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在浙江天台“清溪落雁”之畔的清溪村,有一位貧民之子,靠著刻苦自勵,從國小教員成為大學一級教授、著名作家和文學評論家, 載入劍橋《世界名人辭典》——他就是許傑先生。
許傑(1901一1993),我國當代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文學理論家。原名世傑、字士仁,筆名張子山。浙江台州天台人。
許先生一生從事教育與寫作,成績斐然。早年曾在浙江台州、寧海等地任教。曾在南洋吉隆坡擔任《群益日報》主編。回國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安徽大學、暨南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等校任教授。
15歲考進縣立中學,不久因母故、家貧而輟學。後入半官費的(浙江)省立第六師範就讀,又因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反對舊的考試制度,鼓吹教育改革,被校方開除。
1921年春,入省立第五師範讀書,發起組織微光文藝社,借《越繹日報》版位,刊出《微光》副刊,開始發表小詩、散文和短篇小說;並組織龍山學會,創辦龍山夜校,以“為人生”的宗旨,邁出了他的文學創作和改造社會的第一步。畢業後,先在台州霞城國小任教,後在故鄉與好友王以仁發起成立“星星社”,提倡以教育改革推動社會改革。
1924一1926年許傑在寧波、上海任教時,在《民國日報》、《小說月報》上連續發表作品,其中1924年刊登在《小說月報》第15卷 第8號上的中篇小說《慘霧》,描寫兩個大家族為了“權力與財富”, 演出了一幕悲壯而又殘忍的聚兵械鬥的場景,引起文壇的矚目。茅盾譽之為“那時候一篇傑出的作品”,“結構很整密”,“全篇的氣魄是壯雄的”。加上《賭徒吉順》等佳作,使他成為當時“成績最多的描寫農民生活的作家”。
1925年被吸收為“文學研究會”會員。
1927年2月,北伐軍光復浙江,許傑被任命為天台文明國小校長兼省立第六中學國小部主任,在臨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許傑被捕,保釋後潛回上海,編輯《互濟》雜誌,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1928年春,奉命去黨的活動基地寧海中學任教務主任,5月底因亭旁農民暴動失敗,學校被解散, 一片白色恐怖,不得已避往馬來半島吉隆坡,從此與黨組織失去了 聯繫。在那裡,他擔任華僑《益群日報》總編輯,利用副刊《枯島》和 《南洋青年》,宣傳中國新文學運動,團結和培養了一批華僑和土著 文學青年;並創作了以南洋華僑反帝鬥爭為題材的小說和散文,被譽為"國語之父"。由於寫了上百篇揭露殖民主義的罪惡的社論,多次被華民政務司傳訊,遂於1929年11月辭職回國。此後幾年,執 教於上海建國中學、廣州中山大學、安徽大學、暨南大學等校。
“八·一三”事變後,許傑應聘回故鄉任大公中學校長,並主持“縣政工人員訓練班”,培養抗日幹部。1939年8月以後,輾轉於廣西、福建、上海等地,教學之餘,繼續從事文學創作,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
建國初,許傑被聘為復旦大學教授,翌年秋調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先後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政協常委,是師大民盟負責人和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
1949年6月,許傑先生赴京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同年,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
1950年7月,被選為上海市文聯理事。翌年秋,調任新創辦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當選為華東作協(後改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
1955年任上海市政協常務委員及上海市民盟副主委。
1957年秋,許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備受折磨。然而,真有“台州式硬氣”的許傑並不屈服,“瞳瞳日影轉,隱隱聽雞聲”。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的錯案得到徹底糾正。
80高齡的許傑,老當益壯,積極參加各種學術活動,勤奮筆耕不掇,陸續出版了散文選集、短篇小說集和文學論文集,研究魯迅散文詩的《<野草>詮釋》和回憶錄《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也相繼問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許傑先生的錯案得到平反,恢復職稱和待遇,擔任培養研究生的工作。他以80高齡,赴各地參加學術活動,勤奮著述,於1981年出版了《許傑散文選集》(上海文藝出版社)、《許傑短篇小說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他的回憶錄《坎坷道路上的足跡》也開始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
人物成就
許傑先生也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早在20年代他就以宣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發表《文藝與社會》等論著引起文壇的矚目,其後寫了很多評論作家、作品的文章,結集為《文藝、批評與人生》、《冬至集文》、《蟻蛭集》、《現代小說過眼錄》。40年代初,在福建發起成立東南第一專門從事文學評論的社團“文學評介社”,主編《前線日報·文藝評介》雙周刊,共出60餘期,撰寫了20餘篇文章,團結和培養了一批青年文藝評論工作者。後又發表了總結性和指導性的論文《半年來的東南文藝運動》。
許傑先生又是研究魯迅的專家;1951年出版的《魯迅小說講話》,是最早系統研究魯迅小說的專著,3年中再版7次,深受讀者歡迎。1979年11月,在魯迅研究學會成立大會上他被選為理事。1981年6月,他的《〈野草〉詮釋》又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1990年初,90高齡的許傑先生又出版了《許傑文學論文集》和許多詩文短篇;其間,他還但任上海市作家協會顧問、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民盟上海市委顧問和國際筆會上海中心會員等職務。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和中外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人物佚事
讀書“讀輸了”?“讀贏了”
許傑先生一生道路曲折,生活坎坷,他的命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寫照,凡是知識分子倒霉時,他頂倒霉,凡是知識分子走紅時,他自然走紅。
1966年11月的一天,寒風凜冽,我隨一班老師和同學到上海去取“文化革命”的經。臨行前,母親曾叨念過:你上海的伯伯不知日子好過否?我心想,他一個大教授,恐怕在劫難逃吧?人們常說有第六感覺,我感覺是有存在,母親的掛念耽心,我的疑惑,一走進上海華東師大校園便證實了,校大門左邊的大字報欄里,張貼著一條觸目驚心的、漿糊未乾的大幅標語“當權派×××包庇大右溜須拍馬許傑罪該萬死”。我的心頓時砰砰砰跳起來,“伯伯現在在哪裡呢?”我回憶起第一次見到伯伯時那可親的面容,他抱我坐在他的膝蓋上,教我數數的情景……,我決心找到他,去安慰他!
“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向值班門衛打聽許傑的住處,那門衛審視我的眼神,至今還記得,厲聲的盤問也還聲聲在耳,由於我的左臂上套著“紅衛兵”,他才不得已告訴了住處。
許先生住在一幢矮小的平房裡,有二小間,面積大約30來平方吧。剛敲開門,只見許夫人正準備燒飯,許老見是“紅衛兵”,頓時臉色慘白,我趕快叫“伯伯!姆媽!”伯母先前一直在老家,來上海還沒幾年,她認得我,見伯伯目瞪口呆,趕緊說:這是笑,阿姆的第三個外甥囡。許先生聽後臉上的肌肉才逐漸鬆開,但還是沒有笑臉,也沒招呼,就匆忙走進裡間去了。
中飯時,伯伯一聲不響吃了飯,放下碗又進裡間去了,我心中那個爽朗神氣的伯伯不見了,眼前是呆滯沉默的伯伯!是啊,他天天被批鬥,天天去看打倒自己的大字報,天天去掃操場掃廁所,精神的摧殘,肉體的折磨,還有那百思不得其解的疑問:我怎么會反黨?什麼時候反過黨?30年代就已不顧安危跟共產黨了,今天難道我變了?在那個顛倒了的時代,許老簡直對自己也不信任了。那時,他的親戚朋友學生已沒人與他來往,連親生的女兒也迫於現實與他“斷絕關係”,他還有什麼話可說!
我要轉達母親的問候,於是我下意識推門走進裡間,伯伯坐在寫字檯邊,桌上放著“毛選”和一本32開的紅面“毛主席詩詞”,他正在寫“勞改日記”。小房間周圍是三隻斑竹書架,上面擺放著許多書,我無話找話,說:伯伯,你書蠻多啊?伯伯嘆了一口氣,不緊不慢地說:所以我讀“輸”了!
然而,十年浩劫結束後,他不但以76歲的高齡重登華東師大講台,帶了個研究生,還出版一本《許傑散文集》。我曾學著許傑的腔調說:“我讀書讀贏了”。
“中國女排打敗‘八國聯軍’”
1985年,我因事去上海,免不了又去許先生家,85歲高齡的許老童顏鶴髮,身健步輕,耳聰目明。他告訴我,每天早晨5點起床到長風公園去走路,大約走10里左右,回來吃早飯。他又讓我晚上別住旅館,在他家看中國女排與世界名星聯隊打排球的電視節目,我恭敬不如從命,坐下看了。許夫人中年時便嚴重耳聾,老年尤甚,偏偏有趣的是,聽不見電視聲音的她,但卻每看到精彩處,都要根據自己的理解表達給老伴聽,伯伯風趣地對我說:“喏,你看,我亮眼人還要瞎眼人牽路呢!”說得我忍俊不禁。
那年間中國女排三連冠,蘇聯、古巴、日本、美國等八個國家的排球名星組成聯隊,在上海與中國女排打球,結果還是中國女排勝了,許老呵呵大笑起來:“以前八國聯軍打中國,現在中國女排打敗‘八國聯軍’了!”一句幽默話,深深地體現了許老的愛國思想。
從未謀面的師生情
許老一生從事高等教育事業,桃李滿天下,但他有一位學生,從未謀面卻情緣深深。
話還得從反右前說起。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楊萬才,從舊書攤里買了一本許傑先生著的散文集,“文如其人”嘛,楊萬才看後為許先生高尚的人生哲理所折服,特別欣賞那句“堂堂正正做人”的話。於是大著膽給當時華東師大教授、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魯迅研究學會常務理事許傑寫了一封信,談了一些心得,並討教一些知識。楊某很快就收到了教授的一封頗長的回信,楊某感動欣喜之至,這封信在同學中迅速傳閱,有說楊某幸運的,有說許教授沒架子的,尤其是信的內容令學生們讚不絕口!
楊某正準備寫回信,厄運降臨中國大地,反右運動開始了,許先生首當其衝被定為上海“大右派”,楊某也因與右派通過信而“充軍”到新疆伊黎。
楊某自己過著“牧馬人”一樣的生活,他的父母因獨生子的遭遇鬱悶傷心過度而先後病故,由一封信引起的悲劇整整演繹了廿多年,而許老卻全然蒙在鼓裡。
1986年新春,許老意外收到一份伊黎大學寄來的校刊,內中發表了一封楊某寫的“廿九年後的一封回信”。
回信是寫給許傑先生的,他不知許老還在世否?那殷殷切切、淒悽慘慘的遭遇和不幸,使許老看後夜不能寐,他連嘆自己的罪過不輕啊!一對從未謀面的師生開始了天北地南的通信,臨近中秋時,許老寄去了上海最好的月餅。
許老的胸懷很寬廣,他一生雖坎坷,但從沒聽到怨言恨語,楊某的遭遇是他一生中觸動最深的事件之一,我勸慰他:這不是你的罪過,這是政治運動造成的。但他卻口口聲聲說是自己害了人家,當許老得知楊某已昭雪,而且升為大學副教授,兒子女兒都已考上名牌大學時,聊感欣慰——他們的情緣一直維持到許老逝世。
師生無仇只有愛
許傑先生與當代作家戴厚英的故事鮮為人知。
“反右運動”年間,戴厚英是華東師大中文系的學生,班幹部,學習成績也出類拔萃。那時她是運動的先鋒和骨幹,自然反許傑先生也十分賣力。
一個文人之所以能成為作家,是因為他能觀察生活、客觀公正地描寫社會現實。戴厚英畢業留校當了教師,從一個充滿狂熱思想的大學生成長成一個中國文壇的名作家,她的成名作《人啊人》就是寫反右運動期間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她拿著這本剛出版的書來拜訪自己的老師許傑先生,書的扉頁還提了意味深長的字句,後來又出了一部《風車輪迴轉》,反映中國農村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到“文革”這段時期的社會生活,她也請教過許老。
許老不止一次誇獎過戴厚英,當有個朋友無意中談起:是不是就是當年放大字報整您的那個戴厚英時,許老憨厚地笑笑:學生嘛,思想單純,人云亦云,您看,現在她了不起了,能寫出這么好的小說來,是我當老師的榮光呢!師生無仇只有愛嘛!
老年兄妹小時情
許傑先生有兩個妹妹,至今健在,大妹已90高齡,今在寧波女兒處,小妹87歲,是台灣一所國小的退休教師,現住台灣。許老一生十分疼愛兩個妹妹,大妹因家貧而當了童養媳,小妹自幼隨自己讀書,40年代中期隨夫去台灣教書,直至1992年重逢。
由於歷史政治原因許先生半個世紀來無法與小妹通信,他總是忘不了她,儘管因小妹在台灣而曾使他吃了許多政治苦頭,但他心裡有底,妹妹夫妻是教書的,不參與政治。他時刻渴望兄妹再有重逢的日子。這天終於到來了;1992年勞動節那天,許老家像過盛大的節日,大清早,許老的三個女兒就到機場去接小姑母,許老夫人忙著置辦飯菜,許老樂得手足無措。不時地看他那隻懷表,大概10點左右,樓下傳一片嘲笑聲,許老估計小妹來了,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顫抖著站起來,與他的大妹一起站在門口等,兄妹仨見面時那高興得想哭的表情,難以用文字表達。許老說,我活到92歲,就是要想再看到我的小妹!他又說:“今天是國際勞動節,也是我家的大喜日,一個值得全家人記住的日子!”
借“首長”的光進晚餐
1989年,許老在天台,縣府把他安排在天台賓館下榻。幾天后的一次晚餐,許老走到一間高級用餐廳的門口,被服務小姐擋住了:“對不起,這裡安排的是一位首長。”許老笑了,這時後邊有人來了,連聲說:爸爸!進去進去!原來這首長是許老的大兒子許滬生、在國務院某部門當幹部。
席間,許老說:門口那位姑娘只知道有位“首長“,卻不知道我是首長的爸爸,我是借了這位‘首長’的光呢!”
許老一生沒有在人前炫耀過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其實他的兒女大多比較卓越,大兒子甭說了,大女兒曾是某汽車製造廠的書記,二女兒是上海兒童醫院院長,三女兒是劇作家……,他們都很實在,從不顯耀,就是清溪人,也沒有幾個人知道。這都與許老一生那堂堂正正做人的宗旨分不開。
許傑先生在人世生活了93個年頭。其中50多年從事教育工作,為國家培養了不知多少人才;他也出過許多書,為後人留下了精神財富,他的成就不但在天台縣誌上留下字跡,而且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也留有一席之地,他值得我們後人永遠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