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自漢代張騫“鑿空”以後，中國人習慣上將河西走廊玉門關以西的廣大地區稱之為西域。廣義上的西域包括西亞的條支、南亞的身毒和亞洲以遠的大秦，而狹義上的西域主要指以天山為核心的中亞地區。西域的歷史，特別是以天山地區為核心的西域歷史，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西域的天山是亞洲中部的一個重要山系，它東近阿爾泰山，西瞰河中之地，由數列東西向的褶皺斷塊山組成，並伸展出一些支脈。它有若干盆地、河谷和草原，給畜牧和農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又控扼著古代歐亞大陸上最重要的東西交通線——絲綢之路，是世界上幾大文明的交匯點。
自古以來，許多民族在這一地區生活過、活動過。公元6世紀阿史那突厥興起後，很快發展到這裡。唐朝和吐蕃分別於8世紀中後期和9世紀中期無暇顧及西域以後，突厥語諸部族成為天山地區的主要政治勢力。10世紀中期，西部天山地區的突厥語諸部族開始較大規模地文化轉型，並且在喀喇汗王朝時期發展出初步的新的文化。西遼和蒙元時期，雖然有大批遊牧部族從漠北進入天山地區，但這並沒有改變突厥語諸部族是天山地區主要居民的局面，也沒有中斷這一地區文化轉型的進程。本書以天山地區為核心，探討8至10世紀突厥語諸部族在西域（狹義上的）地區的活動以及文化轉型在突厥語諸部族中發展的情況。
近代以來，國外許多東方學家都關心突厥語部族在西域地區的活動，探討過8至10世紀天山歷史的某些問題。並且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與這段歷史有關的史料，特別是中世紀阿拉伯文、波斯文等史料已在西方整理出版。同時，突厥文碑銘的釋讀和突厥學的發展，以及19世紀後半期西方人開始對天山地區的實地考察，也為西域地區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動力。
本世紀初以來，與西域地區歷史特別是8至10世紀這段歷史有關的最重要成果見於巴托爾德（B．B．Barthold）的一系列論著。這位著名的俄國／蘇聯學者幾乎研究了所有涉及這段歷史的阿拉伯、波斯史料，探討了許多重大事件，勾劃出了其歷史線索。他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1898一1900）、《七河史綱》（1893）、《中亞科學考查報告（1893—1900）》、《突厥斯坦簡史》（1922）、《中亞突厥史十二講》（1926）等論述至今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仍是我們研究的入門書和尋找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嚮導。不過正如巴托爾德本人所承認的那樣，他不懂漢文，不能直接利用漢文文獻，因此他的研究主要依靠阿拉伯、波斯史料，側重於西部天山地區。
本世紀上半期研究有關阿拉伯、波斯史料的另一位大家是米諾爾斯基（V．Minorsky）。米諾爾斯基整理、翻譯、研究、注釋了《世界境域志》（Hudūd al-'?lam）、馬爾瓦茲（A1-Marwazi）著作的有關篇章和《塔米姆回鶻遊記》等，這些史料和米諾爾斯基的研究對本文有直接意義。他的缺陷也在於不能直接利用漢文文獻。
直接利用漢文文獻進行有關研究的學者首推沙畹（E．Chavannes）和伯希和（P．Pelliot）。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學者直接利用漢文文獻並結合其他史料研究突厥語部族在天山地區活動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至今仍為國內外學者所利用。不過沙畹的研究以8世紀中期為下限，而我的研究正由此開始。
伯希和具有廣博的語言學知識，熟悉中國古代文化，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細部研究。雖然他並未系統論述8至10世紀以天山為核心的西域歷史，但他涉及了這段歷史中的許多問題，不容忽視。
本世紀50年代以後，與本文有關的、直接利用漢文文獻進行研究的西方學者是哈密屯（J．R．Hamilton）。他的《五代回鶻史料》、《鋼和泰藏卷雜考》、《托古茲古思和十姓回鶻》，我們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不過他的研究對西部天山地區的歷史涉及較少。
在研究西域地區史方面日本學者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能廣泛利用漢文文獻，又較早接觸到西方的研究。本文利用了許多日本學者的成果。在日本學者中，安部健夫最早全面研究了8至10世紀整個天山地區的歷史。他在《西回鶻國史的研究》（1956）中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不過他處理史料的方法和直接利用史料的範圍，使他的許多重要結論與歷史原貌相差較遠。在日本老一輩學者中，羽田明提出了一些重要課題，他就此發表的一些論著雖然並沒有超出當時西方學者的研究水平，但他的上述見解為今後研究的深入指出了一條道路。
40—50年代以來，前蘇聯對西域地區歷史的研究有許多成果，如對西部天山地區中古遺址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對有關文獻的整理、出版，前蘇聯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編寫出版的大部頭地區通史等等，對我們的研究都有重要意義。不過就本文論及的時期內西域地區史而言，前蘇聯學者的研究側重於西部天山地區．對漢文材料的研究也不夠。
國內對以天山地區為核心的西域史的注意可以追述到19世紀中葉西北輿地之學的興起。本世紀30年代以後，中國學者接觸到西方和日本的研究成果及治學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從整體上看，國內對8至10世紀這一地區歷史的研究，在本世紀70年代末以前仍遠遠落在外國學者的後面。“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國內的研究水平有了不少提高，縮小了與國際水平的差距。
對我們的課題而言，最近一二十年以來國內外研究成就中有兩方面特別重要。首先，對和田塞語文獻（于闐語文獻）的研究成果，使我們可以在漢文、阿拉伯、波斯文、中古突厥語文等史料之外，利用一種新的當地文獻。這種文獻不僅增加了某些歷史細節的資料，更重要的是它還提供了一些時間座標。其次，在國際藏學發展的推動下，一些學者重視利用藏文史料，結合漢文等文獻記載，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吐蕃在西域活動的論著，弄清一些歷史疑點，為我們研究突厥語諸部族在天山地區的活動掃除了一些障礙。
總之，我們希望在國內外現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漢文、阿拉伯、波斯文和其他文字的材料，描繪出一幅有關8至10世紀西域地區突厥語諸部族活動史的更清晰的畫面。
作者介紹
198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系博士學位，現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熟悉中國西北民族歷史發展，較好運用阿拉伯語等東方語言史料從事西北民族歷史研究，論文獲國內外同行好評，專著《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國家社科基金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獲江蘇省第七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1年）。近年來關注中國少數民族的當代發展，從事當代民族社會調查（國家社科基金、美國福特基金）和當代民族政策研究（包括中美兩國民族/種族政策的比較研究）。針對911以後國內外形勢的新發展，在國內伊斯蘭研究中提出以“文明對話”的理念處理國與國之間、大民族與小民族之間關係的原則，2002年8月主持與哈佛大學聯合召開的國際會議“文明對話：中國穆斯林學者與非穆斯林學者的對話”，在中國各穆斯林民族中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國際學者的較高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