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思

詩思

出自唐 韋應物《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詩:“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清 王夫之《乍開梅》詩:“底事花魂多荏苒,逼人詩思在些些。”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談》:“先只聽得一片鼓鈸和鐵索聲,我正想做‘超現實主義’的語錄體詩,這么一來,詩思被鬧跑了。”宋代詩人方回的《詩思》:“野眺荒山外,詩愁細雨中。肯令一字俗,已拼百年窮。病體皮膚皺,寒庖糗餌空。戎葵獨何事,故作向人紅。”

基本解釋

詩思(化作為詩)做詩的思路、情致。

也可理解為將思緒、情感寄託於詩中

詩思詩思

相應出處

清代詩人王夫之作品《乍開梅》:“底事花魂多荏苒,逼人詩思在些些。”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談》:“先只聽得一片鼓鈸和鐵索聲,我正想做‘超現實主義’的語錄體詩,這么一來,詩思被鬧跑了。”

宋代詩人方回的《詩思》:“野眺荒山外,詩愁細雨中。肯令一字俗,已拼百年窮。病體皮膚皺,寒庖糗餌空。戎葵獨何事,故作向人紅。”

詩思延伸

詩思詩思

《古今詩話》中有一則關於晚唐詩人鄭絮的記載:“相國絮善詩……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

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何以得之?’”這裡鄭絮的回答,涉及到了一個和詩人創作心理有關的問題:“詩思”。所謂“詩思”,指的是詩人作詩時獨特的心境、情緒,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創作激情、創作靈感。確實,再高明的詩人,也絕不是想作詩就作得出來的,而必須具有一種孕育詩歌的心境和催生詩歌的情思。

“憤怒出詩人”,這是影響極大的一個觀點;與之類似的還有“發憤以抒情”、“不平則鳴”、“詩窮而後工”等說法。它們都是不無道理的。何以詩人處於這些情狀下就能寫出詩來呢?這是因為,詩人的“憤怒”、“不平”或者失意、不滿之類的心理、思想,通常是在遭遇社會壓迫、生活打擊、人生挫折等情形下產生的,這時他的感受與體驗往往特別真實,情感往往特彆強烈,心潮往往特別亢奮;這時他心中就會萌生不可抑止的寫作意願和寫作衝動,躍躍欲言,不吐不快。如此創作出來的作品,當然也就具有感人至深的藝術力量。

“詩思”不僅僅限於“憤怒”、“不平”等情緒。南宋嚴羽在仔細研究過唐詩後,得出結論說:“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人在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中,通常也會覺得極其悲愁、煩惱、鬱悶,也會變得十分多愁善感,也會感到有太多的話要說,因而也容易形成並積聚“詩思”。再者,就是當人處於欣喜、愉悅、歡快之中時,亦是如此。

詩人寫作,當然是他“帶著有準備的頭腦”時時注意觀察、體驗、思索、提煉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應說還是他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各種複雜環境中獲得太多的感受、經過長久醞釀才有的舉動——從一定意義上講,詩人提起筆來作詩其實是一種身不由己的行動,“是皆出於不得已者”《韻語陽秋》。

“李白斗酒詩百篇”,這始終被人們傳為美談。但如果李白生活春風得意、一帆風順,如果他沒有受到群小們的排斥、打擊,如果不是始終受到壓抑在政治上無法出頭,不是心中鬱積著深沉的悲憤和苦悶,不要說喝“斗酒”寫不出“百篇”詩來,就是喝一百斗酒只作一篇詩,恐怕也難!再看看杜甫、韓愈、劉禹錫、李商隱、蘇軾、陸游、李清照、文天祥、高啟等傑出詩人,哪一個不是命運多舛?誰未飽嘗過生活的苦辣辛酸?他們人生道路的坎坷,所經歷的重重苦難和種種不幸,無疑為他們的詩歌創作貯存了豐富而深厚的“詩思”;他們都能寫出一些受人稱讚的佳作來,絕不是偶然的。

一個詩人,倘若“詩思”缺乏,卻硬要冥思苦想死撐著作詩,那是吟不出好東西來的。歷史上有些“苦吟”詩人,儘管搜盡枯腸,坐困愁城,“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到頭來卻並沒有寫出什麼值得一提的作品。其箇中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有些詩人在缺乏“詩思”或者“詩思”不足的時候,寧肯罷筆也不無病呻吟!辛文房《唐才子傳》載:崔顥游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為而去……”李白是才華橫溢的大詩人,以他的才情,短時間內作出一首甚至幾首詩來是決不成問題的。他為何都斂手?並不是他們被別人已有的麗詞震懾住了,最主要的應該還是他對黃鶴樓了解不夠,感受不深,胸中沒有多少足以形諸詩歌的情思,即缺少“詩思”。既然寫作的內在動力不足,與其勉強拼湊,毋寧不作,這就是這位詩壇巨擘高出一般人的地方。

須注意的是,“詩思”並不等於詩歌。要將“詩思”外化為詩,還需要某種觸媒的引發。這觸媒可以是一輪月一陣風一片雲,可以是一朵花一縷香一張葉,可以是江流河海巨浪驚瀾,可以是峰巒田園飛禽走獸,也可以是燕舞鶯歌歡聲笑語……一旦詩人貯存的“詩思”為某種事物所觸及、所撞擊,他心靈的閘門立即大開,感情的洪流馬上洶湧而出,靈感瞬間就襲來,各種長長短短的詩句便爭先恐後於筆底淙淙流淌而出,甚至可能出現“踏遍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情況。所以,從某種角度看,詩人於何時作出詩來、作出怎樣的詩來,又具有不確定性,令人難以預料,作詩乃屬“偶然欲書”的活動。明人謝榛道:“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四溟詩話)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當然,無論怎樣,這種詩人創作的“偶然性”,還是由必然性所決定的。像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郭沫若寫作《鳳凰涅槃》、聞一多創作《死水》都具有某種偶然性,但如果不是他們心中激盪著一腔愛國主義激情,不是他們日日夜夜把祖國當作戀人看待,那是不可能有這種熾烈的詩篇誕生的。詩人的所有情懷都屬“詩思”。倘無“詩思”,再高明的詩人也會束手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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