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紅二代

西方紅二代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九十年的風雨歷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為了追求信仰,從五湖四海來到中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後來的經濟建設大潮中,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參與其中。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他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辭彙:西方紅二代。

簡介

發自北京九十年前,當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勢,陝北的革命者加起來也許坐不滿一個工人體育館,但世事就是如此的神奇,這困難重重的革命之途,引來的竟然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隨者。他們來了,留下,參與革命,踏上征途,見證勝利,也經歷鬥爭,有人離開,也有人依然留下來。當然,與此同時,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如今,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他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辭彙:西方“紅二代”。 他們大多是西方面孔,說著流利的中文。西方紅二代和他們的父母,構成兩代特殊的群體命運,其中有堅貞的信仰,也有暫時的掙扎;有身份的遷徙,也有最終的回歸;有主動投奔,也有被動選擇。無論甜蜜和兇險、激昂和失落,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靜靜發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國悄然遺忘。

背景由來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不同國家,走不同的途徑,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了,波蘭人愛潑斯坦,美國人馬海德、寒春和陽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紐西蘭人路易·艾黎,德國人漢斯·米勒,英國人克魯克夫婦,印度的柯棣華…… 不是命運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衝動,而是一次選擇,一次召喚,一次解放。他們之間曾經毫無相關點,但因為在同樣的時間段內選擇同一個目的地,他們的身上,便多了這樣一個標籤: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事實上,在這隱性的共同點之後,還有一個人,是他們相互之間不多的切點,這個人是宋慶齡。

無論是查閱資料還是與當事人交談,你都會發現,在這些外國人前往中國、前往延安,前往共產主義信仰的途中,宋慶齡無一例外地扮演著引薦人或者是領路人的角色。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記者和醫生都經她安排進入解放區,其中白求恩、柯棣華等人更是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而斯諾訪問陝北後則寫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記》。如此說來,於當時的中國革命而言,“宋慶齡的國際眼光和世界影響曾起到巨大作用”這一說法,並非誇張(遺憾的是,由於這些西方人相互之間沒有建立有效的聯繫,隨著宋慶齡的逝世,關於當年到華外國人的具體數字,並無定論)。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最終中國的解放,在中國的西方人漸漸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經受了考驗,離開還是留下是每一個人都面臨的選擇,而留下後,選擇怎樣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個選擇。一批人離開,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選擇留下,投身新中國建設。留在中國的外國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馬海德、寒春、漢斯·米勒等),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願意加入中國籍,而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擁有中國身份。

家庭特點

北京北海,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聯合國”,三代9口人,祖父漢斯·米勒是中國籍的德國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國籍的日本人,女兒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兒子米德華是美國籍,孫女米安琪是英國籍,他的家庭組成方式,也成為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寫照。

大多數西方紅二代或者其家人,都過著更為國際化的生活。陽和平的弟妹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小女兒在西班牙;周幼馬的女兒在美國,愛潑斯坦的女兒艾頌雅在美國;李敦白的兒子李曉明在美國。

留在中國的紅二代,則大多數在身份上傾向於中國。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就認為,除了加入共產黨,自己在思想上沒有第二條路(詳見第11版),而陽和平,則在經歷了長期美國生活並度過“信仰危機深淵”後,選擇回到中國(詳見第10版)。事實上,與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或者習慣與否相比,更大的困難或許在於——身份的抽離和擱置何方,信仰的歸屬和重新尋找。

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人生和心靈,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載更多。美國人李敦白曾在中國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間諜風波”而蒙受牢獄之災,獲釋後,他攜全家回到美國。因為父親人生的種種變故,兒子李曉明因此童年遭受歧視,更是曾厭惡自己有一半美國血統,而對於中國的情感也因此更複雜幾分,他對父親的理解更是遲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傳後才對他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的。”

別樣人生

儘管最初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緣於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國後,無論是否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國國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與政治相去甚遠。他們所最終停留的領域,多為醫學、農業或鋼鐵等技術性強且非常具體的工種,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訊,分工也多是翻譯、寫作等較為務實的類別。解放後,除了馬海德繼續堅持身體力行消滅性病和麻風病、寒春陽早夫婦主動提出不做文職繼續建設農場和養牛之外,沙博理因為熱心翻譯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漢斯·米勒成為醫院院長,愛潑斯坦則參與宋慶齡《中國建設》雜誌(即現在的《今日中國》)的工作。

而自從馬海德向胡耀邦建議後,這批中國籍的外國人一部分得以擔任政協委員,這也許是他們參與中國政治事務最深入的地方。

此外,與早期延安近距離參與革命相比,文革則不啻是他們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禮。據周幼馬介紹,文革時期,一批外國人也曾成立戰鬥隊“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們曾經非常輝煌,坐主席台,喊革命口號,旁邊坐著葉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但是文革後期,這批人先後受到衝擊,能夠倖免者鮮矣。

而父輩的命運落差,反應在後代身上可能是數倍的放大。也許因著信仰的無以為繼,也許是身份的曖昧,西方紅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後顯露出早年受到影響的痕跡,例如,包括米德華(漢斯·米勒之子)、艾頌平(愛潑斯坦之子)、陽和平(寒春、陽早之子)等人在內,都經歷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變動。

每個人擁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愛潑斯坦逝世,在其遺體告別儀式上,其女艾頌雅(現居美國)曾公開表示,父親生前的願望是“希望我們兒女都好,特別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個好的工作”。艾頌雅的弟弟艾頌平今年56歲,因為沒有機會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沒有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所以愛潑斯坦惟一的願望是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事實上,據周幼馬介紹,由於種種原因,作為養子,在愛潑斯坦生命最後的十多年裡,艾頌平與父親並未有太多的交流,艾頌平曾在長城飯店當門童,後來又開計程車,加上又經歷多次婚姻,導致人生相對落魄,“這也是另外一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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