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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論”“說”與先秦論說文體》講述了:古人對於論說文的理解與今人確實很不一樣，並且，作為文體的論說文也始終處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用一種僵化的定義去衡量不斷發展變化著的一種文體，以為今人關於論說文體的定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其實，不僅對論說文體的研究是如此，對其他任何文體的研究也莫不如此，甚至對文學本身的研究也仍然是如此，古人所理解的文學與今人所理解的文學可謂不啻天壤。邱淵在研究中能夠擺脫現代論說文的成見，從“言”、“語”、“論”“說”入手，去探討中國古代論說文體的發生，並歸納出“言體論說文”、“語體論說文”、“論體論說文”、“說體論說文”這四種先秦論說文的形式，不僅需要克服觀念障礙，也是需要學術勇氣的。儘管這些研究可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有些結論還可以進一步討論，但從博士學位論文貴在創新這一點來講，確實值得充分肯定。這樣的研究能夠促進我們對古代文體的深入探討。其次，研究這樣的問題需要改進學術方法。中國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國度，人們研究任何事物總喜歡去尋找它的歷史源頭，並確定何者是它的起點，以此作為描述其發生髮展的事實基礎。邱淵的論說文體研究沒有採用這樣的方法，這是我所贊同的。瑞士著名心理學家和哲學家讓·皮亞傑在《發生認識論原理》中說：“正如'發生認識論'這個名詞本身所表明的那樣，我們認為有必要研究認識的起源；但是在這裡我們從一開始就必須消除一種可能的誤解，這種誤解如果導致把關於起源的研究跟認識的不斷建構的其他階段對立起來則將是嚴重的。相反，從研究起源引出來的重要教訓是：從來就沒有什麼絕對的開端。換言之，我們或者必須說，每一件事情，包括現代科學最新理論的建立在內，都有一個起源問題，或者必須說這樣一些起源是無限地往回延伸的，因為一些最原始的階段本身也總是以多少屬於機體發生的一些階段為其先導的，如此等等。所以，堅持需要一個發生學的探討，並不意味我們給予這個或那個被認為是絕對起點的階段以一種特權地位；這倒不如說是注意到存在著一個未經清楚界定的建構，並強調我們要了解這種建構的原因和機制就必須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儘可能多的階段。”研究論說文體的發生也應如此，即並不是要去尋找這種文體誕生的某一個時點，或者說去尋找它的絕對的開端，而是要去清理或描述這種文體建構的歷史過程，許多也許不是文體的階段其實也成為形成這種文體的原因和機制。如果理解了這一點，或許能夠對邱淵的論證方式多一分寬容，對其看似瑣碎的清理中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