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
作 者：(法)克勞德·邁耶|譯者:潘革平
出 版 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品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1年01月
定 價：29.00
I S B N ：9787509720158
所屬分類： 社科 > 政治/軍事
標 簽：政 治 政治法律 中國政治
內容簡介：
在汗牛充棟的中日關係研究成果中，來自歐洲（法國）的亞洲問題專家對中日關係的論述可謂少之又少。克勞德·邁耶教授的這本《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客觀地介紹了在未來幾十年亞洲一體化過程中，中國和日本作為兩個主要大國在這個將要形成的新的亞洲共同體中各自的擁有的優勢和不足，描繪出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受人尊敬的亞洲重要角色在未來二十多年中可能出現的場景，《誰是亞洲領袖：中國還是日本？》為廣大的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個美國學者之外，既沒有親中傾向也沒有親日傾向的，來自法國或者說歐洲非盎格魯撒克遜語系視角的中日關係的研究版本。
作者簡介：
克勞德·邁耶 在法國索邦大學就讀期間主修日文、哲學與社會學，並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東京三菱銀行駐巴黎副總裁。邁耶教授長期在日本東京大學和應慶義塾大學講授經濟課程，發表過大量有關亞洲問題的文章。著有《日本金融強權》。
目錄：
導論
第1章 兩個經濟世人的族譜
龍之覺醒
相撲的韌性
交錯的命運
第2章 強大但脆弱
經濟強國的武器
未來幾十的睥沉重挑戰
危機撼動巨人
第3章 日本、一個尋求“正常化”的經濟領袖
亞洲的經濟領袖
日本渴望“正常化”
第4章 中國，正成為全球強國
急奪亞洲經濟領袖的追逐賽
一個區域和全球行為體的雄心
結論 中國與日本正面交鋒
附錄一 印度和日本：建立全面戰備和經濟夥伴關係
經濟關係不夠密切
建立全面戰略和經濟夥伴關係
附錄二 日本的“輝煌十年”：20世紀80年紀
概觀：兩大挑戰，兩種抱負
金融擴張
附錄三 “失去的十年”：20世紀90年代
金融危機與經濟低迷
對這聲反常危機的分析
參考文獻
縮略語和習慣用法
書摘：
龍之覺醒
在經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經濟衰退、政治動盪、戰爭以及各種屈辱之後，隨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它是蘇聯的盟友——的成立，中國終於把命運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事實上，當時中國的經濟復甦主要依賴蘇聯老大哥的經濟和技術援助：從1953年開始，中國採取了蘇聯的計畫經濟模式，農村合作化和國營重工業成為當時的發展重點。1949～1978年，中國的年均經濟成長率約為5％，與世界水平大致相當。不過，這一期間人均收入卻未出現多少增長，其中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1978年以來，中國在衛生和教育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它仍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中國人曾經遭受過兩次巨大的打擊：一次是1958～1961年的“大躍進”以及此後出現的自然災難，造成數百萬人餓死；另一次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場革命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教育體制、行政架構，嚴重摧殘了國家的有生力量。
這一切在1978年被鄧小平奇蹟般制止。鄧小平的改革政策是以非凡的經濟轉型為出發點的，但這一政策並非源於一個經過深思熟慮、雄心勃勃的計畫，而是一種出於政治考量而作出的務實選擇。事實上，當時這已經成了一個關係共產黨能否繼續執政的大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國內，饑荒、無政府狀態以及各派之間的權力爭鬥已經影響到了體制的穩定。亞洲“四小龍”經濟的迅速騰飛使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收人大大提高，而此時的中國卻裹足不前，2／3的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為什麼鄰居們能做到的事我們這個泱泱大國反而做不到？更何況，“四小龍”中有三個國家和地區都生活著華人。在鄧小平看來，這些小國(地區)所實行的成功政策(市場經濟、優先發展輕工業以及對外開放等)完全不同於中國自1949年以來所走過的道路：當時的中國把重點放在了計畫經濟、自力更生以及發展重工業上。於是，兩項不可分割的迫切需要擺在了他面前，並成了1978～1994年指導其行動的指南：提高經濟效益並使普通民眾拋開意識形態之爭；與此同時黨要加強對社會各界的控制，以維護政治穩定。為了擺脫統制經濟和孤立主義的制約，使經濟出現增長，鄧小平使用了雙重槓桿：一是對內改革，二是發展與外國的貿易往來。不過，對他來說，增長本身並不是目標：它必須服務於一個政治目的，即維護共產黨的合法統治。
從計畫經濟走向“市場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把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1985年，鄧小平在接受《時代》採訪時所說的這段話很好地總結了自1978年以來所實行的改革的哲學思想。這些改革是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進行的，其目的是通過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使中國的計畫經濟逐步轉變成為市場經濟。鄧小平這位“小舵手”的改革將按照漸進、務實的方式推進：改革將在不同的行業、在小範圍內首先試行。之後再根據試行成果來決定是否在更廣的範圍之內推廣，有時這種試驗性改革可能會進一步深化，有時可能暫停，有時甚至可能倒退；在整個轉型階段，中國實行的是計畫手段與市場機制同時並存的“雙軌制”；經濟官員可以由此逐步推出必要的調整，最終使所有的行業都能適應市場的邏輯。這種改革政策帶來了三方面的變化：生產體製得到了解放、工業實現了多元化以及大規模的城鎮化。
生產體制的解放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1978～1984年)，之後擴展到了城市的工業領域。1978年，經濟革命首先是從部分農村地區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試驗開始的。中國於1955年開始搞農業合作化，並在1958年興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在此期間，中國農業的發展速度一直十分緩慢(年增長率約2％)。除了提高國家計畫內農產品的徵收價格之外，這場改革主要包含兩大內容：其一，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的農村地區幾乎全部回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形式；其二，在完成上交國家的任務後，農民可以自由買賣手裡剩餘的糧食和農產品。一種二元體制由此產生：在改革之初，農村的糧食幾乎全部(95％)按官方的定價賣給了國家，這一比例到1985年下降到了37％，差額部分則按照市價賣到了自由市場。這一鼓勵機制不僅使農業生產實現了多樣化，而且農產品增收的幅度比過去30年翻了一番(年增長率由過去的2％提高到4．5％)。農業改革的成功使這种放開經營思路進人了一個新階段：過去一直壟斷著國家工業生產的國營企業也開始實行了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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