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郟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隊提供的資料顯示，2006年2月，村民張振洋在原張店村的一處廢墟中，偶然發現一塊紅石石刻。其長106厘米，寬40厘米，厚19厘米，在沒有打磨的天然石面上，可以清晰地辨認出是建安6年諸葛亮攜元直在拜留侯祖廟，瞻仰張良像後所寫的一篇短文。
石刻共六行五十七個字，字型為漢隸，銘載：“亮攜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賢宗。觀地勢不嚴，然清靜秀逸，乃龍鳳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成帝王之師。吾輩嘆之、敬之、效之。”
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周俊傑在鑑賞過該石刻的拓片後認為：“此石隸書結體方正，清雋而疏朗。因非廟堂之用，故又具灑脫飄逸之氣。文字線條瘦勁而爽健，儘管已到漢末，線的起收與轉折處已出現圭角，這是漢以後所有隸書最明顯的特徵，但此石氣息上仍然瀰漫著只有漢人才有的淳厚、高古、蒼茫之氣。年輕的諸葛亮並非以書名世，而此偶爾乘興所書的數十字，卻使我們感受到了其文之暢、其書之精、其情之誠。余曾云：‘漢人書無一不佳者’，此可證之。 ”
諸葛亮生活在大量使用竹簡記事的東漢末期，真跡留世甚少。特別是青年時期的諸葛亮，真跡更為稀缺。石刻再現了1800年前諸葛亮在青年時期的書法藝術，實為珍貴。目前，張店漢石碑拓片已被收錄至《中原文化大典·書法典》。
碑文中“亮”即諸葛亮。他出生於181年，祖籍琅琊陽都（今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其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諸葛亮父親諸葛圭東漢末年做過泰山郡丞。諸葛亮雖非鷹城人，卻與平頂山淵源很深，平頂山是其青少年時期的成長地和隱居地，於此成長為遠見卓識的傑出人才。諸葛亮3歲母親章氏病逝，8歲喪父，與弟弟諸葛均一起跟隨由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到豫章赴任，諸葛玄後投奔荊州劉表。在戰亂紛起向南方輾轉流離過程之中，諸葛亮和叔父曾寓居在平頂山腳下，在這裡躲避戰亂，過了幾年安穩生活。後來，諸葛亮成就大業，人們為紀念他，在其隱居地平頂山腳下建祠供奉，村以廟名，形成諸葛廟村。諸葛亮活動範圍很廣，武侯祠很多地方都有，而平頂山武侯祠在全國的武侯祠中有重要地位，它是諸葛亮從小離開其山東故里向南遷徙過程中的第一站，它使全國的武侯祠可以依據諸葛亮活動順序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其地位得到學界公認，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諸葛亮文化研究領域也具有重要意義。諸葛廟村武侯祠歷史上曾經作為重要的文化景觀而載入明清《葉縣縣誌》和《南陽府志》，現存的明代古碑是珍貴的文化遺產。 留侯祠銘碑印證了這樣一個史實：諸葛亮曾寓居平頂山。就如專家們此前論證的就在今天的諸葛廟一帶，那裡正是平頂山腳下，昔日的高陽華里。碑文記述的就是建安六年（公元201年）諸葛亮攜元直拜謁張良故里留侯祠的事情。他們認為祠中留侯像並不威嚴，但嘆其運籌帷幄之中而決勝千里之外最後成帝王之師的偉業，並心生敬仰之情，願意效法向其學習。 碑文還涉及另外一個歷史人物徐庶，碑文中稱元直。專家們確認，元直即徐庶，他本名徐福，《三國志》中有徐福傳。徐福幼年時行俠仗義，後棄劍拜師，終於成為一代名士，與諸葛亮、崔州平交好來往。先佐劉備，後因受到要挾奔曹操，但一生不獻一計。臨行前向劉備薦舉“臥龍”諸葛亮。
文物價值
張店“漢代石刻”的出土和詮釋，可以明確的看出，它不僅是漢代隸書，有一定的藝術價值，更主要是它的歷史價值。
（一）張店“漢石刻”，是張良故里在張店的有力的證據
以往對張良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足智多謀、功成不居以及卒年、墓地等方面，而對他故里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史學界對此問題的認識，大體可歸納為：1：東城父（即“安徽亳縣東南”說）說；2：西城父（今河南寶豐縣東四十里）說；⒃3：今河南省禹州市張得（即第二個西“城父”）說。
張良故里之所以有以上3種說法，主要是由於司馬遷著《史記》在論及張良故里時言之太簡。只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班固著《漢書·張良傳》又照抄了《史記》的原文。關於“東城父”說，大量史料已予否定，且安徽亳縣遠在韓國疆域之外，故不足論。“禹州張得”說則更缺乏史料依據，這大概與清同治《禹州志》“周烈王二十三年（前405）韓景侯改櫟邑為陽翟，並遷都於此”，禹州曾為韓國國都，幼年張良又曾在陽翟“老子堂”讀書的記述不無關係。⒅張店“漢石刻”界定了漢留侯廟在小安寺保和小豐保的具體位置。驗證了《明代志選刊》和《郟縣誌》關於張良宗廟記載的真實性。張店“漢代石刻”是漢留侯張良故里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據。筆者認為，在中國歷史上關於張良故里之爭，應該劃上句號了。
（二）張店“漢石刻”，為研究青年時期諸葛亮的活動提供了新鮮資料
《三國志·蜀志》：“建安二年正月，西域民反，殺玄。”《獻帝春秋》：“玄卒，亮躬耕隴畝。”諸葛玄死後，諸葛亮方到南陽。他在出山之前，遺留下來可供研究的東西實在太少。南陽、襄陽之爭，恐怕與此也不無關係。張店“漢石刻”，是諸葛亮在21歲時寫下的一篇“銘文”。從文中我們可以窺視出在1800多年前諸葛亮的一些活動軌跡：是年春天，他赴潁川訪友，亦在“高陽華里”為父、祖掃墓、在“父城”（張店）“踏賢宗”，拜謁張良廟祠，緬懷張良，激勵自我。並由感而發，寫下如此不朽的“銘文”。諸葛亮對先賢張良的欽佩和崇敬之情，在該銘文中可能是最初的表達。時隔二十多年之後的建興七年（229），諸葛亮在給後主劉禪的《出師表》中，仍然坦言：“謀臣不如良、平。”其強烈而有持久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張店“漢代石刻”的發現，為研究諸葛亮又增添了新鮮資料。
（三）張店“漢石刻”，為我們研究東漢時期的書法藝術，特別是青年時期諸葛亮的書法藝術，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漢石刻”書體系漢隸，結字、排布無拘泥，點劃風神硬朗，收放有度，自然生動。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周俊傑在鑑賞過該石刻的拓片後認為：“此石隸書結體方正，清雋而舒朗。因非廟堂之用，故又具灑脫飄逸之氣。文字線條瘦勁而爽健，儘管已到漢末，線的起收與轉折處已出現圭角，這是漢以後所有隸書最明顯的特徵，但此石氣息上仍然瀰漫著只有漢人才有的淳厚、高古、蒼茫之氣。年青的諸葛亮並非以書名世，而此偶爾乘興所書的數十字，卻使我們感受到了其文之暢、其書之精、其情之誠。余曾云：‘漢人書無一不佳者’，此可證之。”
張店“漢代石刻”現已被收入《中原文化大典·書法典》(中州出版社2008年版)，這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它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