屆中央候補委員、第12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