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王國的封立
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就王而言，主要有二種：一是異姓王，一是同姓王。楚漢戰爭後期，漢高祖劉邦迫於形勢需要，先後分封了七個 異姓王，他們是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趙王張敖、韓王信、長沙王吳芮。高祖當時所以封此七人為 諸侯王，皆是出於各種不同的需要。大體說來可分為三類情況： 一是迫於戰爭的需要，如韓信、彭越等。二是迫於信義。如黥布、臧荼、韓王信、長沙王吳芮等。三是出於私情。如趙王張敖、燕王盧綰等但不論何類情況，封立異姓為王皆非高祖所願，除趙王之外，大多是“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註：《漢書·韓彭英盧吳傳》。）所以西漢建國後，高帝與異姓王之間的矛盾很快暴露出來。高祖五年（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首先反叛，剛即帝位的劉邦當即率領大軍前去征討，兩月後叛亂被徹底平定。接著高祖便主動向其他異姓王發起攻擊，其第一個目標就是擁有重兵的楚王韓信。此後，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皆以謀反被誅滅。僅保留一個勢單力孤的長沙王吳芮。
異姓王既滅，高祖便大封劉姓諸王，以衛護國家政權。為確保劉氏江山的穩固，高祖曾與諸大臣刑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劉氏王國的封立奠定了漢初郡國並行的地方行政格局。
其後，呂后執政，乃步其夫之後塵，大封諸呂為王。白馬盟誓遂成泡影。為了控制劉氏諸王，鞏固呂氏在朝勢力，呂后採取了三條措施：
劉邦（一）立呂先立劉，以慰諸劉之心。“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后宮子強為淮陽王，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吳王，太后許之。……太后女弟呂有女為營陵澤妻侯劉，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註：《史記·呂太后本紀》。）（二）以諸呂女為劉氏王后，以控制劉氏諸王。趙王劉友“以諸呂為後，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梁王劉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王后。……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註：《史記·呂太后本紀》。）後友被活活餓死。恢被迫自殺。呂后對代王劉恆不放心，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呂后方才放他一碼。
0年）七月，高后病甚，乃令 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並告誡產、祿說：“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勿送喪，勿為人所制。”（註：《史記·呂太后本紀》。）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後。儘管呂后費盡心機採取了諸多措施，仍未能緩和劉呂之間的矛盾，平息諸大臣心中的不平。相反使劉呂矛盾愈演愈烈甚至達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史載，“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註：《史記·呂太后本紀》。）。“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恐禍及己（註：《資治通鑑》卷十三《高后紀》。）。呂后崩後，齊王劉襄首先發難。太尉周勃、丞相陳平聯合朝中諸大臣對呂氏發起了攻擊，遂誅諸呂，迎立代王。
代王劉恆即位，是為文帝。文帝位內，在全國繼續推行無為而治的方針。“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註：《資治通鑑》卷十三《高后紀》。）時田租或什五稅一，或三十稅一。賦稅收入“歲不過數十萬石”。與此同時，大省刑罰，“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註：《漢書·刑法志》。）。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實施固然安定了社會秩序，使經濟得到很快地恢復和發展，但也為諸侯王勢力的發展造成了有利時機。“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註：《漢書·荊燕吳傳》。）。伴隨諸侯國經濟的膨脹發展，一些諸侯王在政治上也“數不奉法”、“自作法令”，甚至發動叛亂，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對此文帝採納了賈誼“眾建諸侯少其力”的建議，將齊一分為六，即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分淮南為三，即淮南、衡山、廬江，皆以其子孫為王。所以文帝時封國增至19個之多。
封國的軍隊
呂后封國的軍隊漢初封國均擁有不同數量的軍隊。其職能是戍守王都、衛護封國內的社會治安。在國家對外有征戰之事時，王國軍隊要聽從中央調遣，參加征戰。如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黥布叛亂，楚王即“發兵與戰徐、僮間”（註：《史記·黥布列傳》。）。孝景宗三年（前154年）吳王劉濞起兵叛亂，發使遣諸侯書亦云：“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註：《 漢書·荊燕吳傳》。）此數雖有誇大，但王國擁有軍隊當無可懷疑。王國軍隊的調遣權屬皇帝，諸侯王無詔虎符不得擅自發兵。否則，即視為叛亂。如吳楚之亂平後，漢將軍頹當數膠西王劉昂 高祖曾布告天下曰：“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註：《漢書·高帝紀》。）
漢初封國不僅在政治上獨立行使職權，而且在經濟上享有如下四個方面的自主權。
（一）徵收賦稅。漢初諸侯王經濟權力很大。他們在封國內可以徵收漢廷規定的各種賦稅。王國賦稅的徵收和漢中央政府一樣，主要有兩大類：一是租賦，即田租和人口稅；一是山川園池和市井之稅。前者供給王國官吏俸祿、養活軍隊以及政府日常開支，後者則主要用於供王室自身的開支，亦即諸侯王的“私奉養”。
漢初地稅的徵收實行“什五稅一”之制。景帝元年（前156年）改為三十稅一。其間文帝時即實行輕徭薄賦政策，時或“什五稅一”，或“三十稅一”，十三年曾免徵天下租稅。人口稅包括算賦和口賦。西漢政府規定：“民年十五以上或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馬。七歲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註：《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
除田租和人頭稅外，政府還徵收獻費。獻費徵收主要是送交皇帝供天子享用的。但由於漢政府開始沒有統一規定數額，由各諸侯王和郡國自行收取，故諸侯王常假公濟私，加重人民負擔，因而引起了人民的反對。至高祖十一年（前197年）二月，高帝下詔，統一天下民獻費為“人歲六十三錢”（註：《漢書·高帝紀》。）。
（二）興辦工商業。諸侯王國疆域遼闊，物產豐富。漢初國家對地方興辦工商業幾乎沒有限制。《史記·貨殖列傳》載：“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鑒此各諸侯王常根據本國的形勢，因地制宜地開辦冶鐵、煮鹽、漁業等手工作坊，發展地方工商業。吳王劉濞即是他們中最典型的一個。《史記·吳王劉濞列傳》載：“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三）鑄幣。漢初，聽民自鑄錢。這樣便為諸侯王鑄幣提供了合法經營的權力。因此吳、齊、趙等國紛紛開辦鑄幣作坊。《鹽鐵論·錯幣篇》載，“吳王擅障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滑成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齊國設有鑄錢官長，臨淄、臨朐、陽丘、姑幕各設有鑄幣作坊，分別鑄有臨淄四銖、臨朐四銖、陽丘四銖、姑幕四銖錢。
（四）徵收工商稅 。諸侯王為擴大私藏府的收入，對工商賈人征有工商稅。《史記·五宗世家》載“趙王（彭祖）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也。”另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載：“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膠西王劉端私府收入以鉅萬計，致使“府庫壞漏，盡府財物”（註：《漢書·景十三王傳》。）。梁王劉武“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府藏余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註：《漢書·文三王傳》。）。
漢初王國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但由於國家在經濟方面對諸侯王 約束甚少，致使王國勢力膨脹發展，文景時期出現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最後導致七國之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