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運(1832-1916)的《圓明園詞》說：“敵兵未雍門荻，牧童已見驪山火。”這話文謅謅的，好在附有自注，詞義乃大白：“夷人入京，遂至園宮，見陳設巨麗，相戒弗入，雲恐以失物索償也。乃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王當時剛出道，在權臣戶部尚書肅順的幕府中，北京的關係很熟。據他的見證，當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後，最先進入圓明園盜掠的，不是老外，而是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滿漢窮人。
此話關係重大，不可亂打誆語，要有根據。所以《花隨人聖庵摭憶》作者黃浚(1890-1937)寫到這段疑案，在同意王運，稱“此說大致不謬”以後，另外還引了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作旁證。
李慈銘八月二十四日（公曆10月7日）記：“聞夷人僅焚園外官民房”，還沒有大搶。第二天形勢急轉直下，大規模的搶劫哄然而起。日記說：城外西郊，盜賊遍地。城裡的貴族、官僚、富人紛紛害怕起來，打點細軟準備出逃。他們怕的不洋人，而是京城周圍的窮滿人、窮漢人。暴民們一個個手上把玩著剛從圓明園裡搶來的古董、玉器，已經一群群地潛入城裡，準備跟在洋人後面，接著搶。
八月二十七日的情況簡直恐怖。“圓明園為夷人劫掠後，奸民乘之，攘奪余物，至輓車以運之。上方珍秘，散無孓遺。”可見，等到英法聯軍正式開搶以後，北京的暴民們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搶劫。據說河裡、溝里都是罈罈罐罐，搬不動，扔下的。此後的幾十年里，圓明園裡，無有寧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動亂，或平時官兵有所疏忽，就拖著板車奔海淀。從楠木、金磚，到石塊、瓦片，皇上的東西，什麼都往家裡搬。運氣好的，在廢墟里還能找到拼得起來的瓷器、玉器。民國初年的時候，王運曾對人說：“圓明園毀後，周垣半圮，鄉人竊入，盜磚石，伐薪木，無過問者。”1980年夏，已經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學生，第一次旅遊北京，在前門附近看到從圓明園裡搬來的石條和界碑，壘砌在街沿上。見我們南方人端詳考證的樣子，老北京得意地說：“沒錯！圓明園的，皇上家的”，令人厥倒。
誰先在圓明園開搶，是講得清楚的。按照英法聯軍將士的回憶錄，他們是10月6日追趕滿兵，進入圓明園的。當日，為了戰事，在苑囿外圍燒了幾間房子。來自英法鄉下的兵士，住在宮殿里，眼界大開，垂涎三尺，已經在議論盜掠珍寶。但據說第一天還好，只有幾個法國士兵拿了幾件小東西，作紀念，沒有動手，他們是在幾天后，聯軍司令部商量後才下手的。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國人下手了。不敢搶外國大兵占據的宮殿，就搶那些無人看管的傭人、管家和太監住房。滿人入關216年，北京第一次失陷，沒了官的北京沒人管，一下亂了，對整天垂涎著皇上生活的小民來講，無疑也算是一種解放，進到這平日裡的禁園張望也是享受。於是開搶，如王運、李慈銘所記。
隨軍的英國紀(ghee)牧師說：“當我們再走近內宮時，遇見了成群打伙的中國人，搶劫他們皇帝的東西。我們檢查他們的籃子和包裹，只能找到瓷器、氈毯和粗布的棉衣。他們沒有走進最好的宮殿，他們懼怕我們。”因此，外界看起來，是中國人先搶燒圓明園。英法聯軍當然不是善類，他們早已在園內有組織有紀律地分贓、搬運、拍賣圓明園財物，但外界不知。情況就是這樣：英法聯軍是有組織的江洋大盜，海淀的百姓是散亂的刁民細賊。
說實在，多次讀到這段史料，總是不解：“首善之區”的百姓，“皇城根下”的子民，有的還是幫著皇上統治全國人民的滿族特權分子，平時又最恨洋人，臨事不和皇上共患難，不顯出“忠君愛國攘夷”的樣子，反而乘帝室之危，下手撈便宜，為什麼？這樣的中國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漢奸？不象。農民起義？也不象。愚民群氓京混子？他們卻又是如此地精明地拿捏分寸，皇帝、老外都吃不了兜著。
這樣的故事，最叫人想得起另一句話：“乘火打劫”。大約是中國歷史書上，這樣的故事太多了，才有人發明了這句妙語。秦末項羽大燒鹹陽，放火的是楚兵，搶劫者中卻一定夾有大量當地細民，不然為什麼大火“三月不滅”。明末“闖王”李自成進北京，很想守住紀律不搶，也是北京城裡的當地人先搶了起來，一發而不可收。辛亥革命的時候，北京、南京、武漢都發生過類似事件，有人想搶。但是因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紳出面維持，不準擄掠，才是歷來的改朝換代中情況最好的一次，故宮保了下來，造了博物院。不過，這樣的故事，還沒有離我們遠去。本世紀裡，每有“煽風點火”的民眾運動，就有“乘火打劫”的行動者。明眼人可以數出很多次。
杜牧的《阿房宮賦》，對中國歷史上為何不斷出現“乘火打劫”的現象解釋得最為生動服人。他總結秦始皇的阿房宮被焚燒的原因時，說道：“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頭磷磷，多於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戌卒叫，函谷舉。楚人一舉，可憐焦土。”杜牧是詩人，不是理論家，但他講出了大道理：長期朕“一人”，宮城內外的百姓和皇帝，富貴貧賤，奢侈窮困，差別太大。沒有中間階級的斡旋、社會關係的溝通、輿論批評的發泄，鄙野之人，平日裡固然魏闕仰望，敢怒不敢言。可一旦有人揭竿，那些看似老實委瑣，委屈成奴，油嘴滑舌的平民，必“乘火打劫”，必要上金鑾殿，九龍床過把皇帝癮而後快。
由圓明園的“乘火打劫”，想到了北方朋友講的家鄉故事。抗戰時期，某地日寇掃蕩抗戰村莊。日軍後面，跟著鄰村的村民。鬼子“三光”（燒、殺、搶光）之後，他們再收檢一些破爛回家。由此又想到魯迅的《藤野先生》，那箇中國人圍觀日本人殺中國人的鏡頭。魯迅和同代人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怪其愚昧。然而，又經歷了二十世紀這么多的風風雨雨，我們現在應該知道：習慣性的“乘火打劫”，不是文化素質高低的問題，也不是民族性格缺陷的問題。這是一個體制問題。一個社會，一個城市，如果總是不鼓勵市民有獨立的財產、事業、信仰和追求，沒自己的事乾，老念著、侃著、望著皇上的生活，以此為苦，也以此為樂，他們的人格必然無聊卑下，行為不負責任，到時候就會一哄而起，成為暴民。王運、李慈銘，還有魯迅，看到了中國人的這個毛病，但無法下藥。不知我們這一代人能否真的多懂一點，不再出這樣的“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