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1887～1927）
正文
中國近代報刊主編。名瀚，又名培瀚，號質存，筆名大悲。湖北蘄春人。1887年 8月3日生。黃州府(今湖北黃岡 )立中學畢業。是湖北革命團體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的骨幹。1909年接辦《漢口商務報》，使該報由普通的商辦報紙轉為群治學社的宣傳機關，被讀者譽為“革命之先鋒”。1911年春，在文學社的支持下，接辦漢口《大江白話報》，改名《大江報》，自任經理兼總編輯。在他主持下，《大江報》諷刺時政，鼓吹革命，為武昌起義作了輿論上的準備，是辛亥革命時期言論最激烈的革命報刊之一，在當地新軍士兵中產生很大影響。1911年 7月，因刊出黃侃所寫《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何海鳴所寫《亡中國者和平也》等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被清政府拘捕入獄。武昌起義後釋出,被推為漢口軍政分府主任和湖北省議會議長。繼續主辦《大江報》。1913年以後，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的鬥爭和護法鬥爭。1920年參加陳獨秀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秘密黨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度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武漢分會委員、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1927年12月17日被桂系軍閥殺害。 配圖
詹大悲
慷慨筆戎報此生
1927年，詹大悲（三排左五）參加國民黨二大時與毛澤東（二排右三）、董必武（二排左二）、宋慶齡（一排右五）等合影。
蘄春縣檀林鎮詹山村是大別山區一個普通的小山村，直到現在，到那裡去還得走上一段土路。16日，我們從蘄春縣城出發花了3個小時才到那裡。濛濛細雨中，村舍、竹林和田疇都似水墨畫般的靜謐。不知道1887年8月詹秀才家第二個嬰兒的哭聲有沒有擾了這個山村的清夢。
詹大悲的侄孫詹書芬是檀林鎮詹大悲中學的副校長，他帶著我向山上爬，轉過一個山谷，來到一個叫毛狗隴的地方（當地人稱狐狸為毛狗），指著半堵土山頭牆說：“這就是我的老屋，我的二爺爺就是在這裡出生的。”
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質存，他的一生用兩個字就足以概括：革命。40年的生命，革命是他的命脈。
這個在毛狗隴出生的孩子，自小就有些與眾不同，故鄉人至今仍傳言，說他頭特別大，愛在山林里奔跑。20歲那年，他跑到了黃州府中學堂，因為他的考試成績是“黃州八屬學子之冠”。
在黃州府中學堂，詹大悲與宛思演、熊十力等結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們因秘讀了《革命軍》、《破夢雷》等大量進步書籍，而痛感清政府腐敗無能和亡國滅種的危險，遂暗組了證人學會，倡言革命。詹家後人說曾在詹大悲用過的一個書箱上看到過這樣一副對聯：“三更燈火窮經史，四海同盟驅滿虜”。後證人學會為校方所察，開除了詹大悲的學籍。1908年，詹大悲憤然赴漢，加入革命團體群治學社，並與宛思演等人多方籌措，接辦了漢口《商務報》，使《商務報》成為群治學社的機關報，是為“湖北革命團體創辦的第一個機關報”，詹為主筆。“日出兩張，言論激烈，為武漢報界之急先鋒。”《商務報》後因清政府的迫害而停止活動。
1910年12月，詹大悲等又在漢口歆生路（今江漢路）上創辦了《大江白話報》，詹任主筆。《大江白話報》評論時弊，“無所畏憚”。1911年1月21 日，漢口發生了英國巡捕打死人力車夫吳一狗事件，次日，漢口人力車夫千餘人聚集在英租界捕房門前質問，又被英軍槍殺了10餘人，重傷多人。清政府通令各報刊不得對此評載。《大江白話報》不僅對英軍的罪行大加揭露和譴責，詹大悲還以《洋大人為何敢在漢口打死吳一狗？》為題，撰文直斥清政府，“外人這樣虐待我們，與當局腐敗無能是分不開的”。英領事和清政府“憤憤欲加禍於報社”，《大江白話報》停刊。
其時的詹大悲鬥志益堅，他籌資在漢口刊行《大江報》，自任主編兼經理，日出兩大張，“攻刺時政，鼓吹革命不稍諱”。1911年1月30日，革命團體文學社在武昌小東門成立，詹大悲任文書部長，起草社章，《大江報》亦成為文學社的機關報。文學社與同盟會等其他革命團體的聯繫，都是通過《大江報》進行的。
為了充分發揮報紙的作用，詹大悲在民眾中特別是新軍各營中，通過文學社組織，廣泛秘設分銷處和特約通訊員。注意向新軍士兵和下級軍官宣傳，是《大江報》的重要特點。《大江報》向新軍各營隊免費送報一份，凡軍政各界貪污殘民、虐待士兵之類的醜行，“報紙無不盡情披露”，“筆鋒所至，怒罵隨之”。由於詹大悲 “言語妙天下，能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故《大江報》“風行一時”，反動官吏“畏報如虎，恨報刺骨”，而廣大民眾和新軍士兵則愛之愈殷，信之愈篤。漢口商會曾贈聯稱頌：大筆淋漓，萬言日試；江華燦爛，一紙風行！
1911年7月25日，蘄春籍同盟會員黃侃來到了《大江報》館，詹大悲與何海鳴為黃侃設宴洗塵。推杯換盞間他們談起時政，情緒異常激奮。酒酣耳熱之際，黃侃以“奇談”為筆名，寫下《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一文，詹大悲拍案叫絕：“此真乃英雄所見略同，數日前海鳴撰文《亡中國者和平也》，今季剛作《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無獨有偶，誠為振聾發聵之作。”當即簽字，送排字房發排。
第二天，正版載有《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的《大江報》出現在武漢三鎮的街頭巷尾，讀者爭相購買，競相傳誦。這篇200餘字的文章被時人評為辛亥武昌首義的戰鬥檄文，它帶給當時中國社會的震動也許遠超過了歷史書上的評價。文章抨擊清政府立憲騙局，批評立憲派的改良主張，指出中國已被清政府弄得病入膏肓，亡國在即，因此，“和平改革”已無濟於事，只有“無規則之大亂”這副“妙藥”才能救中國。文中雖未直接使用“革命”字樣，但實際上是在公然號召革命。時值保路風潮席捲鄂、湘、川、粵各省，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7月28日湖廣總督下令查處《大江報》，“永禁發行”，並將詹大悲投入監獄。《大江報》被封禁的訊息傳出，武漢三鎮輿論大嘩，各界民眾集會在湖北咨議局門前，強烈要求當局取消查封的命令，立即釋放詹大悲等人。集會結束後，推選代表赴北京請願，絕食三天三夜。隨後，全國各地報館紛紛回響，支持《大江報》同仁的鬥爭。被捕後的詹大悲大義凜然，拒不說出文章的作者，以總編身份承擔一切責任。湖廣總督原擬對詹大悲處以重罪，但懾於民情，判處徒刑18個月。這就是清末著名的《大江報》案。《武漢文史資料》（第四輯）上認為《大江報》案是“武昌首義的導火線之一”。
被囚的詹大悲密切關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他寫信給北京好友溫楚珩（同盟會員），“促其從速南下，共同商酌”。溫楚珩抵漢後，分訪“各領導同志”，制定起事計畫，並將部署告訴了詹大悲，詹表示完全同意。10月10日武昌首義。
武昌首義後詹大悲出獄，任漢口軍政分府主任兼管軍事處，率民軍在漢口與清軍激戰。《大江報》也於武昌起義的次年春在漢口後花樓街重新復刊，本其一貫的戰鬥作風，“暢所欲言，毫不忌諱”，對擁袁的共和黨時加抨擊，持論甚激昂。
1913年，詹大悲任國民黨漢口交通部部長、湖北省議會議員。宋教仁被刺後，他力主武力討袁，並聯絡原文學社社員楊王鵬等，組成改進團，密謀在漢首先發難。“二次革命”期間，詹大悲在江西、南京積極參加討袁軍事活動，失敗後亡命日本。詹大悲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與王憲章等回上海策划起義，事敗，再度避走日本。翌年護國運動爆發後返國，擬策動湖北討袁起義，抵滬時被捕入獄，袁世凱死後獲釋。
1917年7月詹大悲南下廣州，參加護法運動，嗣由孫中山派往四川，爭取川軍劉湘援鄂，出任四川援鄂軍鄂西總司令部參贊、秘書長，參與援鄂戰事。
1920年詹大悲協助孫中山重組軍政府，並任桂林大本營宣傳員。1922年他追隨孫中山討伐陳炯明，中山蒙難之時，他隨侍在側。次年任廣州國民政府參事、刑事審判委員。1926年詹大悲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7年春他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
作為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詹大悲與孫中山關係非同一般。1923年1月，詹姓續修宗譜，詹大悲請孫中山撰寫了譜序。1923年10月，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決心改組國民黨，詹大悲參加起草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而此前，詹大悲已通過湖北同鄉李漢俊參加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活動，1920年 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因為詹與孫中山的關係較好，在社會上影響大，因此大家認為他不公開為宜，一般也不參加黨的會議，黨的指示精神由聯繫人傳達，詹大悲以後就一直按這種方式執行黨的任務。
被喻為“著名的革命派報刊活動家”的詹大悲在其鬥爭生涯中始終把報紙作為鬥爭的重要陣地。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發動反革命政變，詹大悲一面利用自己的身份將“在漢被捕的共產黨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釋放”，一面在《漢口民國日報》、《楚光日報》等報刊上反覆揭露反動派的罪行，高呼“國共兩黨合作萬歲”。
1927年11月，桂系軍閥胡宗鐸、陶鈞部殺進武漢，12月17日上午，詹大悲得到反動派偵悉董必武潛伏地點的情報，立請潘怡如設法轉告董。下午5時許，武漢衛戍司令胡宗鐸會同日巡捕將詹大悲、李漢俊、潘怡如等逮捕。詹大悲對大家說：“如倖免，一定繼續革命！”當晚9時許，詹大悲、李漢俊同時慷慨就義。次年詹大悲歸葬故里。
詹大悲的墓在蘄春縣蘄州鎮顧皇山上，墳頭很不起眼。今年春天，詹大悲中學的孩子們去給他掃墓時還是在詹家後人多方尋找下才找到了墓地。然而在蘄春人的記憶中，詹大悲是個大人物，特別是詹氏一門三烈士（詹大悲的兩個兄弟亦為革命捐軀）。在詹家老屋，鄉里鄉親的都能說上一段詹氏的舊話。該縣政協文史教文衛委主任張梁森為我們找到的蘄春文史資料中詹大悲占了很大篇幅，他還指著桌上一疊文稿告訴我們，蘄春人對詹大悲的研究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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