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
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譯文
文王天上有英靈，光輝照天最顯明。歧周雖然是舊邦，接受天命氣象新。周家前途無限好，天命周家長興盛。文王上升又下降，常伴上帝在天庭。文王勤勉日夜忙，美好聲譽永不亡。施恩布德興周邦，後世子孫都為王。文王子孫相繼傳，嫡親旁支百代昌。周家群臣和貴族，也都世世顯榮光。世世代代都顯貴，謀事小心多仔細。群臣眾多都賢能，生在這個王國里。王國能把賢士生，都是周家骨幹臣。人才濟濟滿朝廷，文王在天得安寧。文王端莊行為正，光明磊落又恭敬。天命偉大不可違，殷商子孫都信聽。殷商子孫數量多，成萬成億數不清。上帝已經發命令，服從周邦為周民。殷商稱臣服周王，天命運行本無常。殷商諸士多勤勉，助祭鎬京登廟堂。他們助祭行灌禮，仍然穿戴殷時裝。都是周王進用臣，牢記祖先不可忘。牢記祖先別忘記，進德修業要努力。天命永遠須配合，自己多多求福氣。殷商未失民眾時，行為也能配上帝。殷商滅亡應借鑑，永保天命不容易。永保天命不容易，不要喪失在你身。美好聲譽要發揚，殷朝興亡有天命。上帝做事不可測，既無氣味也無聲。效法文王好榜樣，天下信任又尊敬。賞析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時代，因詩中所寫皆周文王、周武王之事，故東漢鄭玄的《詩譜》誤以為是文王、武王時之詩。朱熹《詩集傳》則將它斷為成王、周公以後之詩。《史記·周本紀》謂周武王死後，“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叛)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崩，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措)四十餘年不用。”《大雅·文王之聲》所言皆追述周文王、武王先後遷豐、遷鎬京之事，又最後一章點出“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這“子孫”當是周成王、周康王，所以筆者把此詩產生的時代確定在成、康之際。這首詩的主旨，前人多有闡述，而清代學者方玉潤的《詩經原始》最能道出詩人的良苦用心。他說：“此詩專以遷都定鼎為言。文王之遷豐也，‘匪棘其欲’，蓋‘求厥寧’，以‘追來孝’耳；然已兆宅鎬之先聲。武王之遷鎬也，豈徒繼伐，蓋建辟廱以貽孫謀耳，又無非成作豐之素志。故文、武對舉，並言文之心即武之心，武之事實文之事。自有日進於大之勢，更有事不容已之機。文、武亦順乎天心之自然而已，夫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序》雲‘繼伐’，固非詩人意旨；即《集傳》所謂‘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又何待言？蓋詩人命意必有所在。《大雅》之詠文、武多矣，未有以豐、鎬並題者。茲特題之，則必以建置宏謀為纘承大計。說者當從此究心以求兩聖心心相印處，乃得此詩要旨。不然，泛言繼伐，與詩無涉；即呆說豐、鎬，於事又何益耶？”
從方玉潤的分析中，已經透露出西周開國君主文王、武王的業績所起的繼往開來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長艱苦歷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於有邰(在今陝西武功)，至十代孫公劉由有邰遷到豳(在今陝西邠縣)，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從豳遷到岐山(在今陝西岐山)，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在文王、武王父子兩代，文王繼承前代的功業，當了“西伯”，殷紂王分庭抗禮的地步，為滅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周武王秉承父志，又進一步擴展勢力，再建都於鎬京，終於完成了滅殷的統一大業。西周王朝建立之後，周武王的子孫面臨的是如何鞏固基業的問題。《文王有聲》末章說：“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正點明了這個要害問題，可謂是畫龍點睛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