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伯英

謝英伯等同盟會員在香港還開展了“剪髮穿華服”的宣傳，極得到社會上層人士擁護支持，不久，香港公眾場所，有長發，長辮的人逐漸減少了。 謝英伯與其盟友參加1911年3月29日，“黃花”之役失敗後，回去香港、澳門，深受青年學生、知識界和工商界人士歡迎。 謝英伯在執行律業以後，約在1923年籌辦了一間《廣州新聞學專科學校》，地點在梁氏宗祠，與律師事務所同在一起。

謝英伯原籍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丙村人，生於1886年，自小隨經商的父親在香港讀書，對中文國學和英語有一定的修養。 謝英伯在香港讀書時，受到孫中山先生宣傳革命，反對清朝專制政體運動的影響，跟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對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國，作出過一些貢獻。
1910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在香港組織暗殺團，以當時廣東清吏張鳴岐、李準、鳳山三人為目標。謝英伯是該暗殺團員12人中之一。
謝英伯在孫中山先生組織同盟會領導革命運動時，任香港同盟會主盟人，又一度兼任澳門同盟會主盟人，負責港澳同盟會革命工作，制訂革命行動計畫和策略以及籌款。他在香港主持同盟會時，策劃在往來港澳和省港輪船上進行反清反專制的宣傳，他們以賣藥問卜為名掩護，讓盟員在輪船上一邊賣藥，一邊作反清反專制的革命宣傳。謝還在文學方面宣傳革命反清、反帝制，主持香港同盟會時，先後出版了《中國日報》、《世界公益報》和《有所謂報》等等刊物，在香港還設立一個《民生書報社》間接宣傳革命。謝自己常撰寫文章在這些刊物上發表，闡揚同盟會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推翻帝制，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與民生息”的革命主張。當時香港、澳門有康有為、梁啓超的保皇會黨活動，也辦有刊物，社會上也有其一部分的頑固勢力。謝英伯等同盟會同志，同康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利用實踐女校為聯繫場所，運用培基學校的演講會，作為宣揚革命的講壇，謝和其盟員在該兩校兼任教師。不少青少年受到革命教育，起而參加政治活動，趨向革命道路。
謝英伯等同盟會員在香港還開展了“剪髮穿華服”的宣傳，極得到社會上層人士擁護支持，不久，香港公眾場所，有長發，長辮的人逐漸減少了。風氣一來，澳門也在同盟會宣傳下，成立了“澳門華服剪辮會”。
謝英伯與其盟友參加1911年3月29日，“黃花”之役失敗後，回去香港、澳門，深受青年學生、知識界和工商界人士歡迎。謝英伯乘這個革命思潮高漲，去澳門發展組織同盟會支部，組織澳門《濠鏡閱書報社》，吸引人們看書閱報，從中宣傳革命；在社員中進行發展同盟會員，凡同意反清反帝制的，並遵守同盟會的誓約的，都可填表加入；謝極重視青年工作和婦女工作，力求在青年中和婦女界徴求同盟會員。他自己設法到培基學校任教員，暗中宣傳革命，反清反帝制運動，首先積極徵求教師和學生加入同盟會。
謝當時利用《濠鏡閱書報社》成立大會時，撰寫好反清反帝制的宣傳講話稿，交盟員女同志趙蓮城在成立大會上演講，在這篇演講稿中有一段是大聲疾呼，提倡女權，爭取男女平等，在當時封建社會重男輕女社會裡，轟動一時，港澳報刊大登特登，社會上傳為奇談怪事。有人說：一個女子敢公開在叢人廣眾中講什麼反清，反帝制，又要提倡女權，那還了得？！也有人說：這是“洪秀全世代”又來了，這些加入同盟會女同志還向各親友募捐經費，以維持《濠鏡閱書報社》的發展，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謝奉派去美國檀香山，一面向華僑捐款以接濟港澳同盟會活動經費，一面在海外發展同盟會，華僑加盟者不少。
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全國影從。廣東方面的同盟會員陳炯明、王和順等新軍在東江起義；港澳同盟會員也組織隊伍，以“光復廣東”為己任，由港出發至廣九鐵路的石龍，配合陳、王武裝隊伍行動。這支“光復廣東”隊伍，由香港分兩路分別入粵省（為惠州和石龍）會師進攻廣州，陳自覺、陳逸川等率領的同盟會員的目的地為惠州（現惠陽縣）；謝英伯、高劍父率領的同盟會員的目的地為石龍，這支隊伍有趙蓮城、韓玉珍、梁雪軍等男女同志百餘人，其中工人居多數，商人、學生教師、新聞界、醫務人員都有。謝英伯、高劍父布置安排他們於夜間人靜時，分批在香港灣仔海邊偷渡乘上準備好的小電輪駛向寶安縣境登岸，取道黃崗、黎村、塘下等地繞道跋涉過嶺步行到石龍。石龍、廣東光復後謝任黎元洪總統府顧問。1914年黎元洪被袁世凱趕走，謝亦南回閒遊於廣州、香港、澳門之間，寄食友朋之家。高劍父則寫畫賣字於省港澳過活並在寫畫界有一定的名望。謝、高同其他盟員一樣，無所事事，大有“無官一身輕”之慨！
謝英伯從北京卸了黎元洪總統府顧問職後，閒遊省港澳。常與省港澳和尚、僧人、尼姑往來，談佛經之密，講觀音世道，大論其虛無人生哲學，吃素餐過活。約於1916年，在廣州向政府領取律師執照，在惠福東路梁氏宗祠（現向陽路起義路東北角）掛起“謝英伯大律師事務所”招牌，執行律師業務，生意興旺。對婦女界因受男人壓迫請求離婚者常免費代為進行合法申訴，指導女律師蘇漢生出庭為女當事人出力。謝英伯接受的訟事，除非案情重大，他不親自出庭，而委託其他律師如蘇漢生、黃鴻海（這名或有錯，因記不清）等代出庭。當時廣東稱律師界有“四大天王”綽號，謝英伯是其中之一，其餘三人：葉夏聲、陳大年、張某（忘其名）。
謝英伯在執行律業以後，約在1923年籌辦了一間《廣州新聞學專科學校》，地點在梁氏宗祠，與律師事務所同在一起。以後改名為《廣州新聞學院》，地點在東堤八旗會館，謝自兼校長和院長，並定校訓“筆強於劍”，聘中山大學教授謝哲邦兼教務主任，其他教授也多數請中山大學教授兼課。該學院設有一個“新聞通訊社”為學生實習採訪、發稿供各報社採用，謝英伯自任社長，介紹學生到各報社見習，學生都感有趣。先後辦了八屆畢業班，現多在海外各地和港澳新聞界工作。這個學院無固定經常費，全由謝英伯個人向人募捐或借貸來維持的。每屆學期結束無法完欠債時，謝英伯常向當時財政界、工商界人士借錢應付完債，付清教職工薪水。他曾先後向當時的廣東財政廳長范其務、馮祝萬、中山大學校長鄒魯，以及廣東省銀行行長霍寶樹，工商界人士霍芝庭及其他藥房的老闆劉卓凡等借過錢來辦新聞學院。
1929年謝英伯發起組織本省各縣市新聞界人士組織《廣東省新聞記者協會》成立時，他被選為該協會理事長。謝英伯辦理新聞學院期間，曾請過無政府主義人物江亢虎和所謂“哲學名流”胡適演講。江亢虎一連講了二次，援經引典，講者口沫橫飛，聽者欲睡！胡適因受當時廣東軍閥陳濟棠反對，中山大學頑固教授左直向鄒魯校長苦諫，不能讓胡適反孔人物來廣東講學放毒，因此，胡適到了香港受阻不能來廣州。陳濟棠、左直都主張尊孔，讀《四書》、《五經》，而當時的胡適則有主張新文學反孔的一面。之後，謝英伯還請了左直到新聞學院演講，講得不三不四，語無論次，聽者皆說：“公開見醜的愚人”，左直字“公愚”也。有人問謝英伯：左直反對胡適來粵講學，為什麼又請左直來講呢？謝答：正因為左直反胡，所以請左來，試看左教授有何“高見”？如左有卓識高見，我們聽了有益，多見多聞嘛！否則，讓他在眾人面前現醜也好吧！好壞由你們評論。
約在1925~26年間，國共第一次合作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主張聯俄聯共，扶植工農政策，俄國顧問鮑羅廷和加倫將軍來粵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工作。謝英伯也先後邀請過鮑加兩位到新聞學院演講，他們的講話內容，記不清楚，但大意是講馬列主義和革命理論，打倒帝國主義的調子，當時師生們聽了覺得新鮮！謝英伯還請過鮑羅廷在陶陶居午餐，請加倫在惠和茶樓晚餐，有一部分教師和婦女界作陪，談笑風生不在話下。
謝英伯1934~1938兼做廣州市博物館館長，即現在的“五層樓”。館內古物少得可憐，謝英伯以私人藏物拿來充數，也只是屈指可數。知道有外來參觀，就預先向本市古物收藏家借些來擺場面。該博物館總的經費每月僅二百元，包括一切人事和管理及購置費，舊社會之不重視文物、文化，於此可見！謝常自慨嘆：博物館“剝無館”。
1935年的一天，謝英伯接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委派他但任廣東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的公文，有人問他何以官運飛來？謝笑答：“我素來不求官，視富貴如浮雲，也不知從何來，只可說：‘目睡鳥自有飛來蟲’”！但據謝英伯親自對我說：“或許是立法院長孫哲生（孫科）知我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有年，念我現在經濟生活和辦學有困難，我曾寫信向哲生借錢維持新聞學院，因此，哲生自動推舉到司法行政部亦未可定。”真實情況如何？寫此史料者無所知矣！
謝在任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上任之初，他們親友欲向他求一官半職者不少，各有權勢的人物介紹的人也多，謝亦親筆作復。大意說：“借重有心，羅致乏術，若有機會，再行奉聞”云云。謝任廣東省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僅二三年，且值日本帝國主義者侵華緊張之際，社會動盪，人民不安，未聞有什麼善政，也不悉其有什麼苛行。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犯我國，先後侵占了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沿海各地。1938年10月，日敵侵犯廣州，廣東高等法院撤退後方至廣寧縣，日敵飛機追逐轟炸掃射機關人員，謝在撤退至廣寧時犧牲了。謝有一男一女，男現在美國經商開餐館，女嫁易姓在港做小生意，家庭婦女。謝英伯一生對家庭子女淡薄，家無恆產，沒有田地，沒有一間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