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屏障石刻

西南屏障石刻

西南屏障石刻位於貴州省興義市捧乍鎮,由清朝興義知府孫清彥(1819——1884)在1868年巡視捧鮓所作,是貴州省人民政府於1985年公布的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概述

前四川人說:“四川有個峨眉山,離天只有三尺三”。然後貴州人說:“貴州有個鐘鼓樓,半截伸進天裡頭”。他們說的就是捧鮓的鐘鼓樓。捧乍曾經是興義市的中心,捧乍本地人形容這個城牆可以同時讓四匹馬跑,城牆可以看成開車的公路那么厚。清,洪秀全太平軍想攻占這個地區,可惜被劉顯世的父親擊退,讓太平軍10000多人命喪這裡。於是就在這裡留下了四個大字“西南屏障”。

雖然現在的人民沒有看見半截伸在天裡頭的鐘鼓樓,也沒有看見可以開車經過的城牆。所幸的是,經過文革的毀城的浩劫,“西南屏障”這四個字的石刻依然那么的清晰,留在現在的捧鮓鎮國小門前。

歷史淵源

省級文物“西南屏障”石刻,置於捧鮓鎮十字街頭。這四個大字的作者孫清彥(1819——1884),字士美,號竹雅,雲南呈貢人。在任興義知府期間,曾在1868年巡視捧鮓。之後他深有感觸,認為捧鮓內山外河,垣塹天成,扼滇桂黔三省之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險要,加之回民義軍屢攻捧乍,駐守捧乍的清軍又互相殘殺,故大書“西南屏障”4個大字及跋文一篇,陰鐫石碑5塊,嵌於鎮內關帝廟甬壁上。字型均為行書。石刻全長7.2米,高1.7米。“西南屏障”4字每字高1.27米,寬0.9米,跋文計12行244字,是孫清彥留在興義的珍貴書法藝術品。

西南屏障石刻 西南屏障石刻

捧鮓地勢險峻,東北背負黔西南最高山峰白龍山,西南面臨南盤江、黃泥河,與廣西、雲南隔水相望,為滇桂進入黔西南門戶之一,素有“滇桂黔鎖鑰”之稱,歷為兵家必爭之地。鎮內至今保存孫清彥親書的“西南屏障”石刻。捧乍也名藜峨,但知者甚少,概因地勢險峻而名。其東北背負黔西南最高峰白龍山,西南面臨南盤江、黃泥河,與雲南廣西隔水而望,素有“滇桂黔鎖鑰”之稱,自古商賈雲集,兵家必爭。其原屬“理苗所”,明代是普安軍民府十二營之一,在興義建城最早,故人常言“先有捧乍營,後有興義城”。清乾隆年間建城,九年築城五里零三分之一長,城牆均用1米見方的五面石徹成,工藝精湛,氣勢恢宏。城中還建有關帝廟、城隍廟、四川廟、鐘鼓樓等,城外有財神廟、石牌坊,可惜均在文革中被毀,現只剩些許殘址。唯一保存完好的只有原立於關帝廟角壁上的“西南屏障”石刻和碑文。

石刻大字,古拙蒼勁,雄健有力,後序碑文端莊雋逸,縱橫馳聘,一氣呵成,堪稱文、書、文獻三絕,為清同治年間興義孫清彥所書。碑文記敘了清朝我州回民起義之事。據傳,清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軍翼王石達開遠征軍進擊捧乍,守城將領恐城中回民裡應外合,故將城中回民盡數殺之。一把總將回民起義軍首領高世貴之母藏匿家中,高母才免遭殺害。後高世貴率軍圍城,得其母生還,撤圍。事後,團練羅永祥(字雲亭)等以把總“暗通回逆”密報上司,把總及參予者被處死。同治七年,回民義軍攻破興義府(今安龍),知府孫清彥逃往興義,至捧乍巡視,見此地“內山外河,垣塹天成”,果是兵家重地,甚是感慨,乃大書“西南屏障”四字及後序碑文,刻之。文中感慨“發逆蔓延半周,海內回夷肆擾”,“夫地本彈丸”,“諸紳民同心效死,心存孤城”,頌羅雲亭“只手持危,重振全局而鼎新之”,是為朝廷忠勇之士也。

歷史價值

撫昔思今,烽火古城、廟宇鐘樓等已杳然遠逝,成為記憶,然而“西南屏障”石刻仍聳立於鎮中心的繁華街市旁,沐風浴雨,盡覽小城變遷,更顯雄奇。滄海桑田,如今雖然城垣已毀,古蹟不存,但城內數十條街道縱橫交錯,千餘戶人家接踵而居,八方商賈雲集,車水馬龍,一派繁華,漢、彝、回、布依等多族聚居,融融其樂,共建家園,已是一番新的風貌。昔日烽火戰爭的重地,也是現在和今後經濟發展的桃源。

相關詳情

黔西南州首府興義城往西南50公里的捧鮓鎮北街,鄰進國小的石壁上,至今仍牢牢鑲嵌著大約1米見方的5面石刻。其中前4面橫排,每面1字,行書深鉤大刻“西南屏障”。後1面則為其跋文,行草直書陰刻。文曰:

“嗟呼,發逆蔓延半周,海內回夷肆擾,今愈十年。況夫地本彈丸,官失文武,兵食兩乏,固守其誰!苟非捧人士如文山、仲謙、瑞圖、雲圖及雲亭諸紳民,同心效死,以存孤城,不及此憶。余乙丑偶臨,周覽形勢,內山外河,垣塹天成,益皇然於無信不立之旨焉!孰意陽極而剝,諸君乃自壞長城。猶幸天貽雲亭,只手持危,重振全局而鼎新之。從茲官民合一,上和而下應,且不永固藩籬耶!噫!靈武失而明亡,睢陽守而唐興,邊城得失之故。其所系且淺鮮哉!此即墨二城,田單所以為復齊之本也。題曰:‘西南屏障’,大書深刻,並綴數言,以告夫後之官此者。大清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庚 之吉。誥授朝議大夫花翎道銜即補知府昆池孫清彥書並識。”

石刻書法雄健,古拙蒼勁,雄渾奇麗,刻藝精細,端莊雋逸,遊刃自如,堪稱書藝俱佳,是省政府1985年公布的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南屏障石刻的來歷

據記載,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普安軍民府下設十二營中即包括捧鮓營在內,清初置捧鮓汛。清嘉慶三年(1798年)建置興義縣時,改普安州之捧鮓巡檢隸縣。民國三年(1914年)設分縣,二十四年裁分縣設區,三十一年設鎮。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仍置鎮。由於其毗鄰雲南、廣西,與之隔水相望,是滇桂進入興義乃至黔西南的重要通道,東北背負黔西南最高峰白龍山,西南面臨南盤江、黃泥河,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軍事地位極其重要,素有“滇桂黔鎖鑰”之稱,歷來為兵家必爭的邊陲重鎮。

清嘉慶二年(1797年),發生在黔西南的王囊仙起義,當起義軍得知清朝大軍雲集,並向起義大本營洞灑、當寨行進時,採取的措施之一,便是“圍魏救趙”,加緊圍困捧鮓,以減輕清軍對起義大本營的壓力。後雖由翼長常明在張定邦、劉君成等協助下,自魯布革進攻解圍,但對於延遲起義大本營遭攻破,依然發揮積極作用。

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自廣西金田村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經歷天京事變後,由於投效的天地會將領叛變,翼王石達開放棄上林等地,經貴縣北上取道黔西南,太平軍石鎮吉部將領曾廣依率軍經打謝渡紅水河,與白旗軍積極配合,向捧鮓城發起猛力攻擊。承擔守城任務的清軍,面臨強大的軍事壓力,唯恐城內回民呼應城外進攻,決定對其聚二而殺之。而守城清軍中的一名把總,為留後路,將參加攻城的白旗軍首領高世貴的母親暗藏於家中,並尋找機會將其送出與高相會,白旗軍撤退,太平軍孤軍作戰,儘管付出沉重代價,犧牲成千上萬勇士,也終未將城攻克。事後,因遭地方團首羅永祥(字雲亭)密告為“暗通回逆”,該把總及其參與者均被處死。聯想把總初願,似乎也有冤屈啊!

捧鮓軍事要地,不但退而可守,進亦可攻。

清同治元年(1862)3月23日,白旗軍攻占興義府城(今安龍縣城,下同),知府胡霖澍逃往興義時死於亂軍之中而由孫清彥署理府務,繼而府署亦移駐興義縣城。但同年9月29日,白旗軍又攻占興義縣城。知縣趙大松被擊斃,總兵趙德昌敗逃捧鮓,奔命於崇山峻岭之中。

白旗軍攻占興義縣城後,乘勢圍攻下五屯永康堡,情勢危急。堡主劉氏家族委派劉官禮兼程趕到捧鮓,與當地實力頭目張開基、張開業、李鳳才、羅雲亭等商定,結盟抗擊白旗軍。隨後,劉官禮的大哥劉官箴與捧鮓汛守備、團首張開基、副首李鳳才義結金蘭,張開基抄殺捧鮓18家回民。

清同治二年正月,按照約定,捧鮓團首張開基親率數百人馬增援下五屯永康堡。張團兵分兩部,一部駐紮下補路,另一部則直撲下五屯。白旗軍見援軍到來,不辨虛實,慌忙撤出了對永康堡的圍攻。張團人馬奮力追擊。但追至納寡田壩時,白旗軍似已偵知張軍實情,突然吹響號角,返回拼殺,步步緊追,將張團人馬逼退駐紮至普嘎山,並趁勢重重包圍,連夜攻擊,致其傷亡殆盡,投降後的張開基仍被吊在樹上亂箭射死。張團另一部也在下補路被圍困追殺,慘白潰散,僅餘百人逃回。而在此期間,張團總的“金蘭”大哥劉官箴,以時機不成熟為推脫,並未出兵相救。其實,劉氏本已懸掛白旗,與義軍講和並接受其“都統”職。張開基死後,副將李鳳才接任守備。由此,張、劉兩家結下不解深仇。

清同治四年六月下旬,團首劉官箴與其四弟劉官德帶親兵巡視捧鮓,部署南盤江上游防務。魯布革把總張開業以劉官箴居功自傲、專橫跋扈,並事實上出賣其兄為由,與捧鮓守備李鳳才聯手密謀,以請吃“全羊酒”計,於7月2日在捧鮓城內將其殺死,且同時將其四弟囚禁。劉氏三弟劉官禮聞訊,親率團練前往,殺死張開業,救走劉官德。李鳳才僥倖逃脫。這正是跋文“孰意陽極而剝,諸君乃自壞長城”所言之事吧!

清同治七年九月,即補興義知府孫清彥視察捧鮓。這已是他三到此地了。孫清彥(1819——1884),字士美,號竹雅,雲南呈貢人。清鹹豐年間,雲南回族起義圍逼昆明,廩生孫清彥投筆從戎,入趙德昌軍營幕府,隨趙入黔。屢有軍功,保薦為同知知府等。他為官清廉,有“清貧太守”之稱。擅長篆、隸、真、行、草各體書法,而以行、草尤精。除“西南屏障”外,在興義還有養馬張家營盤“盛世桃花”摩崖、筆山書院山斗堂“書法要訣碑”等。鹹豐十一年,官府派趙軍援助興義府城,趙令孫清彥帶兵先行,從此與黔西南乃至貴州各地結下不解之緣。

興義府城失守後,孫清彥帶領地方團練在黔西南地區與白旗義軍周旋,同治三年收復府城,孫亦接任興義知府。1個月後,白旗義軍首領張凌翔、馬河圖率貞豐七八千人,又多路圍攻府城。孫清彥負責清剿北路義軍,聞警派兵往援,均遭阻擊。張凌翔殺死叛將馬忠全部家屬,馬忠背其母赴孫清彥營乞救。孫立刻分撥兵練交馬忠,一擁登城,分投巷戰,生擒張凌翔、馬河圖。此後,孫清彥被調任都勻知府兼獨山知州、安順知府等職。

在黔西南與白旗義軍大戰期間,孫清彥曾三次到過捧鮓鎮。第一次是白旗軍攻占興義縣城後,與總兵趙德昌一起敗逃捧鮓,由於已為白旗軍攻占,只得奔西渡河進入雲南。第二次即張劉勢力互相殘殺的年份,也即跋文“憶余乙丑偶臨”之年。時值官府與義軍“停兵議撫”,孫清彥到捧巡視形勢和軍事,作相機謀劃。第三次即書寫“西南屏障”時。其時,孫並非在任於興義,而是署理安順知府郎岱同知。因其夫人蔣氏病故葬於郎岱,回滇報喪,後隨雲南援軍從羅平經魯布革進入捧鮓。

三到捧鮓時,已是白旗起義爆發的第十個年頭。面對綿綿戰火,內憂外患,回想所見“內山外河,垣塹天成”的地勢,經歷生死煉獄的孫清彥感慨萬千。應邀提留墨寶時,意在筆先,疾書“西南屏障”及跋文。後被鐫刻鑲嵌於當時的關帝廟甬壁上。

跋文中,孫清彥對捧鮓諸紳,在“地本彈丸,官失文武,兵食兩乏”的條件下,仍同心效死,以守孤城給以高度評價;從對“無信不立”這一人際關係原則的擔憂,尋找“自壞長城”的原因;由“官民合一,上和而下應”得出“永固藩籬”的結論。最後通過“靈武失而明亡,睢陽守而唐興......即墨二城,田單所以為復齊之本也”的史實,說明“藩籬永固”對於一個國家和地區穩定的極端重要性,為“西南屏障”點題。表達希望捧鮓“官民合一”、“藩籬永固”,永為“西南屏障”的美好願望。

世事變遷,滄海桑田,石刻還靜靜地立在原地。社會制度翻天覆地的深刻變化,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交通運輸狀況的巨大改善,使得當初軍事意義上的“西南屏障”,已漸漸在人們的記憶中淡忘。然而,筆者感到,石刻及其跋文所貫穿的理念,隨著時光的沉澱,非但不會流逝,反而愈加明晰。這一理念就是:只有“官民合一,上和而下應”,才能“永固藩籬”;只有“藩籬永固”,才能國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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